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传记的史传特色

中国科学家传记的史传特色本站　　《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4期策划了“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家研究专题”，专题稿件近期将陆续由本公众号推出

　　《科普创作评论》2021年第4期策划了“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家研究专题”，专题稿件近期将陆续由本公众号推出。

　　改革开放40余年，科学家传记的发展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素养的提升密切联系在一起。进入新世纪，更是形成壮阔的“中国潮”[1]，涌现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科学家传记。当代科学家传记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国外的科学家传记相比较，又具有怎样的民族特色呢？梳理和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讲好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回顾当代科学家传记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在科技受到重视、科学家受到尊重的年代，科学家传记发展迅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一段低谷期，科学家传记在新时期迎来快速发展。

　　1977年8月，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科学与教育的重要性。同年秋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在《人民文学》发表，介绍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志在开幕词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年春天，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猜想》在《人民文学》发表，数学家陈景润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激发了无数青年的科学热情。次年，叶永烈的《高士其爷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版）出版，介绍了生物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的一生。随着《李四光传》（陈群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林巧稚传》（马雨农、王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华罗庚传》（顾迈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作品出现，科学家传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1988年9月，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要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次年，科学普及出版社集中推出《播春者——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欣发）、《生命的护神——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吴崇其）、《谷魂——稻作学家丁颖》（庄秋兴）、《沈鸿——从布店学徒到技术专家》（李永新等）。1991年起，《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一共有6册，分类介绍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学、药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力求全面、具体、简洁、准确。

　　1999年9月，中央、国务院、召开表彰大会，授予于敏等16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等7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此同时，科学家传记以丛书的形式迅速增加，例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科学巨匠”丛书，介绍钱学森、钱三强、苏步青、丁肇中等几十位杰出科学家；解放军出版社策划的“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将长期致力于国防科技研发的王淦昌、王大珩、彭桓武、任新民等多位科学家带入大众视野；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系列的科学家传记，集中介绍了邓稼先、钱学森等数十位重要的科学家。

　　进入新世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正式设立，2000年至2019年，共有吴文俊、袁隆平等33位专家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9月，于敏、袁隆平、屠呦呦等多位科学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叶培建、程开甲等多位科学家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9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召开，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陈薇等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这是科学与科学家受到高度尊重的年代，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科学家精神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科学家传记的发展也呈现出繁荣的态势。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第一辑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生动介绍首届和第二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吴文俊、袁隆平、黄昆和王选，2008年又出版了第二辑。尤其突出的是，2010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牵头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出版“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已达105种，包括个人传记97种、口述传记3种、专题著作5种，为中国科学家传记写作作出突出的贡献。2010年，“科学与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丛书也由科学出版社正式推出。2013年，中国工程院启动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的编撰出版工作。此后，中国宇航出版社的“中国航天院士传记”丛书（2014）、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百年追梦：共和国科学拓荒者传记系列”（2015）、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大美·中国女科学家”（2019）等不同类型的科学家传记不断问世。2019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合作了“创新报国70周年”报告文学丛书，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科技发展历程，颂扬我国科技工作者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202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启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丛书的策划。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重视，不仅促进当代科学家传记的繁荣，也让古代科学家得到更多关注，比较突出的有《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选注》（阙勋吾，岳麓书社1984年版）、《古代科学家传记》（朱振华，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此外，科学出版社组织编纂《科学家传记大辞典》，收入多位中国古代和当代科学家，除了上文提及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全六集），还有《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2、1993年版）。自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持续推出，其中包括古代科学家传记作品，如《兼爱者——墨子传》《大医精诚——孙思邈传》《问天者——张衡传》《梦溪妙笔——沈括传》（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等。

　　科学家传记不仅在数量上激增，在形式上也不断创新，比如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2019），这是国内首套权威、成系统的原创科学家传记绘本，采用人物传记绘本的形式，从儿童视角出发，以简洁的文字和精美的绘画，讲述八位科学家的成长故事，融科学性、艺术性与趣味性于一炉。多元的科学家传记作品亦给读者提供不同的选择，定位于儿童读者的科学家绘本颇受好评；定位于青少年的简写本更适合这个年龄段读者；电子有声书、扫码看视频等技术手段则让科学家传记更具时代感。

　　简要梳理当代科学家传记的发展史，不难发现，科学家传记的发展与党和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政策密切相关，对科技的重视、对科学家的尊重直接影响到科学家传记的创作。这一点与科学家传记创作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意义相关，文本反映时代精神，科学家传记的繁荣是国家重视科技和人才的直接体现。同时，科学家传记也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功能，激励下一代科学家的成长。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受到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最初的倡导者如梁启超、胡适、郁达夫等人都“带有明显的标举西方传记模式的倾向”[2]。这一点在家传记和文学家传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胡适的《四十自传》等，都以西方传记文学作为参照。具体到科学家传记，有学者将中国科学家传记与国外优秀作品进行对比，认为“整体创作水平及其发挥的科技传播功能对比国外优秀作品有很大差距”[3]。这种比较，实际上也是以西方传记为标准，而忽视我国古代传记的影响。我国古代有著名的四大发明，有《天工开物》《杨辉算法》等科学著作，清代一代学术宗师阮元“编撰了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的传记《畴人传》”[4]，记载了自上古至清代初年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二三百人。若是论及中国古代传记对现代传记的影响，则不得不提《史记》和古代传记的“史传”传统，这一点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代科学家传记的创作：强调真实性，擅长宏大叙事，颂扬科学家精神，突出教育功能。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以此来记叙史实。此后，纪传体成为史书的重要体例，跟《史记》一样使用纪传体的史书被称之为“正史”，二十四史均是纪传体史书，将人物作为中心，重视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史通》有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体现出的史学原则是重视教化和客观撰述。唐太宗著名的言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亦是强调历史的借鉴意义。传记的写作承载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为后代提供参考，以史为鉴。

　　相较于文学家传记、学家传记，对于科学家传记而言，这种教育功能尤为突出。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阅读科学家传记，不仅要了解科学家成长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学习科学家精神。在创作科学家传记的时候，就要赞扬科学家的宝贵精神，强调贯穿其中的爱国报国主线，突出励志价值。

　　袁隆平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他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又主持培育出超级杂交稻技术，是稻田里的守望者。《袁隆平传》（郭久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袁隆平的世界》（陈启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等作品突出了袁隆平艰苦奋斗、科学报国的优秀品质，以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南仁东二十多年致力于“中国天眼”的建设，这是目前世界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FAST。他敢想敢干，不畏挫折，有着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和勇气，最终将脑海里的图景化为现实，探索宇宙的奥秘。《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王宏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生动刻画了南仁东这种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钟南山在2003年的时候，受命抗击非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敢说真话，如实公布严重的疫情；2020年，奔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再次直击，将“人传人”的事实道出。《你好，钟南山》（叶依，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钟南山：苍天在上》（熊育群，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等作品都高度赞扬钟南山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辨的品质，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有不少科学家在自己的领域默默从事着科研工作，坐着“冷板凳”，下着苦功夫。比如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长期从事着青蒿素的研究工作，为抵抗疟疾作出重要贡献，切实解决了实际问题。《屠呦呦传》（《屠呦呦传》编写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是在屠呦呦获奖后，快速推出的一部作品，肯定和赞扬其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科技的研发离不开团队协作，屠呦呦在获奖时就说获奖是集体攻关的结果，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同样，杂交水稻的研发也离不开团队协作，袁隆平带领着团队攻关第三代杂交水稻。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在无数科学家身上体现出来，他们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们还善于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提携后学，比如吴孟超作为肝胆外科专家就培养了一支赫赫有名的“吴家军”，他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大多成长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肝胆相照：吴孟超传》（方鸿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作品对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进行歌颂。薪火相传，他们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2019年5月，《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出台，在这一意见的指导下，2020年，由科技部组织编辑出版的“科学家精神”丛书发布，该丛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不同时期受到表彰宣传的科学家为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科学家传记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功能，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古代传记的“史鉴”传统，其写作与现实紧密联系，探究的是科学家往事，目的在于用科学家精神激励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鼓励青年勇担民族复兴大任。

　　《史记》所开启的纪传体写法，将人物放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通过记叙一个人来呈现一个时代。这种宏大叙事的写法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传主一生中重要的历史关节点，而非聚焦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这一点与西方传记存在着重要区别。比如英国著名文学评论者塞缪尔·约翰逊就认为传记作家的任务是“把心思放在家庭私事上，去展现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在这里发掘“人和人之间谨慎和品德的砥砺”[5]10。因此，在评价中国科学家传记时，就不能以西方传记为标准，而是要考虑中国传记传统传承。

　　传主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记作品的叙述风格。中国科学家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间接影响到科学家传记的叙事风格，即历史宏大叙事，关注科学家与时代、科学家与科学史的关系。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是近些年较为突出的科学家传记，定位于“学术传记”，编写要求是“以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辅以传主所在学科、技术或工程门类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同时要以中国社会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作为背景”[6]。这就要求将科学家的个人成长史与学科发展史、社会史结合起来，在大历史中去观察和描述个人的小历史。读者在阅读这样的科学家传记时，不仅可以了解作为科学家的个人，还可以理解科学家是如何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作出艰难的选择，取得卓越的科研成就。

　　再以两部传记为例，其一是《林巧稚》（张清平，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这部传记作品在记叙林巧稚的成长经历时，关注她是如何从协和医学院毕业，并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长为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传记作家将其放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观察，林巧稚亲历协和医院被侵华日军占领的岁月，也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经历了多场运动，埃德加·（Edgar Snow）在《漫长的》（The Long Revolution）中也记叙过他在特殊时期访华时与林巧稚的会谈。林巧稚是科学家，也是历史的亲历者。因此，风云激荡的历史就成为林巧稚传记作品不得不考虑的重点内容之一。

　　其二是著名数学家王元撰写的《华罗庚》（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当代科学家传记中的经典作品。作者王元是华罗庚的学生，熟悉华罗庚，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同时，王元也是著名数学家，非常了解数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作为具有专业背景的传记作者，王元为了撰写《华罗庚》还查证大量历史资料，每一章的末尾都附有长长的参考书目。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华罗庚》，不仅是了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是了解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历史。但是，类似王元这样写老师、同行写同行的传记作者非常少见。

　　科学家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祖国发展历史中留下印记，在学科建设历程中留下痕迹，因此科学家传记要展示立体的科学家形象，就很有必要将科学家置于时代和学科的坐标系中。

　　司马迁的《史记》受到后世称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高度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因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秉持“实录”精神，实事求是，这是修史者遵循的基本原则。传记作品也应该如此，“传记文学”概念的提出者胡适就认为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科学家传记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时，也要做到真实，不过分夸奖，也不隐瞒错误，直书其事，翔实准确。

　　尽管对于现代传记属于历史还是文学存在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传记不属于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虚构，而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5]44，但是传记所涉及的基本史实应该是有扎实的依据。2009年的时候，一本名为《钱三强与何泽慧》的传记引发争议，其中部分历史细节被指出现纰漏，时间、人物、事件等与真实历史存在出入。尽管该书的作者声称写作初衷是肯定钱三强与何泽慧的贡献，但是传记中存在的错误却让这本书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强调科学家传记真实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公正客观地评价科学家，做到“不虚美，不隐恶”。科学家并非完人，要求科学家任何时候都做到完美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不过，考虑到科学家传记的教育功能以及对科学家的尊重，要想完全做到真实性还是有难度的。

　　塑造科学家形象，这实际上是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为了增加科学家传记的可读性，在行文时可以适当借用文学笔法，在保证事情的真实性基础上，通过选择材料，呈现细节，来塑造科学家形象。科学家传记要想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不能简单地堆砌材料，而是可以通过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描写，让科学家形象鲜活起来。比如，张清平在写林巧稚的传记时，为了突出林巧稚的善良和对医学的纯粹挚爱，在医学与之间划了一道界线，通过一个细节呈现林巧稚治病救人时从不关注对方的身份地位，在特殊时期依然牢记医者的使命，坚持给“黑帮”的女儿看病，结果被批判立场、阶级立场有问题，“治病不讲阶级性”[7]。传记作者没有任何多余的评价，但是林巧稚的形象就立起来了。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有“太史公曰”，附在正文之后，寥寥数句，道出他对人物的评价。现代传记也重视对传主的命运进行解释，阐释其人格是如何形成，“解释是传记的一种优秀传统”[8]。科学家传记可以有效地借鉴这一点，用事实来说话，用细节来呈现，将对人物的点评寓于行文之中，从而让人物个性鲜明起来。

　　科学家传记的终极目标是展现科学家的生命价值，弘扬科学家精神，因此它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功能。阅读科学家传记往往能够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以《哥德猜想》为代表的科学家传记影响和激励了一代中国人。受到《史记》的影响，中国的传记重视“史”的传统，科学家传记尤其如此，关注科学家与时代、与科学史的关系，具有宏大叙事风格。尽管传记文学属“史”还是属“文”存在争议，但真实是科学家传记的基本要求。通过对材料的有效选择和呈现细节，来塑造科学家的形象。

　　当代读者是否接受这样的科学家传记呢？中国古代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因而有“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委婉的文字。当代科学家传记则极少触及传主的缺点和错误，而是将重点放在叙述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展现科学家科研攻关的艰苦奋斗精神，称赞科学家为祖国作出重要贡献。但是，这种科学家传记被质疑，有学者发问国产科学家传记，“除了立志奋斗成功，还缺少什么”[9]。

　　实际上，在继承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创新，吸收国外优秀科学家传记的优点，让读者能够真正地阅读和喜爱国产科学家传记。以豆瓣评分颇高的《别闹了，费曼先生》（理查德·费曼，三联书店1997年版）为例，这是费曼的自传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费曼偷偷打开放着机密文件的保险箱，留下字条；在巴西桑巴乐团打鼓，还登上舞台表演；甚至还去赌城跟职业赌徒研究输赢概论。这种爱恶作剧的“天才中的小飞侠”形象，幽默风趣，打破了公众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科学家传记要引起读者的共鸣，建立起读者与科学家之间的联系，进而让科学家的生命价值在读者身上延续，这就要求突出科学家的个性，不能把科学家塑造为“神”，而应该是“人”。科学家传记也可以适当地介绍科学家世俗生活的一面，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是缺点，充满争议的事件等，让科学家离我们更近一些，让科学家传记更具有吸引力一些。

　　优秀的科学家传记需要考虑到传记生产的全过程，选择科学家传主、寻找合适的传记作者、撰写传记、市场定位和流通、读者接受情况等多个环节都应纳入规划。讲好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并不是易事，相信新时代会有更多可信、可读、可传世的科学家传记涌现。

　　通讯作者：彭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科幻文学等。

　　[3] 梁爽 . 科技传播视域下中外科学家传记比较研究 [D]. 沈阳：东北大学，2011.

　　[4] 韩文宁 . 我国科学家传记的开山之作——阮元与《畴人传》[J]. 图书与情报，2000(1)：69-71.

　　[6] 张藜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对科学家传记的一种新探索 [J].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36(1)：10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