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体育组织 初期体育管理体制

中国近代体育组织 初期体育管理体制本站　　从1911年的辛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与政府近 40 年的统治

　　从1911年的辛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与政府近 40 年的统治。在此期间,开展体育运动受到种种限制与束缚。但是,时代在前进，体育运动也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在各个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20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包括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日本式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等）在中国由盛而衰，英美竞赛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也是田径、球类等运动进一步开展，学校体育得以更新的时期。30年代是体育运动相对高涨、体育体系的形成时期，40年代是体育运动的低潮时期。

　　“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反帝，在体育上的反映就是首先促进了中国人收回体育主权。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等等。随着科学和思想影响的扩大，体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提倡男女平等，带动了女子体育的开展。在体育领域内部，隶属于军国义简单枯燥的兵式体操不受欢迎了；以强健身体为主要目的的活泼有趣的球类、田径等新鲜项目得到了推广。

　　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科学地论述体育的文章。1917年 4月，年轻的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用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全面论述了体育的目的、意义、科学价值和作用以及锻炼方法、注意事项等,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篇重要的体育科学论文。恽代英同年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的《学校体育之研究》，是另一篇科学的体育论文。它针对当时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正确地论述了体育的主要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中国近代体育组织，出现于20世纪初。当时，一些留日归国学生纷纷在江、浙、粤等沿海地区创立体育会。这类体育组织，多系反清志士暗中集聚力量的场所。此外，在广州和香港也成立了一些旨在提倡与组织运动竞赛的体育团体。1910年以后，特别是20、30年代,随着竞赛性运动的盛行,各种体育团体相继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精武体育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精武体育会是一个庞大的群众性体育团体，它的前身是上海精武体操学校。精武体育会以研究武术、提倡近代体育为宗旨,除推广武术外,还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等10余种近代运动项目。1911年秋成立女子部。1920年后，又向华南及南洋一带发展，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华侨聚居区相继设立分会。至1928年，共成立总分会42个，会员约40万人。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中国第1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其第1任（ 1924.8～1933.9）名誉会长是王正廷、张伯苓； 名誉主任干事是沈嗣良。该组织先后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设办事机构。全国体育协进会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会务是：进行国际间有关体育问题的通讯交往；引进及审编各种业余运动规则；主办分区足球赛和轮值在中国举行的远东运动会；选拔出席远东运动会、奥运会及戴维斯杯网球赛的选手；审订每年全国田径及游泳运动最高纪录；出版《体育季刊》杂志；协助各地组织进行活动并解答有关各地关于运动裁判及疑难问题。此外，还参与筹办了第4、5、6、7届旧中国的全国运动会。全国体育协进会从1927年起，代表中国陆续参加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等单项运动的国际协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当局不设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当时，官方对学校体育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教育部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发布有关指令或决议来实现的。如1915年教育部指令各公立学校开展课外运动，并于春秋两季召开运动会；1918年第 4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会议通过决议，“推广新武术”，并将“新武术”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等等。那时,由于缺乏管理体育的机构和制度,任何“指令”、“决议”，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从全国范围来看，体育运动的开展仍带有浓厚的自发性。

　　1927年以后，由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影响和国内许多体育界人士的促进，政府开始建立体育管理体制。1927年12月，大学院（后更名为教育部）召集部分体育专家于南京成立“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进入30年代后，政府开始建立体育行政机构。1932年在教育部下设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专门负责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工作。1933年及1936年，教育部还先后设置“体育督学”和“体育组”两个系统，前者负责督促、检查各地对体育法规的执行，后者主管学校体育、军训和童子军训练。除上述行政系统外，在党内、军内以及三青团内，均有相应的体育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