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蹴鞠娱乐风气的盛行唐人自上而下强盛意识的觉醒

唐代蹴鞠娱乐风气的盛行唐人自上而下强盛意识的觉醒本站　　蹴鞠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各阶层的一种日常生活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社会上层统治者推行的军伍锻炼的方式

　　蹴鞠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各阶层的一种日常生活娱乐活动，也是一种社会上层统治者推行的军伍锻炼的方式。它兴起于传说中的上古黄帝时期，战国时期“蹴鞠”最早的史料文字记载出现于《战国策》记载齐国都城临淄人的日常生活游戏之中，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游戏并列，成为平民阶层日常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秦汉时期时人在继承其娱乐性的同时出现竞赛性蹴鞠，并且作为军伍训练的一种方式继续活跃发展。唐宋之际，社会国力的全面鼎盛和开放的王朝风气终于促使蹴鞠活动广泛流传开来，成为贵族上层和社会民间广泛喜爱的游戏活动，唐宋之际也成为了古代蹴鞠文化发展的高峰。蹴鞠在大唐时期的兴起并不是偶然形成，自然与当时社会发展和统治风气密切关联。

　　唐代实大一统统治秩序之下的君主开明风气，造就了四方来朝的广泛影响，也为唐代蹴鞠运动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唐代对于人才的重视，无论是初期的功臣的重用还是科举制的大力推广造就了大批的人才，社会秩序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高度集权，也造就了社会物资和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的转移，江南士族的崛起等一列因素促使大唐帝国从上而下寻找更为激烈的娱乐方式，无论是斗鸡走狗还是宫廷舞乐都出现了全面的发展，外藩的不断来朝更促使唐代历代统治者爱上了蹴鞠这项更为激烈和宏大的竞赛游戏。

　　唐代重视军事训练和实行武举制的措施推动了武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的风行。唐代统治者兼具胡汉之英勇霸气，内心中更是喜欢激烈的对抗，增添王朝对于外藩的威慑力，而蹴鞠本身即具有娱乐性又充满了竞技性，这种内在属性正好符合这种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他们常常出现在蹴鞠运动的现场，观赏热情激烈的蹴鞠赛事，缓解朝政带来的疲乏，也给他们更多的思考时间或者从蹴鞠竞赛中找到强盛的大唐缩影，于是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推广，逐渐在社会上层的贵族圈形成了热门效仿的广泛影响，并最终普及至社会底层中去，这在唐之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极为罕见的，而这种剧烈的示范效应或可在唐之后的宋代才可找出匹敌的影踪。

　　唐代统治者都对蹴鞠和马球运动十分喜爱，唐玄宗曾明确下诏推广蹴鞠运动，即所谓“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最高统治者的喜好自是加速了蹴鞠运动在贵族和军伍中的广泛拓展，因此各级军伍在闲暇的冬季，组织军士进行马球表演，时人认为唐玄宗此举具有国防和治安双重意义，蹴鞠运动既可以震慑边疆敌人，又可以加强军伍协作，保障属地安宁。蹴鞠基于统治者的有意推广，因此其便成为军中日常性的活动。韩愈在与张建峰二位大臣更是在诗中讨论了军中进行马球竞赛的得失，成为当时的热议话题。当然二人的赠答诗作中难免叙述军伍中马球场面的惊心动魄，欢声四起。韩愈的诗中承认了马球即是军伍中的日常练武而不是游戏项目，很显然他是不赞成这样作。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作了辩解，说自己是书生出身，负有武职重任，举行马球活动，旨在练兵习武，同时反问韩愈道:“不知戎事竟何成!”

　　唐文宗也很喜爱蹴鞠运动，曾亲自到勤政楼观角抵和蹴鞠活动。武宗也喜好蹴鞠和角抵。皇帝的爱好会影响到社会的氛围，蹴鞠运动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仲无颜《气球赋》如此叙述蹴鞠场上的热闹场面道：队员之间相互驰逐，互不相让，当时蹴鞠场上呼和声此起彼伏，皮球在竞赛的球员脚下“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这描写中就描绘了唐朝人参与蹴鞠运动的情景，而唐代诗人储光羲的诗作中更有“天街时蹴踘，直指宴梐枑”、《酉阳杂俎》中更是记载了唐代张芬作为军人却经常蹴鞠，技艺高超，正所谓“福感寺赶鞠，高及半塔”，这些诗句能够折射出当时蹴鞠运动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

　　蹴鞠运动的兴盛离不开社会流行的推动，唐代社会社会统治的强盛促成了唐人的强烈自信和对强大的追求，贵族之间的马球比赛或者蹴鞠运动能够使他们在娱乐休息的同时，加强友人的感情和自身的体魄，因此蹴鞠活动的兴盛也就不奇怪了，就如同唐代边塞诗风的雄健昂扬，也亦如伟大诗人李白的奔放恣肆，这不是个体的突出，而是时代的群体精神面貌。唐代的整体的融合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对“体貌丰伟”的要求，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社会自觉，蹴鞠运动自身具备的竞技性、健身性、娱乐性、观赏性，决定了它必然拥有包括女性在内的广泛群众基础，也因此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赏者都能够从中得到享受。

　　唐初的统治者推行的“垂拱而治”上层统治思想促进了娱乐和体育运动的开展，形成了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和商贸业的发展，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带动了一部分城市的发展，促使社会各行各业快速繁荣局面的出现。文化层面的百放齐放和社会上层的有意为之更促进了文化娱乐的全面发展发展，无论诗歌还是史学方面都创造了历史上的发展高峰。统治者武功方面除了征服少数政权，开疆拓土之外，也就闲暇时间的剧烈游玩活动可以满足其内心的王者求盛的渴求。外藩都可以做出成绩的小游戏，强大的唐王朝自然也应该更加娴熟，而蹴鞠运动也正是在此等际遇下成为这一时期的时尚运动。唐玄宗时期大诗人杜甫清明诗中如此说道“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这说明蹴鞠运动普及范围非常广，已经成为一种习俗而被广大人民认可和接受。

　　唐代实行的兼容并蓄的道统思想政策，形成了大唐独特的容纳四海的气度。统治上层社会意识层面的鼓励，让更多具有创造思维的饱学之士参与到社会秩序中来，娱乐活动的发展契合了唐代统治者尊崇道、佛的内心渴望。蹴鞠和马球活动的炽盛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可贵的是大唐女性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她们不仅热衷于庙堂活动，更是积极亲身参与到蹴鞠赛场上去，形成了大唐独有的强盛气象。

　　唐代的球类活动有足球和马球两种，足球称为蹴鞠，马球称为打球或击球。唐代蔡孚的《打球篇》很好地解释了蹴鞠和马球的缘起，也为唐代蹴鞠娱乐的兴起指明了方向。社会上层的尚武风气和国人强烈的自信风气促使唐时期球类活动的性质即是军事体育也是娱乐竞技。宫廷和军队都经常举行，带有相当浓厚的社会统治正统色彩。社会的发展和上层社会的大力推广也促使唐代蹴鞠运动在继承了前代蹴鞠运动特点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

　　唐代蹴鞠制作工艺的改进是这一时期最大的创新。它不再是实心球，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充气球，使球体更加圆润和富有弹性。这一改变极大地促进了蹴鞠活动的大力推广，例如，唐代归氏在《吵皮日休》一诗中生动描述了关于皮球制作正如“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蹴鞠运动规则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唐代的蹴鞠运动的竞赛规则有了一些变化，不再是将球踢进鞠室内，而是设立了专门的球门。蹴鞠运动的规则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专门的球衣，例如《文献通考》记载的球门则是两根高大的竹子，在加上丝网，而赢得比赛则是通过进球门来球数决定。唐代诗人李廓在《长安少年行》如此描述道：“长拢出猎马，数换打毯衣”。此外，在踢球方法上还出现了双球门、单球门、打球、白打、踢高球等方法。

　　蹴鞠参与群体的也逐渐扩大。在唐代之前蹴鞠运动主要是在宫廷和军队中开展，在宫廷体育中王宫贵族们通过参与蹴鞠运动，达到娱乐身心的目的，而在军队中开展蹴鞠运动则是为了增强士兵们的身体素质和协调作战能力，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一诗中如此赞叹军伍中高手的寒食节运球技术的高超，也就是“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诗中描述了此一时期的唐人思想风貌，也反映了士人及时行乐的内心活动，而这种内心想法也正是蹴鞠运出现创新的重要动力。

　　唐代的蹴鞠运动在社会上层和贵族圈子群体中大受欢迎的同时，更是推广至广大基层平民中去，社会风气的开放促使蹴鞠活动甚至出现了女子蹴鞠运动。唐代贞观年间，女官李浣嗣曾经带领女子队伍参加各国来朝的竞赛，唐代《内人踢球赋》里描写更是惟妙惟肖：“球体兮似珠，人颜兮似玉。”民间蹴鞠高手和女子蹴鞠运动的出现，则在《剧谈录》中有过记载，而军中少年的竞赛中似乎曾经出现少女蹴鞠的场面。唐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女子的参赛自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具体则是一方面是由于唐朝统治者受到封建思想束缚较少，社会氛围活跃，女子较前代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唐代社会流行女子体格强健之美，崇尚英姿飒爽之风气，这也为女子能够参与蹴鞠运动提供了可能性。蹴鞠运动参与群体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蹴鞠运动的发展。

　　唐代蹴鞠运动对于社会既有积极影响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因素，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蹴鞠运动能够促进身体素质的提高。蹴鞠运动是一项体育运动，人们通过参与蹴鞠运动，在运动中健身，在娱乐中提高了身体素质，这对提升整个国家人口身体素质水平具有重大的影响。此外，蹴鞠运动在整体的竞赛过程中了提高士兵的自身身体素质和团队整体作战协调能力，也为为将士们闲暇之余的枯燥无味的军事训练增加乐趣，增加了他们的积极参与的意识和认同感。

　　蹴鞠运动的休闲娱乐功能。蹴鞠运动除了健身功能之外，还具备休闲娱乐功能。在宫廷体育活动中，王公贵族们通过参与蹴鞠运动，不仅仅在日常的娱乐活动中提高了与其他官员的感情、开通了新的下层与上层的沟通渠道，也为自身日常修身养性提供了新的方式。

　　此外，蹴鞠运动还具备观赏性，人们通过观赏蹴鞠运动，内心得到了满足和愉悦。再次，蹴鞠运动对后世的影响。唐代蹴鞠运动在制作工艺、场地和踢球方式等方面的逐步完善，为后世蹴鞠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代蹴鞠运动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对后世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蹴鞠活动对唐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蹴鞠等体育活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统治秩序，尤其是唐王朝发展后期。唐代因为善于蹴鞠而裂土封侯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中发展只最后甚至成为朝廷的祸患。《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年间，陈敬因为善于踢球被任命为四川节度使；吉达因为经常与唐顺宗下棋而被封为；杨国忠因为善于取悦唐玄宗而被封为宰相，这些人通过投其所好得到厚禄，破坏社会统治制度，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劝谏皇帝的王勃、左拾遗、侯昌业等人则被皇帝罢官或者是赐死。

　　唐代统治者自太宗时期就对蹴鞠表现出天然的好感，他层观看吐蕃人的现场蹴鞠活动，尽管说出了不满的话语，但实则内心确是十分喜爱的。然而统治阶层对于蹴鞠的喜爱促使广大臣子纷纷投其所好谋求上进，也是一种不良之风，正如安禄山好胡旋舞，最后却发动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这样的深刻教训并不是开明的君主不懂得其中的道理，而是其沉溺于这种娱乐活动成为习惯而已，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后期统治秩序衰弱的另一个方面，即后期的统治者失去了开拓进取的勇气和善于纳谏的传统，江山的日益衰退也成为了自然而然。

　　蹴鞠运动本身并无过错，但是统治者沉迷其中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李白在其诗篇《古风一百四十年》中辛辣的讽刺了唐玄宗的用人制度，一句“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诉说了唐玄宗经常在宫中组织蹴鞠比赛志得意满的状态，而忘记了真正的人才却还处于失意的境地，也揭示了唐代盛世气象下已经危机四伏的状况。

　　其二点即是蹴鞠运动的广泛开展也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唐代的阶级矛盾。社会上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秩序的控制，而日益沉迷于娱乐和享受中去。蹴鞠运动自然是她们的首选，或许也是他们内心失落之余想要找回王者气度的表现。例如，唐昭宗时期，吴王杨行密的儿子在居丧期间花费巨资进行蹴鞠活动。唐代女子蹴鞠运动更是日花巨资也仅仅是贪图一时的玩乐，安禄山的胡旋舞的兴盛和太玄宗时期生活上的奢靡和昏庸成为了蹴鞠娱乐的繁盛，也加速了大唐帝国朝着下坡路走去。

　　蹴鞠活动本身是一项积极向上的唐时的群体娱乐活动，然而却在一些人的奢靡的思想影响下，使得部分人利用蹴鞠运动来进行博戏活动。蹴鞠运动本身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体育活动，然而利用蹴鞠活动来进行博戏就会使蹴鞠运动性质发生变化，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唐代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盛行博戏之风，利用蹴鞠运动来进行博戏，就会淡化蹴鞠运动的健身性、竞技性和娱乐性，失去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蹴鞠运动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蹴鞠运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唐代蹴鞠运动的发展高峰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影响，更得益于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大力推进。蹴鞠运动的繁盛局面的出现展现了大唐盛世的动态的一面，也刻画了王朝内部那些曾经灿烂的生命和对自由的驰逐，也正是这样的豪迈生态下才创造了蹴鞠运动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丰富了唐代贵族和平民的日常活动，培育了军伍的团结。蹴鞠的竞赛化和组织化也彰显了浩浩唐人的自信和开放的追求强盛的高远情怀，也为宋代蹴球的再创繁盛局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