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全球职业体育赛事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冠疫情对全球职业体育赛事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本站　　的职业体育赛事，梳理疫情对赛事的组织和经济运营带来的影响，并基于职业体育复赛后的情况，剖析赛事管理者在与疫情共存之下采取的各类应对措施，进而为中国职业体育在疫情后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的职业体育赛事，梳理疫情对赛事的组织和经济运营带来的影响，并基于职业体育复赛后的情况，剖析赛事管理者在与疫情共存之下采取的各类应对措施，进而为中国职业体育在疫情后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作为一次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不仅导致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各项职业体育赛事暂停、取消或延期，还造成了职业体育联赛（盟）和运动队在比赛门票收入、媒体转播收入和商业开发收入等方面的巨大经济损失。

　　疫情之下，各国职业体育管理者通过空场比赛或封闭场地比赛的方式陆续恢复了职业体育的竞赛组织安排，并通过缩减运动员转会及薪金支出、重新签订媒体转播合同等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解决一系列赛事停摆导致的运动员合同、转播合同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职业体育管理者应当着力构建职业体育发展的新常态，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及时调整职业体育赛事组织安排，并籍此危机，审视、反思与完善职业体育发展中的运动员薪酬体系构建、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等问题，从而为后疫情时代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先后在多个国家出现了大范围、群体染，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全球范围内受影响国家数量、确诊病例数量以及死亡病例数量迅速增长。

　　在疫情影响下，职业体育赛事中观众聚集性观赛、人员跨区域频繁流动等现象，显然会对疫情防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早在2020年1月中国政府已宣布延期、暂停或取消包括中超联赛、CBA联赛在内的多项职业体育赛事。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国的蔓延，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职业体育联赛中都出现了运动员感染新冠的案例。

　　在此背景下，为防止运动员、工作人员以及现场观众等各个群体中发生交叉感染，欧美多国先后宣布暂停所有职业体育赛事。

　　尽管大多数职业体育赛事已经在2020年6月之后陆续复赛，但这一史上罕见的全球职业赛事停摆也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一系列问题。

　　据此，本文聚焦全球或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事，梳理疫情对赛事的组织和经济运营带来的影响，并基于职业体育复赛后的情况，剖析赛事管理者在与疫情共存之下采取的各类应对措施，进而为中国职业体育在疫情后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此次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体育赛事停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赛事停摆。从疫情产生影响的性质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新冠疫情对全球职业体育赛事最直接的影响无疑体现在赛事组织上。在中国由于新冠疫情发现较早，国家体育总局在2020年1月中下旬便根据疫情发展状况，要求各地暂停、推迟或取消所有已开始和原定4月前开始的体育赛事（见表1）。

　　国内所有体育赛事管理者在国家体育总局下发通知后，都于1月底至2月初宣布了各自体育赛事的暂停或者延期。

　　其中中超球队参加的亚洲俱乐部冠军联赛、在中国举办的一级方程式赛车（Formula One）中国大奖赛、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克中国公开赛等各洲际或国际职业体育赛事，也先后宣布延期，但篮球、足球、排球等职业联赛已经在6月后重启了赛季。

　　2020年3月之后，随着疫情在全球不断扩散，各国确诊人数快速攀升，多位政要、明星、职业运动员等被确诊为新冠患者。

　　各国政府纷纷开始对各类公共聚集性活动进行管制，以减少人群集聚和跨区域流动等行为。受此影响，全球多项职业体育赛事先后宣布停摆、延期或取消。

　　总体来看，在职业体育赛事高度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由于运动员和观众的跨国流动性极强，任何一项赛事都无法在疫情全球蔓延时独善其身。

　　尽管大部分赛事已经在2020年5月之后陆续实现了复赛，但疫情致使的长期停摆和空场复赛的事实，已经对职业联赛的经济收入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对职业体育赛事的需求不断增加，职业体育产业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各国职业体育联赛逐渐形成了以转播、商业开发和比赛日收入为3大支柱的运营模式。

　　以欧洲职业足球为例，2014至2019年期间，欧洲商业价值最高的20家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总收入由61.6亿欧元增长至92.8亿欧元[8]，随着新冠疫情带来的职业体育赛事长期停摆与空场复赛，相关经营主体面临着主要收入支柱大幅萎缩的直接影响。

　　作为职业体育运动队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比赛日收入（Matchday revenue）主要包括各支球队销售的季票、单次票、包厢等球票相关的收入，同时，大部分俱乐部除了门票收入之外，在比赛日当天也会通过餐饮以及其他比赛相关服务销售获得收入，因此，现场观众人数将直接影响俱乐部在比赛日中的收入情况。

　　表3呈现了权威体育统计网站Sporting intelligence统计的近两个赛季以来全球部分职业体育赛事的现场观众人数。

　　总体来看，欧洲和北美地区的职业联赛在场均观众人数和总人数上都要显著高于东亚地区的中超联赛和J联赛，这些国家职业俱乐部对比赛日收入的依赖程度也相对较高。

　　以NBA联赛为例，根据体育数据网站Sportsnaut的估算，仅在季后赛门票收入一项上，NBA联赛的损失就会超过10亿美元。

　　此外，高水平职业赛事也会吸引大量旅游者去往特定的城市或国家现场观看比赛，进而拉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如英国数字、文化、媒体与体育部的报告显示，每年有超过80万旅游者会在英国观看至少一场足球比赛。

　　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全球发展趋势，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国家职业联赛都很难恢复至大规模观众入场的情况，职业俱乐部比赛日收入以及其他相关收入无疑将持续遭受严重损失。

　　因此，对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联赛来说，疫情的蔓延必然会造成其在转播及相关收入方面的重大损失。

　　如表4所示，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的职业体育联赛仅在国内媒体转播方面就能够获得数以亿计的高额收入。

　　事实上，除了国内转播收入外，很多联赛通常还有高额的海外转播收入，如英超联赛2019至2022赛季海外转播合同总额达到了42亿英镑，而NBA联赛在中国的转播合同也达到了5年15亿美元。

　　这些转播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各国职业联赛的总体收入，而联赛中各支球队的球员工资和日常运营支出等，也极度依赖联赛转播收入的分成，尤其对于中小球队来说，在门票和广告赞助收入有限的前提下，转播分成便成为了维系俱乐部运营的关键收入来源。

　　注：数据来源于各国联赛官网、媒体报道等；表中每赛季金额=转播合同总额/年限，但实际支付中每赛季付款数额会出现差别。

　　在这些天价转播合同中，转播费用的支付通常是和直播比赛的场次绑定的，一旦合同中注明的转播场次因疫情原因无法完成，职业联赛便面临支付巨额违约金的法律风险。

　　2020年5月以来，多个国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事陆续选择复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赛事转播合同的如期履行。但在之前长达数月的体育赛事停摆中，多家体育赛事转播商一度“无赛可播”，这也使得转播商自身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

　　根据广告公司Media R-adar统计，美国职业篮球、冰球和棒球联盟的相关转播商在广告一项上，总损失便可能高达10亿美元。

　　事实上，在赛事停摆之后，转播商们纷纷采取拒付、延期版权费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英国天空体育电视台与意甲联赛、英超联赛之间则出现了拒付停播期间的转播费、要求退还转播费等纠纷；拥有北欧地区英超版权的Nent集团也曾在停赛期间要求“根据合同条款赔偿”。

　　职业体育产业的高速发展促使诸多俱乐部开始探索多元化的商业开发，为了更好地拓宽商业渠道以及满足核心区域和新兴市场的各类需求，目前大量职业运动队利用自身品牌影响力自主管理衍生品和授权业务，而不再依赖第三方提供中介服务。

　　据国际体育营销机构“Two Circles”的预测，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体育赛事的赞助费用预计将从2019年的461亿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289亿美元（同比下降37%）。

　　其中，金融服务行业，作为2019年体育赛事赞助的最大投资者，预计赞助方面的支出将同比下降45%(57亿美元。

　　除预估中商业赞助方面的减少，疫情冲击下的职业联赛停摆已经造成了部分职业运动队商业价值损失。以疫情较为严重的意大利为例，如图1所示，意甲联赛3家上市俱乐部（尤文图斯、拉齐奥和罗马）的股价在2020年初产生了大幅波动。

　　（1)1月31日前，意大利未发现有新冠肺炎病人，20个交易日内，3支球队的股价整体平稳，振幅普遍较小；

　　（2)2月3日至2月21日，意大利疫情以输入型病例为主，在此期间的15个交易日内，罗马和尤文图斯俱乐部股价整体较为稳定，而拉齐奥俱乐部因球队战绩提升，股价上涨接近30%;

　　(3)2月24日至3月9日，意大利疫情迅速蔓延，11个交易日内，3支球队股价整体跌幅明显，均超过了25%;(4)3月10日后，总理孔特宣布体育赛事停摆，在当周的交易日内，3支球队股价进一步下挫，较2020年最高值的下跌普遍达到了50%左右。

　　随着各职业体育赛事及职业体育运动队商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赛场内表现与赛场外的创收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职业体育赛事组织者、职业运动队股东、运动员、各类赞助商、比赛内容制作与转播方等各主体之间，形成了利益关系上的多重嵌套。

　　为了满足各个主体的需求、最小化疫情对职业体育产业的影响，在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的前提下，各国职业体育赛事从2020年5月之后开始陆续复赛，全球各国职业体育管理者从竞赛组织和经济运营两个方面采取了多项应对措施。

　　对于暂停或取消赛程的各大职业联赛来说，何时、通过何种方式重启比赛，是对其管理者在疫情初期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英超、德甲、意甲等中断赛程的联赛，抑或中超联赛、J联赛、K联赛等尚未开始的联赛，最初都对外宣称联赛预计将推迟1～2个月，但从各大赛事最终的恢复日期来看，除控制疫情较好的德国联赛在5月中旬重启外，全球普遍各大职业联赛都推迟至6月以后重启或取消当赛季的各项赛事。

　　从目前复赛情况来看，空场比赛已成为各大职业体育联赛的主要方案，应对措施主要集中在保证人员健康安全和维系赛程正常进行两个方面。

　　赛事重启的前提是能够保证比赛观众以及球队人员的健康安全，这就要求所有参赛球员（包括教练、相关工作人员等）和现场观众都不能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对于现场观众人数众多、观众来源地极为广泛的职业体育比赛来说，即使在当地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前提下，也需要完成强度和难度极大的卫生防护工作。

　　其中，中国作为较早控制疫情发展态势的国家，在中超联赛、CBA、中国男排联赛等国内体育赛事的复赛方案中，都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封闭复赛。

　　依据2019赛季排名，压缩赛程，于7月25日开始，进行第一阶段共计14轮112场比赛的封闭复赛。在欧洲，职业足球赛事大多选择空场比赛的方式复赛，在美国，NBA联赛选择采用封闭式方式由22支球队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进行统一复赛。

　　此外，各国管理者也基本采用了定期全员核酸检验的方式来对所有比赛相关人员的健康状况进行监督与管理。

　　从复赛之后的情况来看，选择封闭复赛的赛事都取得了较好的疫情防控效果，如在为期75天的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封闭比赛中，两个赛区共计23019人次的核酸检测未发现一例感染，而同样选择封闭复赛的NBA联赛在3个月的时间中也未出现一例封闭区的人员感染。相比之下，选择空场复赛的英超、西甲、意甲等欧洲国家职业联赛中，则不断出现球员感染的情况。

　　从目前场内收入受阻、商业开发收入锐减的大背景来看，转播收入已成为各职业赛事主体所依靠的少数且重要的收入来源。

　　如英超、西甲与法甲等欧洲联赛的2020年夏季休赛期均缩短2个月，而将20/21赛季的比赛开始间接推迟至9月11日后。

　　目前，国际足联提出了3次5人的换人名额制度调整，以期在密集赛程下，为各支球队提供更为均衡的人员安排。

　　但考虑到过密的赛程和2020年夏歇期的缩减，以及多项重大赛事集中推迟至2021年夏季后，未来球员疲劳带来的伤病问题将是职业俱乐部和国家队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全球职业体育运营收入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职业运动队的管理者通常会基于前一财年的收支状况，预估后续赛季的收入情况并制定相关预算支出。

　　德勤体育[15](2018）在其报告中指出，2017年欧洲职业足球联赛整体薪酬支出约为85亿欧元，占总收入的比率约60%左右，且较前一年增长达到4%。

　　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引发的体育比赛现场观众缺失、广告收入下降以及经济下行造成的全球居民购买力下降等原因，使职业体育赛事的转播价值大打折扣，加上停摆期间转播合同违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复赛后很多职业体育联赛与转播商重新签订了转播合同。

　　以英超联赛为例，在国内转播市场，英超联赛官方与PPTV在新赛季开始前达成了地区英超转播权的相关解约声明，此后，与腾讯视频签署的2020～2021赛季英超联赛转播合同，也从之前单赛季1.8亿英镑大幅跌至一年1000万美元。

　　这类重新签订缩水转播合同的行为，尽管大幅降低了职业体育联赛的收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支付高额的赛事停摆违约金，因而成为了职业联赛维持财务稳定的无奈之举。

　　此外，裁员、缩减运动员薪金支出、降低转会投入等方式，也成为职业体育联赛主体维持财务稳定的重要措施。

　　在上半年的停摆期间，中超、中甲、意甲、西甲、法甲、NBA等职业联赛都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裁员，并给出了涉及教练、球员和管理人员的降薪方案，具体降薪的幅度分布在10～70%之间；

　　在转会支出上，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普遍缩减了支出，欧洲各联赛夏季转会支出总额为41.2亿欧元，相比2019年的68.1亿欧元下降了约40%，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值。

　　从法律角度来看，对于受疫情影响而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本次新冠疫情可以归为介于自然灾害和非自然的人为引起的灾难之间，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之前，在职业俱乐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各球队的应对主要是基于合同里的“不可抗力”条款免除部分负担，譬如，里昂、亚眠、蒙彼利埃等多家法甲联赛俱乐部已经宣布暂停发放球员薪水，将球员列为临时失业的停薪决定，而西班牙人俱乐部则向西班牙劳动部门提交了临时雇佣条例，将俱乐部员工以及球员暂时归为“临时失业状态”，涉及范围包括中国球员武磊效力的一线队。

　　但对于未在合同中注明相应条款的情况，在遇到不可抗力条件发生时，俱乐部只能先尝试与运动员进行调解，如若无法达成一致，还需要诉诸诉讼程序，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决。

　　考虑到职业运动员的运动生涯较短，能够获得大额合同的时间普遍仅有3～5年，拒绝大幅降薪的行为也情有可原。

　　此外，欧洲职业足球联赛的俱乐部与球员签订的劳务合同期限或相关转会条款一般多在6月30日到期，而多国联赛都未能在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比赛，这也使部分俱乐部与球员之间陷入合同法律纠纷。

　　前阿森纳球员约翰·朱鲁和亚历山大·宋虽然没有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但却因为疫情引起的合同纠纷而被瑞士球队锡永解雇。

　　目前，在各大职业联赛基本复赛的前提下，因疫情造成的合同纠纷已大多得到处理，但在未来数个转会窗口内，疫情对球员转会、续约、薪金调整等方面的后续影响很可能会逐步显现。

　　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形下，重新启动各项职业体育赛事的工作已然展开，但对于目前已部分复赛的职业联赛来说，压缩后的赛程以及空场比赛的方式，使赛事的商业价值大打折扣，而不同赛事或同一赛事不同赛季的比赛之间在时间、场地、转播等方面安排的冲突已经开始出现，如亚冠联赛已经公布的比赛时间与足协杯比赛产生了冲突。

　　因此，在职业体育赛事后续组织的过程中，体育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统筹作用，协调各职能机构，做到因地制宜下的精准防控。

　　在国内赛事重启情况良好的基础上，再有序地重新启动多国、洲际以及国际等赛事，充分利用我国在疫情防控上的经验与优势，化危为机，在全球职业体育产业复苏中扮演引领者与示范者的角色。

　　目前，我国职业体育赛事为防止大密度人群聚集而导致交叉感染，多数复赛条件均是选择了封闭在局部区域内进行，但这一方式对比赛本身产生了多个方面的限制，如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在长时间的封闭式管理下，不仅要接受高密度赛程的安排，还需要在调整身体机能和保持心理状态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场地的变更以及现场观众的缺失，也很可能会对球队的竞技表现产生影响。

　　因此，在空场或封闭式办赛常规化之后，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封闭式办赛对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影响，在合适的契机下逐步恢复推进现场观众入场，进而保证赛事运营的高质量进行，重构赛事的商业价值，都将会是我国在新常态化防控策略下维持体育职业赛事商业价值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全球职业运动员工资和转会费的飞速增长已经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议，新冠疫情带来的赛事停摆危机和运动员降薪潮，也给各国职业体育管理者和从业者们提供了审视、反思与完善职业体育薪酬制度体系的契机。

　　在中国，近年来职业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尽管扩大了职业体育赛事的市场影响力，提高了职业体育运动员群体的收入水平，但也带来了一系列不符合职业体育发展规律的问题，尤其是在运动员工资和转会费方面，“天价工资”、“俱乐部欠薪”及“阴阳合同”等现象仍存在一些职业联赛中。

　　因此，职业体育管理者应当以此次疫情带来的运动员大范围降薪、转会热度下降以及联赛收入结构性调整为联赛薪酬制度改革的重要契机和抓手，借此机会厘清职业运动员薪酬与转会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彻底整治职业联赛中各类不符合规范的行为，推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运动员薪酬制度体系，为联赛后续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在此次疫情冲击下，全球职业体育赛事都暴露出了抗风险能力差的重大缺陷，一旦现场赛事无法举行，整个职业体育产业的所有环节都将面临冲击。

　　因此，职业体育赛事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应当充分反思疫情带来的冲击，适时调整职业体育产业的发展模式。

　　疫情期间，部分线上进行的电子竞技项目体现了其在特殊情境下的抗压力与承受力，也吸引了部分传统职业体育观众转向电子竞技，展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在疫情影响长期化的背景下，传统职业体育项目应当寻找与电子竞技、新兴传媒娱乐方式等结合的发展方式，借助数字技术，在全球疫情未得到全面控制的情形下寻求新的收入增长点。

　　如在空场比赛中通过虚拟技术提升观众观感，结合各类媒体平台打造更为多元的赛事类数字产品，设计更具有定制性的职业体育内容产品与用户服务、拓展边缘及小众职业体育项目的受众群体，开发赛事相关衍生品等方式，更好地锁定受众的观赛刚需，扩大传统职业体育赛事的变现渠道，从而发现新的盈利模式与发展契机，增强职业体育产业抗风险能力。

　　在运动员、工作人员、观众等群体面临严重健康风险的情况下，大量职业体育赛事都已经延期或取消，职业体育利益相关主体的高额经济损失已经产生，而针对后续赛程制定、球员工资调整、各类合同违约等一系列涉及竞技、财务、管理、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职业体育相关主体也给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以最大程度缓解疫情造成的各方面影响。

　　对于中国职业体育的管理者来说，应当根据疫情发展的实际情况，协调各方利益，制定出有利于职业体育赛事及相关产业快速恢复的策略，并籍此危机，审视、反思与完善职业体育发展中的薪酬体系构建、数字技术融合发展问题，为后疫情时代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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