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闻文化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拓新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延安新闻学

延安新闻文化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拓新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延安新闻学本站　　摘要：形塑于延安时期的中国党新闻传统，是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新闻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新时代创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恰当历史起点

　　摘要：形塑于延安时期的中国党新闻传统，是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新闻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新时代创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恰当历史起点。这一新闻传统涉及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道德伦理、组织建制、操作实践等丰富内容，形态完备，蕴涵深厚，理应提升到“新闻文化”的高度加以把握。本文认为，在既有的延安新闻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引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从人类文明和新闻文化的高度来观照这段历史遗产，有助于打开新的研究领域和问题意识，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学提供基础知识，乃至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构建某种“元理论”。

　　延安时期中国党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内容丰富多样，蕴涵深刻复杂。从理论层面来看，包含对资产阶级“旧新闻思想”的系统批判以及一种全新的新闻理论的自主创建，①新闻功能的重新界定（集体组织者），②新闻生产主体的扩展（人人学会写新闻），③新闻专业伦理的超越（不是无冕之王，而是人民公仆），④等等。就实践层面而言，延安时期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新闻操作惯例、一连串明文规定且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包括新闻从业者的立场转换、思想改造，记者编辑参与实际工作，党政负责人动手写稿，通讯员制度，乡村读报组，大众黑板报，等等。

　　由此可见，中国新闻业的“延安传统”涉及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道德规范、行为方式、组织建构、操作实践等方方面面，形态完备，蕴涵深厚，而且在当时及此后发挥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苏联模式、迥异于西方模式、不同于中国古近代各种新闻传播模式的新传统、新文化、新传播。这一新闻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与清新刚健的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合法性源自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西方现代性与资产阶级新闻制度的批判，实践合法性来自中国与中国道路的独特探索、具体实践与伟大成就。站在21世纪中国崛起与两个百年的历史节点，我们需从人类文明与新闻文化的高度，对此予以总体性、历史性、理论性的观照、探究和把握，返本开新，推陈出新。

　　延安十年（1937—1947年，亦有从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算起），领导的新闻业获得空前发展，特别是1942年《解放日报》整风改版以后，的办报模式和党报理论基本成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包括《解放日报》改版的延安整风不仅奠定了中国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文化基础，而且也全面开启了人民共和国的中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媒介生态日新月异，新闻政策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调整变化，但形成于延安时期的核心新闻理念依然发挥着历久弥新的效用。例如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习的重要讲话对新闻宣传重要性与新闻工作者职业使命的强调，对党性、人民性、坚持正确导向、正面宣传为主等方针路线的论述，基本精神显然与延安传统一脉相承。在当前媒体市场化、商业化汹涌澎湃的情境下，中国新闻业对延安传统的重视和发掘，显示了中国新闻体系与体系引人瞩目的特点。[1]

　　因为上述历史与实践层面的重要性，“延安新闻学”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吸引了众多学术关注。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蔚为壮观，其成果被认为堪比“延安文学”。[2]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朱清河已有系统全面的介绍，本文不再赘述。在这篇最新的研究综述中，朱清河在详尽梳理了各类成果后，颇有洞见地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包括低水平重复（“内卷化”），具有学理深度的高水平成果较少，例如在党报理论和新闻思想问题上大多重复“四性”（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论断，对于其中的逻辑关联缺少深入探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清河指出该领域的研究视角过于依赖“史范式”，导致研究内容集中化、研究步骤程序化、研究结论僵化和固化等种种弊端，呼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打开新的研究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推动“史范式”的蜕变和转型。[3]

　　这样的评价总体而言是公允恰当的。如果进一步加以解释的话，可以说“史观”切中了近历史的主题，例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解放等现代性宏大叙事，而延安时期新闻业与这些历史主题密切相关。作为当时屈指可数的现代化大众传播手段，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在先进政党（“先锋队”）的引领和规范下，深深嵌入到整体进程之中，服务于20世纪中国和建设的总体目标。避开这些宏大叙事，剥离报纸与、政党的关联，就无法真切地把握延安时期的新闻状况。

　　不过，“史范式”指导下的延安新闻学研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照章背书的教条主义学风，以及由此带来的刻板文风。也就是说，对于延安时期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既往研究通常过于依赖官方文件、领袖著述等有限材料，采用寻章摘句的复述方式，形成充满套话的刻板论述。这里出现一个历史的吊诡，即党中央和在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扫清了教条主义学风和八股文风，创建了一整套涵盖思维方式、学习方法、词语系统等诸多内容的清新刚健的话语秩序——体现在新闻学领域也就是当时的经典文献，如今这个“主义新传统”似乎又成为新的教条，被僵化供奉，而其思想实质、活的灵魂如实事求是等，反而被遮蔽起来。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难以有效地解释历史，更无法对当代问题提供新鲜有益的启发。

　　无论是宏观的历史进程还是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都要求延安新闻学进行深化拓新，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具有支撑意义的知识、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回到复杂多元的历史脉络之中，以学理化的路径探究延安时期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理路，发掘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内核，另一方面也要求研究者打开因循良久的问题域，以开放的学术心灵汲取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引入新的视角、方法和史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发端于西方的新文化史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史范式，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在欧美的新闻史学界，社会文化史范式也颇受推崇。

　　狭义的文化史专指文学艺术史，但作为现代史学的一大门类，广义的文化史则指、经济、军事以外其他人类活动的总和。过往的文化史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包罗万象，几乎成为大杂烩，另一方面在选题上又局限于精英文化的苑囿，普罗大众的精神世界被排除在文化史之外。[4]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新文化史，极大冲击了传统文化史的选题范围和研究模式，底层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登入学术殿堂，并以叙述史学的方式娓娓道来，通过对一个个此时此地的微观世界的生动描述，史学这一古老学科重新焕发勃勃生趣。

　　新文化史不仅是对传统文化史的修补推进，而且也是一次史学整体的范式，即“史学的文化转向”，刷新了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路径方法、目标功用等。[5]概而言之，新文化史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表达，除了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遭到摒弃之外，现代主义“科学史学”所追求的客观真理、统一性和规律性、烛照现实等宏大叙事，也被新文化史宣告无效。[6]不同于现代史学将重大事件置于某一目的论体系中寻求因果解释，新文化史关注的是当时的人们对生活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探究语言和文化体系如何塑造和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言：“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新文化史的目标）是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索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解答。”[7]

　　上世纪90年代初，“新文化史”在西方勃兴之际，具有鲜明本土风格的社会文化史也在中国蔚然成风，这是80年代蓬勃发展的社会史、文化史两股研究潮流的汇合，一方面以社会史的视野考察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对社会现象进行文化阐释，这种研究思路均强调社会与文化的双向互动，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宏观把握。[8]世纪之交西方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学界主流对其抱以选择性借鉴的态度，即接受新文化史对于研究题材、理论方法以及史料的开拓创新，但谨慎对待其中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尤其是新文化史沉迷于微观世界、个人史所导致的碎片化问题，至于刻意凸显文化的作用，解构宏大叙事，追逐边缘题材乃至猎奇的倾向，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界大多持批评立场。[9]要言之，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借鉴了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但仍属于现代性的文化潮流，坚守着探求真知、追寻适度的因果逻辑但警惕目的论、以古鉴今等现代史学信念。[10]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理念近年来逐渐进入中史学者的视野，将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军事、经济等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范畴，研究路径上也借鉴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理论方法，对党史有关的话语、文本、仪式等进行“文化的阐释”。郭若平关于“五四”阐释与意识形态建构的研究，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维度的历史符号、文化、话语的叙事分析，解读了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引导和规约，论证了两者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系。[11]这项新颖的研究成果引起党史学界的关注，《中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期刊近两年曾组织专题笔谈，讨论党史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⑤

　　国外新闻史学界以美国的新闻文化史研究发端最早，成果最为丰富。上世纪70年代，后现代迅猛推进，史学界酝酿“文化转向”，在“新文化史”的口号尚未正式提出之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就敏锐地将后现代主义引入新闻史领域，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文化史观”。长期主导美国新闻史的“辉格阐释”（Whig Interpretation）即强调新闻专业主义渐进式发展的线性史观，被凯瑞宣布“已经过时了”，他倡导将雷蒙·威廉斯意义上的“情感结构”作为新闻文化史的核心概念，认为新闻是人类意识和社会经验的集合与呈现，一种文化符号表征，新闻史应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社群的“情感结构”如何影响新闻生产，新闻内容又如何反过来形塑人们的时代意识。[12]

　　凯瑞的性观点影响巨大，美国新闻史学界此后开展了一场“践行凯瑞”的行动，[13]一方面涌现了大批研究新闻从业者思想意识的著作，利用记者编辑的自传、回忆录、新闻作品、文学作品、口述史料来探讨社会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新闻人如何将这种影响作用于新闻生产，典型成果如《美国新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ism）于1996年第2期推出的新闻人生活史专题；另一方面则是以受众为中心的阅读史，研究时代意识如何通过新闻报道扩散流布，阅读新闻又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典型成果如诺德（David Nord）的读者史研究。[14]

　　时至今日，文化史已然成为美国新闻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在欧洲也风靡一时，但中国新闻学界显然并没有多少反应。⑥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学术思维的迟钝，实际上近二三十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新理论、新的引介借鉴非常迅速，蔚为壮观，关键原因恐怕是中西方学界在问题意识、学术关切方面的差异。如前所述，西方的新文化史以及新闻文化史研究，其思想底色是后现代主义，即对现代性宏大主题的，而在中国史学界包括新闻史学界，现代化、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社会转型等宏大叙事仍是核心关切。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正如王晴佳所分析的，新文化史在欧美的兴盛，未尝不是西方世界的全球影响开始衰落的折射，学者们躲避现实，放弃经世致用，重拾过往以致琐碎杂乱。在当前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学界如果盲目效仿西方新潮，难免沦为东施效颦。[15]

　　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跨学科、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及其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社会文化史的新方法和新视角，我们认为延安时期新闻学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与推进的巨大空间，具体可以从文化体系、人的体验、日常生活和符号表征四个方面展开。这样的学术创新不仅在思想理论、学科建设发展和资料文献利用方面具有独特意义，而且可以为当代新闻实践和传播治理提供有益参照。

　　（1）文化体系。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无论是从具体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独特性而言，还是从持久而重大的影响力来看，都构成一种“新文化”“新传统”。这一内涵丰赡的历史遗产具备系统完整的理论、制度、规范以及实践形态，理应提升到一种总括性“新闻文化”的高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需将延安新闻文化置于古今中外屈指可数的伟大文明传统与新闻传统之中予以观照，才能揭示其间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专业精神。如此一来，也就产生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这一新闻传统与文化体系的核心特征为何？其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内涵何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规范的区别在哪里？与的政、五四的新文化传统以及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下应运而生的？今天应该如何继承、发扬或扬弃？

　　（2）人的体验。西方的新文化史和本土的社会文化史，都对历史实践的主体即人的命运投注了极大的热情，这恰恰是以往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较为忽视的环节。将目光投向延安时期新闻从业者，深入他们活生生的经验与体悟之中，无疑将开拓一块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当时清凉山上的新闻知识分子、“延河边的文人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气和文化想象，从大城市的亭子间来到黄土山沟里，他们大多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艰难改造才融入一种全新的文化秩序。目前新闻学界对于这个领域关注不多，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推进。

　　（3）日常生活。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当前文化史研究的显著特征，这样的研究有可能步入琐碎、猎奇的歧途，但也有可能获得新奇而重要的发现。就新闻传播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便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只有深入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才能发挥作用，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战场就在社会日常生活中。[16]就此而言，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一大特色，是通过读报组、通讯员、黑板报等一系列细腻实践，深入乡间地头，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发生紧密关联。

　　（4）符号表征。史学的“文化转向”也被称为“语言转向”，强调对话语、文本、仪式等符号象征形式进行文化阐释。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不仅发明了典型报道一类新的新闻样式，甚至发明了为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群众都能接受的“普通话”，从而再造了语言和传播。对延安时期新闻话语、体裁、文本的解读，无疑将开辟新的问题域。

　　以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和视野“重访”延安时期新闻业，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在思想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有助于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具有支撑意义的基础知识和核心理论。以往关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或者停留在对新闻事业概况的描述，或者局限于对新闻政策的总结，或者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来考察某一具体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对中国新闻业的延安遗产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提炼，力求在基础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或进行一种“元理论”的建构。由于“延安经验”是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新闻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寻求“中国特有之新闻学”的恰当历史起点，故立足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所培育形塑的“元理论”，也应当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内涵。这是历史进程对当代中国学人提出的时代要求和学术挑战。

　　就具体的学术创新而言，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扩料范围。如前所述，借鉴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将中国新闻业的延安遗产提升为一种新闻文化，将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新文化的兴起与演变，文化与社会的互动，新闻从业者的生命体验，新闻文化与日常生活、社会动员，新文体、新话语的文化阐释等。推进这些研究也将扩料的范围，在报纸文本、官方文件、档案文献之外，口述史料、回忆录、传记，乃至当时的木版画、歌谣、说书、戏剧都将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这样的学术创新对新闻业界亦有启发意义，即为当代中国新闻人重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专业认同培根铸魂。从延安走出的新闻人，无论当时物质生活如何艰苦，不管当时思想改造、身份转换如何艰难，在若干年后回忆起延安岁月时往往饱含深情，对当时朝气蓬勃的工作状态异常怀念，特别对“为人民服务”“群众的勤务员”“党的耳目喉舌”这样的工作伦理，在事过境迁之后表现出极大的认同。⑦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走转改”等活动也是向这一专业传统致敬。不过，目前新闻事业史对某家机构、某份报纸、某篇报道的情报式搜集或学理化分析，很难使新闻从业者发生阅读和了解的兴趣，难以产生专业伦理上的认同。未来的研究应该注意发掘延安新闻人的生命体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新闻实践，努力描绘出一幅鲜活生动的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社会文化史，使当代新闻人在了解过去同行的生活之际，也能反观自身的世界，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

　　①新闻理论的破旧立新，以陆定一为典范，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全面批判了“从旧社会带来的思想意识和新闻学理论”，提出“开中国报界的新”。陆定一.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N]. 解放日报, 1943-09-01.

　　②《解放日报》改版期间，列宁的名言“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在不同场合被反复强调，例如改版社论。社论. 致读者[N]. 解放日报，1942-04-01.

　　⑥近年来卞冬磊做出了精彩的报刊阅读史研究，但总体而言类似的文化史视角仍属鲜见。参见卞冬磊. 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读报纸与现代性（1894—1911）[D]. 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13；卞冬磊. 从报刊史到报刊阅读史：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视角[J]. 国际新闻界，2015（1）。

　　⑦陕西日报社, 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编. 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C]. 内部刊物, 2006。该书收录的80余篇文章，充满着对延安时期的深情缅怀。另可参见丁济沧, 苏若望主编. 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陕西日报社编. 五十年华——《陕西日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C]. 内部刊物，1990；田方等主编. 延安记者[C].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卢建荣. 性别、与集体心态——中国新文化史[C]. 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vii-viii.

　　[7]罗伯特·达恩顿. 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 萧知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7.

　　[8]吕文浩. 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2015（5）.

　　[10]黄兴涛. 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1]郭若平. 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意识形态建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6]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葛兰西文选（1916—1935）[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95-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