中国党与澳门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党与澳门抗日救亡运动本站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澳门周边地区沦陷，经济遭受打击、难民大量涌入、社会发展困顿等问题接踵而至，逐步沦为“孤岛”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澳门周边地区沦陷，经济遭受打击、难民大量涌入、社会发展困顿等问题接踵而至，逐步沦为“孤岛”。中国党高举团结抗日旗帜，领导澳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投身支援祖国抗战的磅礴洪流，谱写了一段隽永灿烂、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篇章。

　　早在大时期，中国党就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即使后来党组织屡遭破坏，但党员独立进行的活动从未间断。

　　九一八事变后，身处澳门的党员敏锐把握形势变化，坚持抗日宣传，开展工作，为澳门的抗日救亡运动积蓄力量。党员柯麟以医师身份为掩护，与旅居澳门的叶挺加强联络，积极开展上层工作，为党在澳门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原日本横滨支部宣传委员包华、原中山县委委员黄健、马来西亚党员陈少陵（后加入中国党）陆续抵达澳门，通过出版刊物、开设书店、创办学校等方式传播进步思想，启发爱国自觉。包华创建的濠江中学，大量招收有志青年，凝聚了一批爱国进步师生，并在校内组织各种读书会、剧社，以演讲、戏剧、座谈等方式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培养学生骨干，引导青年学子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的爆发，激起澳门同胞空前高涨的救国热情。为加强对澳门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促进澳门爱国事业的发展，党着手复建澳门党组织。1937年11月，澳门支部正式建立，1938年1月改为澳门特支，5月划归香港市委领导。同年8月，成立澳门工委，划归粤东南特委领导，后于1939年11月改由广东省委直辖。

　　新成立的澳门党组织十分重视培养和发展员。至1938年10月，澳门地区的中员已达50人，分属学生支部、妇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关支部、岐关车路公司支部、纱厂女工支部等多个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使澳门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主心骨、定盘星。

　　早在1936年，廖、陈少陵等党员就在澳门成立了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理事会等社团组织，并加入了一批进步文艺团体，积极推动抗战文化宣传。他们以这些文艺社团为载体，以高昂的救国热忱，鼓舞感召澳门民众不畏艰险、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其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大众救亡歌咏团”和“前锋剧社”。

　　“大众救亡歌咏团”的主体成员是爱好歌咏的澳门进步青年，团长由党员廖担任。歌咏团每周集中组织选唱《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宣讲歌词中的抗日救亡道理。1936年冬，歌咏团在澳门清平戏院举行公演，雄壮激昂的歌声令许多青年热血沸腾，奋起投身抗日救亡行列。歌咏团还经常深入周边乡村进行抗日宣讲，在街头讲述东北同胞被日本侵略者奴役、压迫的惨状，现场经常是群情激愤，“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前锋剧社”由党员余美庆等创办，以戏剧、话剧、街头剧等多种形式在澳门及周边村镇巡回演出，进行抗日宣传，足迹遍布石岐、小榄等地。剧社演出的《烙痕》《重逢》等剧目，鲜活生动地讲明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效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在党员及抗日文艺社团坚持不懈、广泛深入地宣传鼓动下，澳门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

　　由于澳门当局对日态度暧昧，多方限制抗日活动，澳门同胞大多以“救灾”等名义组建抗日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党在澳门的组织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对抗日团体的影响与引领。

　　1937年8月，为统一和加强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廖、陈少陵等党员倡议召开澳门救亡工作联席会议。同月，“澳门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来自澳门中小学校、报社、音乐社、戏剧社、体育会等50多个团体的100余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由于群众基础广泛，“澳门四界救灾会”成为抗战时期澳门开展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廖以“前锋剧社”代表身份当选理事，并在该会建立了党组织。

　　“澳门四界救灾会”以筹款赈灾、共拯我受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宗旨，主要通过募集资金的方式助力抗战，包括举办义演义赛售卖门票，发起献金捐输，组织商家进行义售义卖等。其在1938年9月4日至10月13日组织的义卖运动，共筹得义款10万余元，是当年澳门筹募救亡活动中前所未见的。

　　除募集资金外，“澳门四界救灾会”还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8月发起征集慰劳信运动，组织工作队分赴各学校、团体、单位进行征集。民众纷纷响应，参与者既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刚满9岁的幼童，至月底，共征集信件1000余封，送往武汉抗日前线。

　　抗战时期，澳门党组织创立和带动了一批澳门青年团体奔赴抗敌前沿开展战地服务，有的还直接参与战斗。其中，规模及影响较大的是“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和“澳门四界救灾会回乡服务团”（以下分别简称“旅澳团”和“四界团”）。

　　1937年8月开始筹建的“旅澳团”，是澳门党组织创立并直接领导的青年抗战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在各地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深入澳门周边县区村镇发动群众，在军民中开展宣传，帮助建立儿童团、妇女会、抗日自卫队等组织。“旅澳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及驻防官兵的热烈欢迎，有力促进了当地抗战局面的发展与转变。

　　由澳门工委发起，“澳门四界救灾会”通过召开全澳青年爱国团体联席会议成立的“四界团”，得到各方积极响应，男女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四界团”由中员廖担任团长，至1940年6月先后组织11个工作队共167名队员赴广东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抗战前沿开展动员群众、战地救护和慰劳抗日军队等工作，有时还与日军进行正面交锋。为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根据广东省委指示，“四界团”有百余人加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深入连排加强士兵思想教育，强化抗战信念。他们还建立了军民合作站，开展抗日保家和军民合作宣传，有效推动了抗战工作。

　　在中国党的影响和感召下，很多澳门青年主动要求入党，党组织不断扩大。“旅澳团”和“四界团”成员的报国献身精神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牺牲的就有14人，包括廖、陈少陵等骨干党员。中国党与澳门同胞休戚与共、携手抗战的光辉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尚伟、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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