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龙八部》编剧晒剧本回应争议，谁该为烂剧负责？

新《天龙八部》编剧晒剧本回应争议，谁该为烂剧负责？大学生网店,网店代运营可靠吗,参加招聘会的心得体会, 搜狐娱乐专稿（山今/文）金庸在《天龙八部》中，用“从此醉”形容段誉和王语嫣的初见。 之前有无数个版本的初见，一见倾心、一眼万年……但没有一个段誉会激动得尿裤子，除了新《天龙八部》

搜狐娱乐专稿（山今/文）金庸在《天龙八部》中，用“从此醉”形容段誉和王语嫣的初见。

之前有无数个版本的初见，一见倾心、一眼万年……但没有一个段誉会激动得尿裤子，除了新《天龙八部》中的段誉。

段誉当时想解手，听到了王语嫣的声音。他离去后，导演给了地上的水渍一个特写。这一情节离谱到登上了热搜。最终这部《天龙八部》豆瓣只有3.6分，是所有改编版本中分数最低的一部。

一片骂声中，编剧袁子弹在微博上晒出了剧本，称剧本中并没有这一情节，“现场发挥？我也不懂。这种重头戏我没事乱改干嘛。”

无论是剧本本身就很糟糕，还是后期出了问题，都不是借口，观众没必要为烂剧买单。但借此我们可以思考的是，编剧在创作中到底有多少话语权？

如果把剧集创作比作工厂流水线，那么大部分编剧都只是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悖论在于，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负责剧本创作的编剧本应是机器的主心骨。

在这架机器里，平台、投资方、导演、制片人、明星的地位都比编剧要高。残酷的事实是，在这些工种当中，谁都可能决定剧本最终的样子，唯独编剧不太行。

“一个剧烂，只怪编剧是不公平的，毕竟很多项目剧本也不是编剧说了算。编剧肯定不会刻意写烂剧本，能力问题除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编剧会被各种因素干扰，被更多有话语权的人提意见，偏离创作初衷。”一位编剧如是说。

话语权缺失的另一面，是不够多的稿酬。明星通常拿走最多的钱，层层往下，留给编剧的已经不多了。

01 “给数据打工”

“所有的网剧，平台的话语权都是最大的，其实每个公司都怕平台。”编剧幸果告诉搜狐娱乐。

他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看候鸿亮采访的时候。侯鸿亮是正午阳光的董事长、制片人，作品履历异常辉煌——《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都挺好》……这种级别的公司受到平台的制约比较少，但也有条件——“如果你连续有三部戏播坏了，可能平台就会像对待其他公司一样对待我们”，侯鸿亮在接受《财新视听》采访时说道。

平台很强势，也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他们也许尊重内容，但更尊重数据。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切用大数据说话。观众在哪个情节停留了，哪个情节快进了……都会被记录下来。

编剧阿惠入行多年，之前碰到过一些完全不懂行的“土老板”，为了女朋友找人写剧本、拍电影。但对于她来说，指定某个演员、植入产品都比较简单，最可怕的是现在平台迷信大数据。“他们会直接跟编剧说，你们现在写这个根本就不行，就得写甜宠。我觉得真的本末倒置了。”

在之前的某次剧本创作中，幸果就感受到了平台离谱的改稿需求——“不能表现贫富差距，剧本还是要往甜宠方向做。”那是一个改编IP，原著是悲剧，男女主之间就是有明显的贫富差距，但平台不满意这样的人设，要求修改。这意味着剧本要重写，文本的大框架也要改动，后来整个项目都被搁置了。

“最后数据得出来的剧本，就是开头节奏很快，甜宠戏特别多、特别长。”幸果说。

合理吗？从样本数据量来看，确实合理，因为数据是真实的。

“但里面的逻辑有些不合理。停留或快进并不能轻易和情节产生因果关系。但平台得出的结论很粗暴——因为所有人在这个地方停留时间很长，所以我们要多写。”

迷信大数据的结果，就是编剧不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而是在给数据打工，“数据说什么我们就写什么，我们只是在服务、迎合观众。但美剧或者韩剧，他们是在改变观众的审美，引领行业。”

采访中，幸果多次提到了《隐秘的角落》。他觉得这部剧就是在引领观众的审美。观众习惯了快节奏，但《隐秘的角落》叙事很慢，没有赶剧情，而是娓娓道来一个故事。

“这种节奏可能是编剧梦寐以求的。因为平台在逼着编剧把6集的内容压缩成3集，刺激观众。”

02 被制约

平台不是唯一的老大。在内部，编剧也面临来自明星、导演和制片人的制约。

几乎从剧本创作之初，明星的影响就无处不在。

有的明星会在意自己的形象，不愿意演反派或者有争议的角色。编剧阿波告诉搜狐娱乐，业内需要修改整个剧本大纲的情况是常见的事，有时候是因为写剧本的时候以某个定好的明星形象出发，后面可能因为档期问题，明星不来了，整个剧本大纲就要改动。

人设之外，明星还会上手改剧本。如果是有想法的演员，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意见，这不算坏事。但更多时候，明星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人设够不够好、戏份够不够多。

加戏算简单的，幸果遇到过一个明星要改戏，是因为同组的演员。“他是男一，要改剧本的原因是他不喜欢和男二对戏，很讨厌男二的性格。”

更大牌的明星还会自带编剧进组。幸果说，明星在现场，拍着拍着觉得不对，“他的经纪人或者策划就现场改戏，这个太正常了，我认识专门做飞页的编剧。”——剧本飞页就是一边拍摄一边写剧本。

比起霸道明星要改戏，导演的要求往往是从剧本完成度或审美趣味出发。

山羊在一家剧集制作公司做编剧，她接触过的项目都是导演中心制，“因为我们公司导演有成功作品，就有话语权。但对于新导演来说，肯定不存在话语权。”

“我之前写过一个剧本，导演觉得如果人物是悲剧结局，会很有力量。但我们觉得从观众的角度看，观感不太好，最后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如果是审美取向上的不同，我们会理性讨论，或者按导演的喜好来。真的要拍板的话，还是看导演。”

相比之下，制片人的要求实在很多——剧本能不能落地执行。

阿波告诉搜狐娱乐：“制片人思考的角度和编剧完全是两个方向。制片人看剧本，第一会看故事有没有趣，其次他要看这里面有多少场景、演员。他们会考虑成本，能不能拉到投资。有时候制片人会要求编剧换一个更节省成本的方式去写。

编剧写剧本的时候，是根据人物的戏剧需求去决定这些事的，不会考虑那些。很难受，不过这也是职业编剧必须承受的事情。”

但也很难说制片人给予了编剧足够的尊重。很多时候，制片人对于剧本的最终决定权，也凌驾于编剧之上。

“不信任编剧是个很大的问题。每个人嘴上都说剧本很重要，但其实非常不尊重编剧。现在很多公司，制片人觉得剧本不好就立刻换编剧，一个本子到处找人改。反正有无数编剧等着，换到写得好为止。十万稿酬的编剧都要参与比稿、都有可能被换。”

幸果说，他的制片人也会让他去改别人的剧本，“很多项目弄砸，完全就是因为制片人或者导演不信任编剧。所有好的项目，都是大家力气往一处使，导演编剧都很懂内容。”

03 三十万与五千块

我们普遍认为剧集质量比较高的市场，采用的基本都是编剧中心制。

在韩国，编剧的地位和片酬都很高。地位可以高过导演，片酬可以高过演员。《来自星星的你》的导演张太侑和制作人朴烨称，从角色选择到剧情走向，编剧们在制作流程中占有70%左右的决定权。

“行业的经济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行业就是明星拿得比较多，平台给编剧的费用永远不是特别高。”幸果说。

阿波不太理解现在明星至上的行业结构，“奇怪的点在于，选项目的时候，优先考虑的不是剧本好坏。平台把项目定成S级，是因为制片人能找来明星。有大牌明星的项目就会成为S级，然后再去看剧本行不行。如果不行，就改吧。”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制定项目等级的方式，很多大投资、大明星、大IP的项目最后口碑都不太行，或者干脆直接夭折——豆瓣5.7分的《上阳赋》，已经播出不了的《青簪行》。

而当一个剧集成功之后，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八股模板。这是让阿波迷惑的地方，“有时候一部剧热播，可能只是因为演员、营销，或者题材契合了当下的时代情绪。但它火了之后，资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成功案例，要求编剧按照这个框架去写故事。但这个剧的成功，很有可能不是因为故事。”

面对我们行业是否尊重编剧这一问题时，接受采访的三个编剧都给出了类似的答案——越来越尊重，但落实到钱上，还是不太够。

2008年，好莱坞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编剧罢工事件。大部分美国编剧工会成员的年度平均收入不到4万美元，在美国居民平均收入之下。他们想要增加工资，并参与项目分成。罢工长达100天，最终制片人联盟和编剧协会达成协议，编剧首期工资占影片总投资的1%~2%，且可以参与项目的新媒体分成。

但在我们的行业里，“明星拿的钱有时候占了成本的一半以上。”阿惠告诉搜狐娱乐，“从整个项目比例来看，编剧的薪酬比较少，头部编剧一集还能拿三五十万。底层的编剧，一集五千到一万都没有。”

幸果的一个朋友也是编剧，最近在给一家大公司写剧本，“一集3万，4个编剧分，他只能拿4千，因为他是最没有资历的。真的很可怕，头部编剧一部剧写下来，可能会全款买房。底层编剧，一集可能才两三千。”

“现在很多新编剧为了保全自己，包括我自己，都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私下接活。我们还是想做编剧，但现在得找一个吃饭的工作。”

04 谁能有话语权

如果有作品、地位，话语权也会相应地增加。幸果管这种情况叫“钱权中心制”，谁有钱、谁地位高，就听谁的。

一位编剧在豆瓣上写道，对于她而言，《北辙南辕》的特权不在角色多么有钱，而是冯小刚这种级别导演特有的叙事节奏——第四集结尾了，餐厅还没开。“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我们提交一个类似的故事，最迟第一集最后，餐馆就要开张。这才是对我而言不可企及的差距。我们现在也知道什么级别才可以用这样的节奏叙事了。”

山羊的公司制作过豆瓣8分以上的剧集，因此受到平台的制约也会比较少。“平台合作得比较熟了，基本不会太干预。我身边有朋友的项目，平台还是会卡得比较严。”

但在现有行业结构下，一个编剧想要得到话语权，还是太难。三位编剧在采访中都提到了兰晓龙，《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编剧。只有做到了这个级别，才会被各个环节的人尊重，才能拥有“剧本中心制”的权力。

你认为行业里拥有话语权的编剧多吗？幸果一连回答了四个“很少”，“只有像兰晓龙、高满堂这种写进历史的编剧才有，其他人几乎都没有。”

这是一份需要创造性的工作，但大部分编剧都处于给别人打工的状态，就算是刚从学校走出来的理想主义者，在日复一日地机械写作中，也会被消磨热情。最终结果就是好编剧越来越少，好剧本也越来越少。

入行7年，山羊写过不少口碑不错的剧本，但他还是想写自己的故事，“模模糊糊没想好，可能是这几年有点消磨兴趣了，更多是接什么活写什么东西。但总还是想有点表达的。”

刚入行两年的幸果最近在写一部甜宠剧，他觉得自己还是想跟着导演干活，“而不是每天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编剧们的困境，间接反映的是在我们行业里，一个剧本的创作过程——被数据、流量、明星、资金、市场撕扯。几乎没有人在表达，能够完成及格行活的都是凤毛麟角。

如果行业能够给到编剧更多话语权，还会有层出不穷、匪夷所思的烂剧吗？可能不会那么多。起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而不是整个行业都给数据和流量打工。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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