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十年中国体育橙与黑 足球成为最大败笔之一

职业十年中国体育橙与黑 足球成为最大败笔之一本站　　新中国成立后至1994年，中国体育界一直只有“专业”，根本没有“职业”的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至1994年，中国体育界一直只有“专业”，根本没有“职业”的概念。1994年，由某烟草公司赞助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甲A联赛在国内12个城市登场，拉开了中国体育职业化的大幕。而在过去十年，职业体育对国人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陌生名词。火爆的市场、辉煌的成绩、英雄的涌现——这无疑是充满了兴奋和辉煌的“橙色十年”。然而另一方面，十年来中国职业体育又让人们充满了惶惑。市场的波动、理念的矛盾、乱象的丛生——这俨然也是充斥着畸形和堕落的“黑色十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了。职业体育到底是什么？中国的职业体育之路到底要怎么走？我们还在思索中。

　　在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职业联赛时，外国的“联赛商品”就已经开始对这片空白市场进行了占领。意甲联赛、NBA是最早把产品卖入中国的，迄今为止，欧洲足球5大联赛和NBA依然还是中国体育比赛消费最大的联赛。

　　1994年本土足球职业联赛开始，1995年本土篮球联赛也逐渐开展。职业体育让体育走下神坛，真正进入了中国百姓的生活。

　　专业体制下的运动明星，戴着国家英雄的光环，常年难得一见。而职业体育就在你的身边，你可以每周在球馆的出口见到他们。打得好你可以鼓掌，打不好你可以嘲笑。本土职业联赛的诞生也催生了各地电视台的专业体育频道，在以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过去十年，除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固定职业联赛，各地也开始引入其他职业体育比赛。比如克、高尔夫、F1赛车、网球职业巡回赛。羽毛球、散打、武术、围棋、象棋等也开始通过包装进入市场。

　　职业体育渐成气候，令中国庞大的体育爱好者群有了更多消费的选择。有专业体育调查机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的职业体育市场应该可以产生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消费额。目前本土职业联赛不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远不能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过去十年里，中国还是出现过一个明星级的职业联赛管理者——李元伟。李元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把职业体育当成商品进行包装和推广的管理者。从北极星计划的推出到建立联赛委员会，各俱乐部拉拉队，以及现场的音乐DJ开始包装比赛。

　　李元伟还真正做了一项让联赛商品化的关键决定——划分南北区，延长联赛日程。既然是商品，持续出售的时间就得足够长。

　　李元伟给CBA联赛带来很大的改观。他上任之初高呼篮球是中国第一运动的说法，当时遭到了很多质疑，但几年之后，他就给CBA带来了大额的赞助费用，即使取消了联赛冠名这一传统做法，他依然为联赛找来了很多合作伙伴。李元伟还坚持联赛统一拥有大部分的经营权，这也是学习NBA的经营方式。

　　中国的职业联赛，几乎是在市场推动中前进的。作为能够真正得其时，成其事的人，李元伟也仅仅做了一个开头。

　　尽管诸多磨难，但这十年，中国职业联赛取得的成就依旧斐然。2002年，孙继海转会曼城和英超埃弗顿的“科健模式”把中国球员的留洋潮推到了最高峰。足球的留洋潮，带来的不仅仅是球员个人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大量的关注度和收视率。姚明则几乎是一个人推动了NBA在中国飞跃式的发展。火箭成为直播率和见报率最高的NBA球队，NBA在中国赢得了大量赞助商。而诸如克、高尔夫、网球等职业体育比赛的推广，也催生了一批新生代的国际体育明星。

　　2009年8月，被新加坡警方出具红色通缉令的王鑫在辽宁落网。以此为开端，中国警方发动了一场席卷整个中国足球圈的“反赌扫黑打贪”的风暴。在这场风暴中，包括中国足协官员、地方足协官员、俱乐部管理者、教练员、球员、裁判员等大量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纷纷落马。这场“足坛风暴”至今仍未结束，它可以说是中国职业体育过去十年来的一个黑色感叹号。

　　从当年“渝沈假球案”的不了了之，到2002年的龚建平“替罪羊案”，中国的职业足球始终存在司法的真空，这才使得“假赌黑贪”的现象持续多年、愈演愈烈。出现这种局面其实并不可怕，相反，这恰恰证明中国的职业足球是存在规模经济价值的。只不过，我们的足球在职业化的过程中缺乏健全的法制监管，从业者可以用很低的机会成本，把职业化衍生的种种经济利益视为“私利”来攫取。

　　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国足球“黑色十年”被清算，应被视为中国职业体育法规建设的新起点与新契机——中国职业体育单独立法的市场诉求，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目前各体育协会均兼有民间社团和国家事业单位两种身份，也就是习惯称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样二元性质的管理机构一旦进入职业体育的市场，必然兼备管理者和经营者两种角色。基于这个结构性的障碍，中国足协、篮协和各会员俱乐部之间，在过去十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纠纷。

　　“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虽然这个转型的步伐不可能走得太快，但最起码，行业管理机构不能因为履行行政管理的角色而伤害职业体育的经济利益。这方面，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联赛盲目让路于国家队，任意更改联赛赛制和赛程等等。

　　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职业联赛是日常需求，犹如市场卖菜一样，与国家荣誉其实无关，即使参加国家队也仅仅是寻求一个互利的关联。国家队强制暂停联赛，犹如把菜贩子里的货物强行征收参加博览会。中国体育管理者始终认为联赛应该为国家队服务，这犹如认为你种菜就是为了上贡。这十年，职业联赛总是在“商品”和“贡品”间徘徊。

　　“为国争光”的理想追求跟职业体育的逐利本质不应该对立起来。管理者如果不在理念上摆正这个态度，中国的职业体育始终还会在误区中打转。

　　过去十年，正因为我们的职业体育无论在体制结构、组织形式还是运营方式上都存在“伪职业”的因素，故此，大量的“伪劣产品”也不可避免地流通于市场。

　　职业联赛是职业体育最核心的产品。过去十年，我们的职业联赛除了出现假球、黑哨、等违法行为外，还先后出现过诸如球员改年龄、俱乐部罢赛、退赛等非职业行为。如此“劣质”的产品，必然吓跑观众，赶跑赞助商。

　　除了联赛，运动员也是职业体育的产品。但我们的职业运动员，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职业素质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他们不懂如何珍惜自己的职业寿命，诸如酗酒、斗殴等负面新闻屡屡发生。而且，我们的职业运动员也缺乏必要的文化素质，不懂得如何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塑造自己的“产品形象”，最新一例莫过于王大雷在亚运会期间的“微博门”。

　　作为职业体育的市场参与实体，中国的职业俱乐部大多数也是“徒有其表”。他们有的因为投资目的不纯而进入这个市场，缺乏长远目标，甚至恶意损害市场秩序。有的则因为缺乏合理的经营手段，资金供给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结果出现大量拖欠运动员薪酬现象，甚至铤而走险参与违法经营。此外，电视转播权属模糊、职业体育服务机构发展缓慢这些外部因素，也严重制约了中国职业体育的良性出品。

　　2002年6月，中国队参加了韩日世界杯的3场小组赛，结果以“不胜一场、不进一球、不取一分”而告终。

　　2009年8月，因涉嫌在新加坡联赛操纵比赛的王鑫被辽宁警方逮捕，并因此引发一场彻查国内足坛各种违法现象的大风暴。在这场风暴中，广州广药队和成都谢菲联队遭降级，前中国足协官员南勇、谢亚龙、杨一民等人以及众多裁判、球员和教练员先后被刑拘。

　　2002年世界杯后，中国职业足球员进入集体“留洋”的，不过，如今除了蒿俊闵和邵佳一还能时不时打上替补，能够呆在欧洲的中国球员已经很少。

　　从2004年开始，甲A联赛更名为“中超联赛”。更名后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却大不如前，2005年甚至经历了因没有冠名赞助商而“裸奔”的尴尬。

　　2002年，姚明成为了NBA状元秀，他代表着至今为止中国体育运动员在职业联赛中走到的最高的高度。去年姚明还成为了上海男篮的老板。

　　广东宏远作为一家俱乐部，7年夺得6个总冠军，走出过李群、朱芳雨、杜锋、易建联、陈江华、周鹏、苏伟等国手，堪称国内十年来的最佳俱乐部。

　　2002年，王治郅希望能留在美国训练，暂时不回归国家队集训。于是当时中国篮协把王治郅开除出国家队。事实上，之后的姚明和易建联都得到了留在美国训练的特例，在体制冲突当中，王治郅成为首例。

　　2009年恒大地产集团出资2000万元注册了广东恒大排球俱乐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真正的职业排球俱乐部，开创了中国排球俱乐部自负盈亏、自主生存、自我发展的新模式。

　　2004年，上海与国际汽联达成协议，取得连续7年F1大奖赛的举办权。F1中国站的赛事场馆设在上海国际赛车场。7年过去了，上海方面为F1比赛投入了近50亿元人民币，但换来的只是持续亏损，不过上海方面已经和国际汽联续约7年。

　　前几天，中国男乒主帅刘国梁探访中国男足，并发表如下见解：“你们有乒乓球运动员挣得多吗？乒超联赛里有的球员的转会费已经达到了1100万，乒超联赛里打三个月的主力球员可以达到一两百万，你们能达到这个水平吗？为什么乒乓球运动员挣得多，反而没人说呢？原因就是乒乓球出了成绩，为国争光。”刘国梁的言论，再次证明了乒乓球选手是国内所有职业运动员的“吸金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