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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本站　　提出当代作家经典化，有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眼光，但是，要把它落到实处又并非易事

　　提出当代作家经典化，有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眼光，但是，要把它落到实处又并非易事。就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论，它的创作和评论是同步展开的，至今已达百年。在这一个世纪当中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关键点。五四新文学初创时期，首先要确立的是它的合法性和原创价值——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数千年悠久丰厚的传统，五四新文学却是以反传统的面相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是从无到有，遭到文化保守主义者和传统文学阵营的攻击和是可想而知的。譬如说郁达夫《沉沦》这样的离经叛道的作品，在日本的私小说系列中可能不足为奇，但在汉语的语境中它的惊世骇俗“伤风败俗”，却遭到严厉的指责。幸好有周作人这样的慧眼识英雄，给郁达夫以极大的支持，使得后者获得了继续在创作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和决心。回过头来再想，周作人之所以支持郁达夫，正是因为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日本文化和文学的知识背景。同时，它还借助于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权威地位。与之相关联的是，回望中国现代文学史被经典化的作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话题性的作家：不仅是说他们的作品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段都有激烈的争论，他们的个人生活也经常被学界津津乐道，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萧红、张爱玲、赵树理等莫不如是。吊诡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一方面作家们个人生活的一面几乎被掘地三尺发掘殆尽，一方面某些看来不是难事的关节，却仍然云遮雾罩，众说纷纭。惟其如此，他们一直在吸引眼球，一直在被人谈论，有个新词叫做“注意力经济”，其实，作家要想经常处于被关注的视野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逸闻与“绯闻”，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此两点而言，当代作家都是难以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照的。现代文学距今已有100年的传播阅读史，即便是19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也足有70年的时间让人反复揣摩，经历了红极一时—销声匿迹—卷土重来的三段式，又恰巧与1990年代中期的大上海热相重合，才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我们现在所言说的当代作家莫言和他的同代人贾平凹、王安忆、余华、韩少功、阎连科、格非等，满打满算，他们全部的创作生涯，不过30-40年，在没有经历过翻烙饼式的大起大落反反正正的评价之前，是很难有比较确切的定评的。还有，前面讲到的现代文学作家的感情困惑、敌友恩怨，一方面是人们消闲解闷的谈资，一方面它又关联着作家的创作走向。不理解茅盾与秦德君的恩恩怨怨，就很难解释此前从未入川的茅盾何以写得出表现川中新女性的觉醒与追求的《虹》，一味地沉浸于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神话中，也无法解读沈从文的《水云》和《看虹录》。才子才女自多情，当代作家也不例外，何况身处从禁欲主义的“文化大”时期向开放多元的婚恋观转换的新时期；这些灵与肉的困惑，也渗透进作家的作品中。但是，除了因为解读《废都》而涉及到贾平凹的婚姻解体，我们还存在很大顾忌，为作家讳，很难以这一角度去解析当代作家的作品。而缺了这一块儿，就缺失了解读作家作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路径。

　　认识到上述两点缺憾，不是推卸责任，不是无所作为，讨论当代作家的经典化，仍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要追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作家的经典化，是如何形成的？它需要哪些要素？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目光观照下，凸显出来的是他的哪些方面？作为最重要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的莫言，他的经典意义何在？从19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到2012年10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各种各样的授奖词中凸显的是他的什么亮点？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就是在国外获奖最多、出版译作最多的作家，莫言凭什么赢得不同国别不同评委的青睐，凭什么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还有，各种文学奖项在莫言获奖的前前后后，都有哪些作家获奖，表现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在当下，莫言研究许多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充分，从这一角度入手或许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不但是从中可以看到莫言如何被经典化的动态过程，而且也可以窥测到来自不同方面对文学经典的价值取向。

　　1988年，《红高粱》荣获全国优秀这篇小说奖，这是莫言获得的第一个重要奖项。而可以看到评委意见和授奖词的，首先是大型文学期刊《大家》于1996年第1期刊载的给《丰乳肥臀》颁发“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评委个人评语与评委会通过的评语：

　　从黄河里舀起一碗水，不难看到碗底的泥沙。不过我们站在河边，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像的巨流，即或可以指出某些应予收敛之处，我仍然认为是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五十万言一泻而下，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苦难重重的战争年代，写得尤为真切凝重，发人深思。书名似欠庄重，然作者刻意在追求一种喻意，因此在我看来不是不能接受的。

　　《丰乳肥臀》是一部在浅直名称下的丰厚性作品，莫言以一贯的执著和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表达了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具有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文风时出规范，情感诚挚严肃，是一部风格鲜明的优秀之作。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可能会引起歧义，但并不影响小说本身的内涵。

　　部队资深作家徐怀中，《西线轶事》的作者，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的恩师，他的评语强调“艺术想象的巨流”，是从创作过程与宏阔气势着眼；著名诗歌理论家谢冕赞誉其是“大地和母亲的永恒的颂歌”，把握住了作品歌颂母亲的激越情感。由七位评委签名的授奖词，则突出了百年历史，苦难记忆。同时也会看出，颇有先锋意味的“丰乳肥臀”这个书名，即使在这些对莫言作品赞赏有加的评委眼中，也未免有些“刺眼”。

　　时当1990年代中期，经受市场经济冲击的中国文坛，众语喧哗，泾渭莫辨。兼取纯文学与大众阅读双重目标的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时间声名鹊起，发行量甚佳，“陕军东征”旗开得胜，后者更是被认作于文学的低迷中崛起的一座高峰。但为时不久，这两部作品就双双遭到强力打压，文学的风向标指向何处？恰逢此时，10万元人民币的大奖“大家·红河文学奖”落到莫言头上，这在当时是国内奖金额度最高的文学奖，也可以看作是其时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奖——自从1991年颁发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到1998年设立并颁发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此期间较大规模的文学评奖处于停摆状态。“大家·红河文学奖”的设奖者是在市场化大潮搅得人心浮动中逆势而起的大型文学期刊——创立于云南昆明的《大家》。正如莫言在“大家·红河文学奖”颁奖大会上所言：

　　两年前，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大家》创刊首发式。当时，在所谓的“文学低潮”中，在大多数刊物因为经济危机而叫苦不迭时，一个边远省份竟然创办了这样一份豪华刊物，我悄悄地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我甚至对身边的朋友说：“我估计这刊物办个三、五期就该停刊了。”但两年过去了，《大家》不但没有停刊，而且保持了它的豪华形象。越来越多的作家被《大家》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被《大家》吸引。《大家》在中国期刊之林里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大家》庄严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是云南的光荣，也是中国文坛的光荣。

　　“大家·红河文学奖”对于中国文坛，对于莫言，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红高粱》获奖已经是昨天的往事，莫言自1980年代末进行的文学探索，如《欢乐》《十三步》《酒国》等，都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丰乳肥臀》问世之初，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它的书名所吸引，作品的评价如何，还有待验证。莫言在文学探索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也还是未知之数。由徐怀中领衔的七位评委，把大奖颁发给莫言迄今为止仍然是其最重要作品的《丰乳肥臀》，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最为重要的是，《丰乳肥臀》这样的在数十年的历史长河中依次展现其诸多关节点，以刻画人物性格、显现命运浮沉的方式，也成为他后来写作《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和《蛙》的基本样式。

　　2001年莫言获冯牧文学奖。获奖评语说：莫言以近20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虽然，他曾一度在创新道路上过犹不及，但他依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冯牧文学奖始创于2000年，分为三个类别：青年批评家奖，文学新人奖，军旅文学奖，这正好对应了冯牧的三个身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曾在军旅并且发现和培养了白桦、公刘、徐怀中等一批西南军旅作家群的昆明军区部文化部副部长。此奖项在21世纪初连续颁发三届，2016年颁发第四届冯牧文学奖。在前三届获奖者中，青年批评家奖得主李敬泽、何向阳、谢有顺、吴俊等，文学新人奖得主徐坤、红柯、毕飞宇、刘亮程等，都是当今的新锐，军旅文学奖则是瞻前顾后，既是在追述1980年代以来军旅文学的创新潮流，如朱苏进、苗长水、乔良、周大新等，也有世纪之交引人瞩目的邓一光、柳建伟等。莫言的授奖词，一是褒奖其《红高粱》等抗日战争题材作品的锐意创新，二是肯定其开创军事文学创新潮流的功绩。还值得提及的是，在2002年的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给另一位山东籍军旅作家苗长水的授奖词中，莫言对军事文学的贡献成为辨析苗长水创作个性的强烈背景。这固然可以看作是授奖词撰写人对莫言的偏爱，但也见出莫言在军事文学创作中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一批青年作家纷纷以《红高粱》式的叙事方式描写自己“心中的战争”时，苗长水悄悄地从《季节桥》开始了向沂蒙山的文学跋涉。经历过《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和《犁越芳冢》，他以洞幽发微的艺术慧眼找到了美丽而沉静的《染坊之子》和《非凡的大姨》。在这一组沂蒙山系列中篇小说里，他用真挚而深沉的爱心去感知、发现和创造最苦难最严峻的战斗岁月中的诗意。他以朴实自然的低调叙述和绵密细腻的情感流露，委婉细致而又反复坚定地向我们展现了在历史的黑暗时刻中，中华儿女人情人性美的花朵的生命形态和缓缓开放的自然过程。他以苗长水式的深情吟唱区别了莫言式的轰然雷鸣，同样独辟蹊径地超越了历史题材创作的“五老峰”。苗长水贡献于斯，风流于斯。时至今日，我们在为苗长水暂停了他的沂蒙山文学之旅而惋惜的同时，依然怀念源自沂蒙山的、叮咚作响的“长长的流水”。

　　如此厚爱莫言，还有一个原因。《丰乳肥臀》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出乎意外的批判浪潮。在强大的压力下，莫言违心地做了检查，“主动”要求对《丰乳肥臀》停止发行，黯然离开军营。前面说到《废都》和《白鹿原》都是先畅销后遭受打压的，贾平凹和陈忠实也因此遭受很大压力。但是对《废都》的公开批判主要是来自学界，对《白鹿原》的指责则控制在“内部”的若干说法，未曾公开发布。那些批判《丰乳肥臀》的文章来势汹汹，几欲置莫言于死地，甚至还可能危及到徐怀中等。而且，当时的语境下，莫言自己和学界朋友都无法做出公开辩护。冯牧文学奖口口声声地说到他的《红高粱》对军事文学的重要贡献，其实是曲径通幽，别有襟抱，是对前述的批判《丰乳肥臀》之恶流的一种委婉的回击吧。

　　2001年《酒国》（法文版）获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授奖词是：

　　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奖项，1986年由法国文学评论家Laure Guille-Bataillon创办，专门颁发给有法语译本的外国文学作品，历届获奖者中，有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约翰·厄普代克、莫言、德里克·沃尔科特等著名作家。莫言的《酒国》问世之后，在本土没有产生热烈的反响，这也许和《酒国》的寓言式写作风格相关：1990年代的文坛，先是王朔的“痞子文学”走红，后来则有《废都》《白鹿原》和《文化苦旅》风行；曾经炫目一时的先锋文学作家或者销声匿迹，或者改弦更张，《酒国》强烈的文体探索姿态，因此遭到冷落。而法兰西不愧是世界文化之都，它的敏锐眼光和创新气度，对《酒国》这样不仅超越本土也超越了世界读者阅读经验的探索性文本的激赏，溢于言表。满篇授奖词全是着眼于艺术创新，而不曾像我们常见的七分思想内容、三分艺术成就的二分法，一来避免了对作品内容解读中产生的歧义，二来凸显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性。

　　“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来自文学界，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则代表了法国官方的旨意。2004年，莫言和李锐、余华同获此奖项，这再一次展现出法国对文化的推崇和当代中国的友善。给莫言的授奖词如是说：“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这恰好对《酒国》的授奖词形成一种对话，在叙述实验的鲜明特征之上，是对所有人物的生动描述。故乡情感，农村生活，历史画卷，这样的评价与我们通常对莫言的描述并无二致，但是，“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尚未被我们所关注，或许，产生拉伯雷的国度，比我们更长于捕捉作家的幽默感吧。

　　在欧美各国中，法国是莫言作品译本最多的国度，在莫言获诺奖之前，他就有近20种作品翻译成为法文，以至于瑞典诺奖评委会成员在回击有些人提出是葛浩文英文译本塑造了莫言的海外形象时，就讲到评委们从法文译本阅读莫言的情况。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我记得（莫言）只有三部作品被翻译成瑞典语，大约六部作品有英文版。而法语有十六部，所以我基本上读的都是法语版。”〔1〕马悦然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也再度澄清：“关于这个谣言可以停止了。关于莫言，我们评委除中文外，还可以阅读几乎所有欧洲大语种的译本。比如法语，在他获奖之前，莫言的法译本有18种，获奖之后，立即增加到了20种。这里边肯定有忠实、全面、精当的译本。短篇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本来也在我的翻译计划中，但因为已经有精当的法译本了，所以我就没翻。法语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莫言的长篇小说是中国伟大的说书人的传统，他获奖实至名归，我们对他的阅读是很充分的。还有一点有意思的，莫言曾获得法国的骑士勋章。事实上中国的好作家有很多都获得过法国骑士勋章，比如余华、李锐、贾平凹、王安忆等。”〔2〕就此而言，法兰西的文化自傲是足以成立的。

　　2001年《檀香刑》获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接下来，2002年《檀香刑》获首届“鼎钧双年文学奖”。授奖词说（因其文字较长，笔者掐头去尾做了节略）：

　　……《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

　　义和团现象本身就是民间文化所孕育所造就，是山东古老民间文化的一次狂欢。借这个题材来激活一种以民间文化为底蕴的小说叙述，使本事与形式之间的天衣无缝，形成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回声”。民间戏曲、说唱，既被移植到小说的语言风格中，也构成和参与了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使得《檀香刑》比以往任何高扬“民间性”的小说实践，走得更远，也更内在化……

　　这里强调的是《檀香刑》的民间特色，义和团起义本身就是一次起源于民间的自发性反抗，采用地方戏曲“猫腔”艺人及戏曲唱词风格加以表现，正是通常所说的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桀骜不驯的英雄主义，同样是草莽民间的特色。莫言宣称《檀香刑》是一次大踏步的后退，是向中国文学传统和民间意识的皈依，这个授奖词就可以看作是对其新的艺术探索的高度肯定。与莫言《檀香刑》同时获鼎钧文学奖的是李洱的《花腔》，其授奖词曰：“李洱相当贴切地抓住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展开叙述，使每个人的叙述都特别有滋味，同时也不失总体的叙述风格。小说的叙述也始终散发着醇厚的诗情。这部小说以多视角的叙述，打开了一个异常生动的历史画卷，特别是有意混淆真实与虚构界限的手法，使得历史与人性的冲突变得真切而意味深长。李洱打开的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展开现代性反思的最有益的探索。”《花腔》同样是在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作出相当大的拓展的杰作。加之第二届获奖的作家作品阎连科《受活》和格非《人面桃花》，可以将鼎钧文学奖看作是非常具有先锋性的文学奖项，可惜这一奖项此后似乎偃旗息鼓，未见其延续。

　　2004年4月，莫言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授奖词说：“莫言是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

　　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由南方都市报于2002年设立，标举“公正、独立和创造”，“争做关注高雅文化的风向标”，每年的获奖者分为“年度杰出成就”“年度作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批评家”和“最具潜力新人”6个奖项，至今已经颁发14届，其连续性和严肃性，都是中国各项文学奖中至为难能可贵的。逐年累积下来，它几乎网罗了中国及海外华语文坛诸多名家。这个授奖词的核心是莫言表现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灵的“复杂和广阔”。它充分发挥了汉语的悖反性特征，欢乐与痛苦，天真与沧桑，素朴与绚丽，狂欢化与残酷性，同时也对21世纪初莫言的三部长篇小说表现出的探索创新予以积极的肯定。这和鼎钧文学奖的指向，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表述：鼎钧文学奖强化的是莫言创作与民间的关系，民间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民间戏曲的表现形式，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重在对莫言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的解读上。而且，由于后者是每年评选一次，所针对的是上一年度有重要作品的作家，因此，莫言的新作《四十一炮》和修订本《丰乳肥臀》于2003年双箭齐发，也是其获奖的一个前提。尤其是《丰乳肥臀》的新增订本，添加了上官鲁氏为了生育铤而走险，向包括自己的姑父和瑞典籍神父马洛亚等诸多男人“借种”这样悖反传统人伦的情节，它能否被文坛和读者所接受，是个未知数。授奖词中特意讲到这一增订本，不啻是给莫言的增订扫平了可能的障碍。

　　2005年12月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莫言荣誉文学博士。美国学者、莫言多部作品的英文版翻译者葛浩文现场致辞中，对莫言有如下的描述——

　　莫言较近期的作品包括1995年的《丰乳肥臀》和2003年的两部作品《檀香刑》和《四十一炮》。他依然多产，以其笔触令读者诧异、喜悦、惊愕。他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和笔法，无畏地揭示出身边人事上和社会上令人震惊的狂暴面貌，毫不退缩。难产、强迫堕胎、重病和畸形、与死亡，这些都是莫言小说常见的主题。他从不为照顾读者的感受而避免描写身体功能最隐密的细节，往往无情地描绘人类的伤痛和残忍，道出婚姻和家庭暴力的悲哀，毫不讳言地揭露政府的贪污舞弊，严苛地描述人与老鼠、蚤子、蛆虫、癞皮狗共存的环境。他为人类苦难所写的哀歌，无疑是以山东农村为背景的，那里水道干涸，山路崎岖，高粱、黄麻处处，还有沙尘滚滚的农村广场、政府建筑群和牢狱。但是，这些凄清的景象却被缤纷而精炼的想象笔触所冲淡，因作者对人类身处环境的深刻感受和柔情而呈现生气。莫言对人类凄凉孤独的描写令人不安，而且往往悲剧味道很重，但最终都以其真实和无穷信念启迪人心。

　　葛浩文的致辞，回顾了莫言的创作历程，历数其《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和《四十一炮》，从其承续中国传奇志怪的小说传统、直面乡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讲起，讲到其极致化写作的艺术追求和精神特征：不回避痛苦与污秽，不遮蔽身体与器官，对病痛、畸形、残缺与死亡的描写具有相当的强度。同时，葛浩文指出，在这些具有震撼与骇人的笔触之中，有着莫言特有的温情和信念，看似无情却有情，“这些凄清的景象却被缤纷而精炼的想象笔触所冲淡，因作者对人类身处环境的深刻感受和柔情而呈现生气。莫言对人类凄凉孤独的描写令人不安，而且往往悲剧味道很重，但最终都以其真实和无穷信念启迪人心。”葛浩文的致辞强调了莫言作品的精神导向，在真实地展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百年苦难与血污的同时，对超越苦难的坚强信念与博爱情怀的极度张扬。苦难的强度正是检验信念与博爱的强度。

　　莫言的创作，一直是在争议和质疑、赞扬与批判的喧哗中进行的。他荣获诺奖后，也有许多人斥责其缺少诺奖所要求的理想情怀。对此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不妨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听听曾经逐字逐句反复揣摩莫言小说文本的葛浩文怎么说。我当然明白，这样的吁求是说了也白说，那些指责莫言只会暴露黑暗歪曲历史的批判者，他们的偏见根深蒂固，有几人认真地阅读过莫言的作品呢？

　　2006年7月，莫言荣获由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颁发的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在中国作家中，莫言是继巴金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人。颁奖致词中说：“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经常被中国媒体引用的这段话，“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语焉不详。这并不是授奖词的全部。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的网站上刊载的授奖词全文，对此有着明确的阐释：

　　……他不仅引导了中国文学，也对西欧当代文学有着压倒性影响，表达出了把受过去历史以及沉重传统束缚的亚洲文学引向光明的未来的这样一种气概。他还通过把他的故乡——杂草众生的农村地带高密县转换成幻想的文学空间,在文学的世界里创造出成功的作品，描写中国风土及文化和历史生根的世界，是具有地区性的，同时也是具有国际性的。

　　中国大地所孕育的莫言先生，通过文学，展现了文化特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开辟了从亚洲到世界的道路，向全世界表现了亚洲文化的意义和存在，其取得的成就，正是和“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的宗旨和理念是一致的。〔3〕

　　福冈亚洲文化奖设立于1990年，其宗旨是：亚洲是由多元的民族，语言以及文化共生、交流的世界。其多样文化不仅只是固守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并由其中衍生新的文化。现今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也受到单一化浪潮的冲击，亚洲固有文化恐有失去之虞。正因为现处于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守护、培育独特的文化，并朝着共生迈进。〔4〕该奖分为三个类别：大奖、学术研究奖和艺术文化奖。其中大奖的评选标准是对保存亚洲固有文化，创新多样文化有所贡献，基于其国际性、普遍性、大众性及独特性等，对世界展现亚洲文化意义之所在的个人或团体。〔5〕

　　以是观之，这一奖项立足日本，涵盖亚洲，自觉地选择非西方化的立场，强调有悠久传统的亚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现代重造，坚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这一奖项，先后有中国（包括香港和）、印度、老挝、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国的人士获奖，在我们熟悉的文艺界中，黑泽明、张艺谋、许鞍华、侯孝贤等先后获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它的亚洲尺度。1990年创始之初，其创设特别奖（大奖）就奖给中国作家巴金，授奖词曰：他一直都忠于自己的良心，以真挚的态度关注时代和历史，并且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作品之中，向人们倾诉，虽然在“”时期曾遭，但是在恢复职务以后，他还是依然以文学者的身份，在严厉批判社会的同时，也诚实地进行了自我批判。“巴金的存在，可以说是一部沉重历史的证言。他对亚洲知性认识和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符合了‘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的宗旨和理念。”这是日本有识之士的一种襟怀。他们对亚洲文化的理解，许多时候不是以日本为中心，恰恰相反，作为亚洲文化的渊源之一的既有悠久传统又富有现代活力的中国文化，才更能够代表亚洲面相。西方的强势文化对亚洲文化的压力，如同其在、经济领域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一样，对于日本这样已经迈入现代化的国家，他们的感觉可能比我们更为强烈，他们的亚洲意识也最先觉醒。至于莫言和亚洲文学是否已经取得对西方欧美文学的压倒性影响，我觉得还有待确认，但是，这样的断言后面的亚洲心态，却是溢于言表的。

　　说起来，日本是最先译介莫言的国度之一，1989年就出版了井口晃的《红高粱》译本，此后又有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等名家相继翻译了莫言大量作品，使得莫言在日本赢得了相当的欢迎，不但有店家命名了“莫言馒头”，还有一种酒也得自莫言的小说篇名“透明的红萝卜”。中日文化的亲缘性，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大江健三郎就是在莫言那里发现了亚洲印痕，而发出向世界文坛推荐莫言的来自海外的最响亮的声音。1994年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他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亚洲文学的版图，做出如下的描述：

　　形象体系使得像我这样居住在远离国家和都市中心的边缘地区的人有可能追求并获得带普遍性的文学手法。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不是把亚洲描写为新的经济力量，而是写成浸透持久的贫困和混合的多产的地方。通过分享古老、熟悉，但却生动的暗喻，我同朝鲜和中国的作家们例如金吉哈、钟伊、莫言等站到了一起。对我而言，世界文学界的弟兄们具体有形地构成了这种关系。〔6〕

　　大江健三郎出生于1935年的日本北部四国的山区，在少年时期经历了那场给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然后走出山村，进入东京大学学习法国文学，深切地体验到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及其对本土传统的冲击，他的作品屡屡展现的是在日本的现代进程中四国山区的现实与历史，是与传统、与往事叠合在一起的嘈杂动荡的现在，以及因为有个先天残疾的儿子而遭受的种种烦扰苦闷。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于1935年的大江健三郎对比他足足年少20岁的莫言慧眼识珠，引为同道，其认同点在于：都是在传统积淀深厚却又长期贫困的边缘地带，既远离世界文化中心，也远离本土急骤变化的现代都市的偏远乡村，感知时代变迁，也有幸通过现代传媒和勤奋学习，掌握普泛性的文学技法，在传统与现代性的相互激荡中，与世界文流同步对话。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让别的年轻的亚洲作家分享这难得的荣耀，将莫言推送到文学与新闻界的聚焦点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襟怀气度。以时间来推断，大江健三郎当时所能够读到的，仅仅是《红高粱》《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及《天堂蒜薹之歌》，莫言最重要的作品《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尚未问世，但大江健三郎就从中看到莫言的创造性的才华，颇具先见之明。

　　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授奖词着力于莫言的亚洲性，与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赞赏同调，应该说，这是我们关注较少却又可能成为莫言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新的生长点的重要命题。我们的研究视野里，经常提到的是中国与世界，这当然和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之格外地艰难曲折，与世界之关系的主导倾向经常是处于冲击、挑战与应激反应中，甚至还会陷入所谓“阴谋论”和自我封闭中。一张口就习惯于说中西文化，似乎“西”就代表整个世界，而缺少冷静仔细的具体辨析。鲁迅当年身在日本留学，他既没有迷恋于日本文学，也没有被欧美作家的光环所迷醉，而是独具慧眼地去发现俄罗斯和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而且因此决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取向。我们今天却忘记了世界也是多元地存在和演变的。比如说，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当代中日文化与文学的互动，无论是1960年代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杨沫《青春之歌》在日本走红与日本学生和左翼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日本版芭蕾舞剧《白毛女》对中国本土创造样板戏的推助作用，还是张承志从《金牧场》到《敬重与惜别》中对日本学生“全共斗”和“赤军”的重新讲述，日本的鲁迅研究及“超克”思想对世纪之交中国学界的影响，柄谷行人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给转型期中国带来的思想启迪，都没有被放置在亚洲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福冈文化大奖所倡导的亚洲文化本位，进而将莫言作为亚洲文学棋手，代表亚洲文坛向欧美现代文学发起反击的论述，就具有了新的意味。

　　2008年，莫言2006年问世的《生死疲劳》荣获第二届“红楼梦奖”。下一年间，莫言又以《生死疲劳》夺得第一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这是否意味着莫言已经进入连夺大奖的快车道，不过，从这中外两个奖项的授奖词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有趣的对比。

　　“红楼梦奖”，又名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于2005年创立，以奖励优秀华文作家和出版社。“红楼梦奖”的宗旨是奖励世界各地出版成书的杰出华文长篇小说作品，借以提升华文长篇小说创作水平，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对象是两年间的海内外华文长篇小说。从2006年以来颁发6次，先后获奖的有贾平凹《秦腔》、骆以军《西夏旅馆》、王安忆《天香》、黄碧云《烈佬传》和阎连科《日熄》。“红楼梦奖”以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为标识，覆盖和台港文学，竞争非常激烈，像王安忆、阎连科都是几度获得提名，才摘得桂冠，而张炜、迟子建、董启章、朱天文等也是曾经入围而未能登顶。消息说：“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在众多优质作品中选出《生死疲劳》，他们认为作者以独特、创新的形式，呈现出中国乡土近半个世纪的蜕变与悲欢。决审委员会主席王德威教授表示，莫言运用佛教六道轮回的观念，杂糅魔幻写实的手法，展示一部充满奇趣的《变形记》。它突出“变”，并构成现当代历史的隐喻。全书笔力酣畅，对历史暴力与荒诞的沉思又不乏传统民间说唱文学的世故，足以代表当代中国小说的又一傲人成就。〔7〕

　　另一则消息报道说，本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主席陈思和表示，《生死疲劳》以大气磅礴、荒诞怪异的叙事手法，描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所经历的巨大变化。莫言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反思历史，反思现状，他呼吁人们要从阶级与权力的暴力怪圈中解放出来，不仅应该忘记历史上的仇恨与报复，更应该警惕新的权力与贪欲造成的人性的堕落。他歌颂了中国农民安于土地、勤于劳动、忠于爱情的传统生活观念。〔8〕

　　《生死疲劳》始于1950年1月1日西门闹被枪决，终于2000年1月1日大头婴儿的呱呱坠地，以西门闹为平反冤案死不瞑目，经历六道轮回，和外号“蓝脸”的农民在乡村合作化运动数十年中坚持独立单干，顶着巨大压力拒绝走集体化道路的故事，这样的内容前所未有，采用章回体小说写现代历史进程，也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一大创新。而王德威和陈思和所言，前者称赞《生死疲劳》是充满奇趣的的《变形记》，是对文本的内容和风格的精准定位，后者则更注重当下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更应该警惕新的权力与贪欲造成的人性的堕落”；两位主席的共同点在于，都凸显了莫言小说对暴力与荒诞的强烈反思与否定，言辞略有不同，题旨却很明确，指向曾经的绝对权力，指向往日的暴力。

　　2009年8月，莫言荣获“纽曼华语文学奖”（我曾经望文生义地将其理解为“新人”文学奖。经查阅相关资讯，才知道这是由捐助人Harold and Ruth Newman夫妇所得名），获奖作品同样是问世未久的《生死疲劳》。该奖项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对华语写作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由于该奖是第一次颁发，又没有设定作品发表的时间限度，它的竞争空前激烈。相关报道说：获得首届“纽曼奖”提名的作家与代表作有莫言《生死疲劳》（2006）、阎连科《丁庄梦》（2006）、宁肯《蒙面之城》（2001）、王安忆《长恨歌》（1995）、朱天心《古都》（1997）、王蒙《活动变人形》（1985）、金庸《鹿鼎记》（1967－1972）。这其中有两岸三地的成就卓越的名家，也有不容忽视的后起之秀。提名作品的风格和主题也极为丰富，包括反映乡村经济改革风云突变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生死疲劳》《丁庄梦》——引者，下同），追踪藏漂和南漂族的网络小说（《蒙面之城》），以一个都市女人的前世今生来刻画市井上海的史诗篇（《长恨歌》），对台北和京都的双城记式的后殖民深思（《古都》），揭露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困境的传记小说（《活动变人形》），以及武侠小说大师反武侠的封笔之作（《鹿鼎记》）。〔9〕

　　作家涵盖了华语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作品发表的时间跨度超过40年，其回顾总结华语文学创作的趋向一目了然。莫言从中胜出，是由于纽曼华语文学奖评委葛浩文的鼎力推荐。葛浩文撰写的推荐词先声夺人，凌厉威猛，“我的开篇之言也许会冒犯读者和评论家，但确实没有人会比一个译者更加仔细地阅读文本，因为译者必须字斟句酌来考虑如何翻译每个词语。我翻译过很多中国内地和作家的作品，尽管其中好些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文学奖，但莫言是这个时期最有成就和创造力的作家”。在正文中，葛浩文回顾了莫言从《红高粱》以来的文学道路，对《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都给予极高评价，他着重阐述的是《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

　　莫言的最近两部巨著《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完成了记录中国整个20世纪历史的艰巨任务。《丰乳肥臀》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是“莫言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小说以一个家族的女性的故事，嬉戏不恭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页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生死疲劳》是莫言的最新小说，叙述了20世纪后半页许多悲剧性的荒唐事和荒唐的悲剧，被《纽约时报》赞赏为“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小说”，该小说将人性化（同时也兽性化），充满了黑色幽默、元小说式的插入、幻想等，这些都是让莫言的读者十分期待和欣赏的。大多数优秀的小说家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作品的高质量，但是莫言却不是，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受到普遍好评，每一部小说都反映了他超凡的才能。他擅长各种不同文体和形式：寓言、魔幻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他的故事引人入胜，有着迷人的意象和人物。简单地说，莫言作为作家是独一无二的。〔10〕

　　“将人性化（同时也兽性化）”有些费解，检读英文文本，这一句话是it puts a human （and frequently bestial） face on the revolution，葛浩文所指是说《生死疲劳》将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进程形象化地体现在作品人物及动物身上。悲剧性的荒唐与荒唐的悲剧，则是葛浩文的独到评价。其次则是莫言创作文体的丰富驳杂和他持久的创新能力。这是莫言在英语语境中第一次获奖，葛浩文不曾刻意强调其文本向中国文学传统的高调回归，一来是在英文译本中，这些特征弱化了许多，二来也是要引导英语读者走向莫言，应该考虑其可行性吧。

　　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造。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这是对莫言创作20余年间坚持锐意创新的高度肯定，它对《蛙》的称赞，一是其复杂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艺术空间，二是其对生命的创痛和坚韧的卓越显现。《蛙》的获奖是一个标志，自从《丰乳肥臀》引发批判和脱下军装，却坚守自己的信念，一直在思想和艺术探索上走钢丝的莫言，终于得到了主流话语的积极认可。

　　以《子夜》确立了现代长篇小说高峰的茅盾，在其去世之前以自己的稿费25万元建立长篇小说奖，至今已经评选过9届。时间越长，它的建设性意义就越是得到彰显。有许多人指责其获奖作品良莠不齐，但是，客观地说，衡量一个文学奖项，恐怕不是要批评其有鱼目混珠之嫌，而是要看它留下了哪些经典名作。短短30余年，从《芙蓉镇》《钟鼓楼》《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长恨歌》《繁花》等，历届茅奖功不可没。而到2011年，莫言已经连续三届有作品入围茅奖，一直呼声很高；但是，前面两届获得提名的《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依我之见，它们的艺术成就还要明显地高于《蛙》，却都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被淘汰出局。而且，在莫言新世纪以来的诸多作品中，就数《蛙》的现实指涉性最强，直接指向现实中的现行政策与行政管理部门，也确实招来后者的反向施加影响力，因此，它的获奖之难度可想而知。《蛙》荣获茅奖，让许多一直为莫言抱不平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事后来看，这也为莫言荣获诺奖铺平了道路——茅奖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多年来一直饱受非议，如果莫言一直未能得到这项具有政府奖色彩的奖项而直接获得诺奖，对于各方面来讲，恐怕都不是好事，都会陷入各自的尴尬。当然，《蛙》的获奖也是充满争议的，评奖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折桂，一是得益于新修订的茅奖评奖规则，二是得益于有关人士的担当精神。此处不赘。

　　终于到了临门一脚。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莫言。同年12月，诺贝尔委员会公布了给莫言的授奖词。依照其行文的各个段落，我将其概括为六大要点：

　　1.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2.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3.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地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地描写：英雄、情侣、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4.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打铁、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5.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6.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11〕

　　这六大要点，其一是讲莫言的幽默和讽刺艺术，戳破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假象，揭示了历史与人性的黑暗本相。其二是说莫言写的民间故事中爱与恶都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强力，猪狗牛羊都赢得了众声喧哗的权利而与人类比肩而立。其三是莫言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对乡村生活的饥饿与疾苦、对各种人物的成功描写。其四是将被现代世界人们遗忘的冷酷却有趣的中国乡村情景推送到读者眼前，而且栩栩如生。其五称赞莫言滑稽、辛辣、犀利，展示人类的自私与贪婪，是继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讽刺作家。其六肯定莫言表现人性善恶的超强力度。

　　这样的归纳，是从完整的文稿中节略而成，它基本符合原意，却也可以重新整理其要点。莫言具有无比的想象力，亦熟悉乡村生活种种，他以辛辣犀利的讽刺，戳穿了历史的假面，展现了高密东北乡和中国乡村的真实景观，塑造了英雄、土匪、母亲等农民形象，高强度地发掘历史与人性的黑暗，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有爱、坚强、温情和品德，他描写了劳动、战乱与苦难，富有诗人的抒情性和民间本色，给世界文学带来巨大的冲击波。这其中，“莫言是个诗人”的论断，以及第一条和第五条两次讲到莫言的讽刺艺术，都是值得我们予以高度关注的。

　　费了很大力气梳理莫言的获奖经历与授奖词分析，总括起来，对莫言的肯定，许多时候，中外是有一定差异的。在本土和华语文学语境中，莫言往往是“第二轮”的获奖者。这其中有偶然因素，如“红楼梦奖”，在第一届候选作品的年度中，莫言没有出版新作；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如“冯牧文学奖”，一个奖项刚刚建立，需要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争议较少的作家，以奠定一个平稳的基础，便于接下来继续进行。而莫言自从以《红高粱》跻身文坛的强手之林，就一直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作家，《红蝗》《丰乳肥臀》《檀香刑》和《蛙》，莫不如此。直到他获得诺奖，争议都没有平息。而且，从思想倾向到艺术探索，这种争议的激烈程度，大开大合，褒贬鲜明，尖锐对立，很难予以调和。还有一个情况，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直到莫言获诺奖之前，莫言都是中国文坛的第一梯队，但是位置并不冒尖，我曾经在中国知网查阅过中国作家的研究论文数量，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等的期刊和硕博论文数量此期间都要高于莫言，而且呈稳定状态分布，多年都是如此。如果说，贾平凹和王安忆都是高产作家，不断地有新作推出，那么，相对而言，余华是个慢手，他在《许三观卖血记》后时隔10余年，才有《兄弟》问世。而且，在这几位作家中，莫言的折腾劲儿是最大的。余华自《活着》回归现实主义写作，其后作品的主题或者会有变化，写法上却基本稳定。王安忆对写小说的方法是最为注重的，早先《叔叔的故事》和《纪实与虚构》是走得最远的，从《长恨歌》以后，《富萍》《启蒙时代》《天香》的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丰富驳杂，但写实的笔法一以贯之。直到2015年的《匿名》，王安忆奇异地腾身一跃翻了一个漂亮的筋斗云，其变化之大让人叹为观止，却也极大地疏离了她的读者群。贾平凹可以说是文坛“福将”，一向是既叫好又叫座。就从《秦腔》数起，《古炉》《带灯》《老生》《极花》，每隔一两年他就有新作问世，许多重量级的评论家对他热情有加，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得到诸多名家的叫好。上述作品中，除了《老生》因为融入《山海经》而显得晦涩难读，他的作品的可读性和日常生活性让他雅俗共赏，而且在普通读者中极有口碑。贾平凹的散文成就极高，与他的小说创作相得益彰，这也是他走向普通读者的另一条路径，早在1980年代，他的散文《丑石》等就进入中学语文课本，广泛流传。贾平凹的《废都》和莫言的《丰乳肥臀》都曾经遭受毁灭性的批判，都曾经停止发行，但是，两位作家的应对是各有千秋的。比较起来，贾平凹的弹性更大一点，其后很少有“越轨”，莫言的挑战性更强一些，一次又一次地向某些领域发起冲击。莫言的极致化写作，是以丧失许多读者为代价的。1980年代，中国文坛曾经惟新是趋，作家能走多远，批评家和读者就能够跟随多远。在当下，浅阅读和文化快餐流行，文坛和读者许多时候都失去耐心，惨烈的现实也使得人们拒绝“残酷叙事”而寻求脉脉温情。这样的语境对莫言显然不是很有利。而在世界语境中，莫言的境遇就大相径庭了。新世纪以来，莫言不仅是海外翻译作品最多的，也屡屡以独立不羁的姿态斩获文学大奖，西方世界借助于拉伯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导引而接受莫言，日本、韩国、越南等则从中看到了亚洲特性。莫言获“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在同代人中是仅见的，获首届“纽曼文学奖”，也表明其文学地位的不可动摇。而且，这些奖项的授奖词，毫不含糊地称赞莫言是亚洲文学的旗手，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本土所无——这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再有，在对莫言的评价中，来自法国、美国、意大利和瑞典的声音，都非常看重莫言的幽默与讽刺艺术。诺奖颁奖词中两次讲到这一点，绝非偶然。谁说老外仅仅是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历史与社会学的素材呢？

　　〔6〕〔日〕大江健三郎：《暧昧的日本与我》，曹添桂译，《诺贝尔奖讲演全集·下卷》，第57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