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娱乐活动之兴盛赵宋市民经济的鼎盛

宋代娱乐活动之兴盛赵宋市民经济的鼎盛本站　　中国古代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顶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极大繁荣促成了士民社会的完全形成

　　中国古代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顶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极大繁荣促成了士民社会的完全形成。经历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而完成国家统一的宋初统治者制定了重文轻武的治国策略，文人地位的获得了极大提升，他们的休假时间也格外充裕，而社会各行业得到了全面发展促进了市井文化和娱乐活动的繁荣，而市民文娱活动的繁荣也侧面推动了宋代经济全面发展的局面，二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互利关系，也促使两宋之际社会底层新市民的形成。

　　宋代市民日常的娱乐场所是瓦子勾栏，瓦子在北宋仁宗时期的出现在东京开封地区，至北宋末年，开封的瓦子达到九处，主要是以娱乐为主，分布在居民区和商业区。北宋经济的极大繁荣促进了市井社会的繁盛，市民的娱乐场所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则自然具有独特的地位，全国各地的一些说唱艺人和三教九流纷纷涌入东京演出，以为谋生之路。北宋末期，东京的瓦子勾栏已热闹非凡了。北宋时期词人柳永曾经常常流连在杭州和苏州等地，沉醉于瓦舍勾栏之间，创作了大量平民化的诗词，传诵至今，而当时他的词已成为市井歌姬的广泛传唱之作，即所谓的凡有水井处则吟唱柳词的说法。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区和住宅区的界限在这一时期彻底被打破，促使瓦舍成为商业和娱乐为一体的消费场所，其中《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时期东京开封的大小勾栏的数量达到五十余座，而瓦子规模最大的象棚可以容纳数千人之多。勾栏内部主要由戏台、看席、戏房三部分组成。瓦舍分布的范围也是极广的，而且瓦舍表演是名目繁多的杂乐百戏，满足了市民日常生活和节日休闲时出游观赏的需求。北宋时期的词人柳永日常生活更是在市井勾栏之间，而且宋代，瓦舍是固定的娱乐场所，各种表演形式趋于专业化，汇聚了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此一时期的专业艺人努力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和竞争力，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观众，继而成为全民参与的休闲娱乐中心。例如《水浒传》中教头王进在街边杂耍枪棒，遇见了欺负弱小的高俅，因此他的命运也因此改变，而高俅则凭借高超的蹴鞠技术成为宋徽宗的宠臣，从此登堂入室。

　　南宋时期，都城临安作为上层统治者的所在之地，更是市民日常活动的中心，而且临安的娱乐活动规模远超北宋时的东京，此时的瓦子勾栏等大型的文娱场所也发展的更快。都城临安城有十七处瓦子。宋代不仅都城瓦舍众多、生意繁华，全国其他地方州县如苏州、明州建康等地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瓦子和瓦巷，它们常常分别冠以南瓦巷、北瓦巷之名。

　　日常娱乐活动的增加也带动了瓦巷中其他行业的兴起，这里常常伴有许多从事货药、卖卦、饮食、纸画等商业活动的市民，许多市民游客为了观看好看的娱乐活动，更是居住在附近。宋代瓦舍的兴起，为体育表演和体育观赏活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代表着古代体育休闲娱乐性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酒文化的一座高峰，它的形成滥觞于宋代商品经济的鼎盛，也滋生于宋代宽松的社会环境。饮酒成为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水浒传中经常可以看到到处开的酒肆，武松的三碗不过岗更是成为经典场面，而且还为了朋友的酒楼生意，醉打蒋门神，最后只能上梁山去了。这一时期的酒生意形成了成熟的酿造工艺，苏东坡、范成大等著名的词人留下了大量的酒经，成熟的技法造成了酒品类目的众多，除了黄酒之外还有果酒、配制酒等三大类。两宋时期酒肆的繁荣，促使统治者设立了官方的售酒机构——官榷的出现，一般摊贩从这里获取酒水然后在回到市井销售，国家对各种酒收取一定的税收，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为了鼓励商家卖酒，还设立竞争机制。南宋时期，金人不断南下，统治者沉醉于享乐，寄情于茶楼酒肆之间，这样的社会环境促使宋代酒楼茶馆的功能完全突破了它作为餐饮业自身的内容，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娱乐场所。例如宋代林升的诗句却无情的讽刺了南宋统治阶层的这种心态，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道出了多少热衷北伐的将士的无奈，但也间接描写了大多数统治者的心态，更反映了此时酒肆的发展。城市商业繁荣和市民阶层的闲暇时间的增多，文娱活动的陆续涌入，使得酒肆这种天然亲近游客的场所迅速成为都城和各州县最火爆的行业。

　　宋代的酒楼不仅仅是内部装饰雍容华贵，而且渐渐园林庭院化，如《东京梦华录》中载，这种茶楼必有庭院和绿化，更有花竹点缀其间。宋代城市里的酒楼在除了官库之外还实行“买扑”制度，对渡口、酒、醋等税收由官府核定数额之后，招商承包，承包户取得承包权之后，就可以独占某一区域开售酒水成为正店，而其他私户和小摊贩由他节制成为脚店，正店一般位于城市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处，而脚店一般分布比较偏僻。史料记载的北宋都城正店的数量更是多达七十二户，脚店的数量则数不胜数，正所谓诗人一句“忆昔剪茅长桥滨，朱娘酒店相为邻”的描述，可谓道出了北宋酒肆的发到和酒户的生存状况。

　　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也将茶文化推向了顶峰，茶坊的大量兴起也成为了必然趋势。茶肆成为与酒楼相互依托的所在，这一时期的茶馆数量众多，饮茶成为文人墨客和商贾游客谈文论道、经商的首选之地，茶与琴、棋也成为许多诗人口中的绚丽词章，大诗人陆游的《雨晴》、黄庭坚的《雨中花·送彭文思使君》俱是此中佳作。茶肆中店老板为了增加客人的光顾，营造良好的氛围，他们除了在店中悬挂名人字画，还特别注重茶馆内休闲娱乐氛围的营造，这一时期宋词的迎来了高峰，传奇故事和诗词弹唱以及歌姬表演更是成为茶馆的大众特色，宋代专门说唱的说书人演讲的民间“西山一窟鬼”的故事便是当时茶肆内最为大众喜爱的娱乐故事之一。

　　此外茶馆还经常开设棋类娱乐活动，棋类活动和蹴鞠博戏成为来吸引顾客的杀手锏。宋代统治者也经常往来茶馆酒肆，例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和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宋代的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中有一部分也向民众开放。在这个特殊的文娱场所里统治者往往会举行节日庆典、赏园踏青、体育比赛、百戏表演等活动，吸引众多的民众前来游玩。宋代大臣寇准、宋祁等人的《应制赏花诗》更是充分反映了贵族去酒宴上饮酒、赏花、赋诗的盛大场面。

　　唐代的开放风气造就了人口的增加和经济中心的开始南移，两宋之际，经济中心正式落户江淮地区和临安，大人口更是纷纷涌向都城。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之风，又推动着城市文化娱乐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市民阶层的娱乐活动的增加。科举制度的全面发展促使北宋真正达到了文人的治世。北宋初期的宋太宗继承后周政权，杯酒释兵权的影响，诸多开国功臣得到厚禄，并鼓励他们把大量的时间放在享乐生活上，由此而导引出两宋之际世人的享乐成风，而他们在闲暇之余更加扩大了娱乐活动的内容。

　　蹴鞠在唐代成为鼎盛时期，宋代更是继承前代传统，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形成了市民广泛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宋太宗和宋太宗都十分喜爱蹴鞠，他们常常一起参与蹴鞠活动，大臣上行下效，因此蹴鞠活动成了庙堂和市井普及的娱乐活动之一。《宋太祖蹴鞠图》就灵活的呈现了北宋初年统治阶层蹴鞠的情景。蹴鞠有两种踢法，一种为单球门的“筑球”，多在皇帝和贵族的宫廷大宴中进行。再例如南宋士人陆游《晚春感事》中生动的描绘了时人蹴鞠的热闹场面，那时正是场边万人呐喊高呼，场上健儿带球奔走如飞。再例如梅尧臣和司马光也有对蹴鞠场面的诗文，此外为了迎合统治者的爱好更出现了专门的足球机构齐云社。宋太宗和宋徽宗更是统治者中蹴鞠的高手，民间市井中更是人才辈出，除了高俅发迹的故事，还有宋太宗时期的张明，也因为此等技艺，跻身庙堂大将军，此外真宗时期的丁谓和柳永也是此中高手，民间的技艺超群的人数更是甚多。

　　古代中国相扑被称为角抵，唐宋之际更是成为社会中普遍的市民娱乐活动，宋代相扑与武术分离成为单独的娱乐活动项目，宋代这种活动不仅流行于宫廷，如北宋统治者在宫廷设立由禁军卫士组成名为“内等子”专业队伍，同时建立专门的相扑场所——相扑棚，同时相扑在,《水浒传》中又多次出现，文中对相扑的规则和场面有详细的描写。又例如宋代释道冲的《看相扑》更是描述了相扑的场面，而宋末元初诗人赵文的《相扑儿》则更重点描述了相扑选手的打斗场面。

　　南宋，相扑活动在民间得到广泛推广，受到市民阶层的喜爱，这一时期民间相扑高手层出不群。市井瓦肆成为一般江湖艺人相扑表演的场所，因此丰富了市民阶层的业余生活，他们一边经营生意，一边欣赏相扑比赛，场面自然十分热闹。民间也出现了专门进行相扑比赛的团体“角抵社”，由于他们以此为生计，因此技艺自然都十分出众。官府也热衷举办高水平的相扑比赛即“露台争交”，经常将民间的相扑队伍组织在一起，设定一定的赏金，自然也活跃了官员日常的生活。南宋官府会对相扑选手进行考核，并且人数和制度也更加完善。竞争制度和谋生需要，促使从事相扑技艺的人员不断提高自身技艺和观赏性，因此南宋时期相扑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后世相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外，两宋时期的相扑还出现了女子相扑，更加拓宽了相扑的参加人数。两宋时期的积弱局面，促使妇女地位卑微，一部分破产的农户和江湖人士女子，为了生活，也因此她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市井和官员的酒宴上，北宋仁宗就十分看女子相扑比赛。南宋时期的都城临安更是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女子相扑人物，而《水浒传》中记录的关于女子的相扑的描述则是段三娘和王庆的比赛。她们的出现或许与宋代的统治风气有关，也与此时期商业的鼎盛密不可分。

　　宋代没中国武术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武人地位普遍较低，而常年的军队都掌握在文官手中，大批的武将只能是低等级的官员，他们的俸禄也不宽裕，因此为了生活常常教授徒弟或者在瓦肆勾栏进行杂耍表演。

　　两宋时期国家军伍间为了加强水战练习，常常进行各种水上竞赛，并进行大规模的水上操练，随着统治者朝政日益，社会官吏对军伍操练日益废弛，便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例如赛龙舟和赛船。南宋末年，朝廷征讨梁山泊，水师惨败而归，便是军备废弛的结果。龙舟竞渡成为南宋十分普及的娱乐活动。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型的花船。大船缓缓划过江面，锣鼓喧天，岸边充满了看龙舟比赛的游客，好不热闹。南宋钱塘弄潮，是非常壮观的水戏表演。当八月中秋后，钱塘潮起，弄潮儿披发文身，手拿彩旗，表演各种惊险巧妙的节目。

　　棋类活动是我国民间重要的文体娱乐，在两宋已确立了比赛规则和方法，南宋都城中出现了大型棋会，并出现了从事下棋谋生的棋士。此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从事这一行业的专门人才，他们的日常主要活动便是陪同富家子弟深度的消遣娱乐，时人称这些人为“闲人”，大抵也是说他们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带有贬义在里面。“闲人”也是分等级的，他们或许靠此谋生，其中一等者，必须琴棋书画都需精通，要不然很可能就会被别人代替。投壶作为古代流行的娱乐活动，发展到宋代群体也出现扩大，成为庙堂和市井十分流行的娱乐之一。北宋神宗时期，元祐党政造成了王安石的失败，作为投壶礼仪规格的《投壶新格》也在重新占据朝廷中枢的宰相司马光的修正下，投壶游戏的娱乐色彩便逐渐淡化，更多的是具有了浓厚的统治阶层社会思想的意味。社会上层对于投壶态度而改变，造就了投壶活动因此走向衰弱.

　　宋代市井音乐兴起之后，其音乐形式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北宋徽宗时期，都城汴梁的瓦肆中充斥着说书、讲史、小说、小唱等技艺的艺人。也还有一些诸如筋骨、踢弄杂技节目。南宋时期，有关音乐舞蹈类的技艺记载更加详细，其中有些显然是从少数民族地区或国外传入的。社会音乐的极大繁荣促进了市井音乐的不断创新和改进，它的吸引力超过了宫廷雅乐，成为受到大众接受的主流娱乐形式。

　　宋代的宫廷音乐虽有庞大的雅乐形式，却对民间百姓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人们在瓦肆、勾栏找到了他们喜闻乐见的众多艺术形式，那是专为他们表演的艺术。宋代文化的下移促使这一时期的音乐由过去的宫廷音乐趋向于市井音乐发展，音乐艺术的表演中心也由宫廷转移到了民间，即所谓的雅俗共赏，这是宋代文化下移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促进了文化的灿烂繁荣，赵宋之际的文化也正是在这一内因下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座高峰，瓦肆、勾栏等为推动各种各样民间表演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舞台。

　　两宋之际的社会统治者上层的社会统御思想造就了大宋经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局面，创造了大宋商业的繁荣，促成了市民阶层的出现，也促成了市民娱乐活动的繁荣，也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向下转移趋势市民在日常的娱乐活动中大量的消费观念，也间接反哺两宋商业的扩大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