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文化与新闻文化收藏

新闻文化与新闻文化收藏本站　　新闻是文化的一个品种，新闻概念之外文化特征明显，因此被定义为新闻文化

　　新闻是文化的一个品种，新闻概念之外文化特征明显，因此被定义为新闻文化。新闻文化的留存第一途径便是记录和写作，之后才可能通过载体传播。

　　记录和写作的本质就是文化的记录和写作。当然，新闻文化常常是与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相伴，彼此互存。一些记录和写作例如文学作品、某些特写表面看与新闻的关联不大，但它们具有新闻的延伸性和对社会现实的服务性，亦可从大范围讲归于新闻文化范畴。

　　这一点报纸最具优势。报纸这一新闻产品可以留世百年甚至更久，那么报纸的“生产过程”记录和写作自然也是“生命不息”。

　　我是一九八一年进入北京晚报的，至二〇〇八年一直在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留存”的意识从无到有，其过程也是自简至繁。应该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传统的记录和写作方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记录和写作只能以成品的方式在报纸上见到，这之前曾经是大量的原始稿件等视觉性极强地展示着新闻文化的产生过程。

　　报纸上的文章来源有三：一是职业记者编辑，一是社会各界人士，一是读者中的评报人。上世纪十年代，文章的写作者以笔为记以纸为录。我现已整理出来的原稿多是以邮寄方式寄到编辑部的，有些并附有书信，比如臧克家、顾城、胡潔青、方成、于是之、吴冠中、弥松颐、李滨声等等，从许许多多的原稿自我改动中你可以清晰看到文化的一种流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词语和表述的调整。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肃然起敬。这样的原稿在我的留存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或是约稿或是自发来稿（当年一些名家是自发来稿，他们将稿件装入信封，寄往报社）。有这样一大批中国的文化精英支撑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自然优秀！

　　上世纪九十年始，报纸上的“公共栏目”开始向“个人专栏”转移（晚报在此之前只开设了冰心、袁鹰两个个人专栏，当时我经常骑车到冰心家取稿）。一批文化大家的离世，各类报纸铺天盖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新闻和文化资源变得奇缺，作者的选择余地极大扩展。我当时在晚报开设了“点子公司”专栏，请读者点将，请谁写、写什么。最先被点到的是于是之、罗哲文等大家。不用约稿，点谁谁到。在一次活动中我见到了于是之老人，他也点了我：“小高呀你可真成！我真没时间可又得写。不写挨骂呀！读者会骂我，你于是之摆什么架子……”从内心讲真是对不起各位大家，但资源来了，他们留下的文字亦丰富着新闻文化。

　　个人专栏的设置使报纸固定了框架结构，各种渠道的丰富稿源使文化品位和与大新闻概念的互动水平明显提升。孙郁、邵大箴、弥松颐、黄苗子等先生的专栏仍是手书，这是一笔丰富的文化财富。许多编辑记者都有过编辑专栏的经历，只可惜，原稿刊发后当做废纸被他们扔掉了。

　　2000年，英国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来北京办展。吴冠中打电话给我，希望写一篇介绍亨利·摩尔的文章。后吴先生改为对话录方式，约我到他家面谈。我录了音，稿件完成后又到吴先生家中请他审改。十几页，吴先生多有改动调整。仍是老习惯，原件复印留存，复印件发排。这一类原件的留存常使当年的编者步入回忆的走廊，感慨万千。

　　作者的原稿是作者的心血，也是对报纸情愫的见证。未被采用的稿件都是废纸级待遇——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有“来稿不退，自留底稿”的规定。但我却是力所能及地保留住它们。2001年前夕，北京晚报大规模征集群众对的建议（我记得这在中国新闻界是首次），选发之后剩余者被常规地处理掉了。无意中我发现了“未被采用”的它们，装满一整纸箱，扛回办公室——现在它们在几十个文件夹里。2003年“非典”来袭，为了振奋国人精神，我联系《诗刊》社、《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征文。大量的未被采用的稿件（版面有限，很遗憾）整理进几十个文件夹。从四月到七月，每日的原稿按日期排列，一日不缺，你可以从稿件中看到人们的心理变化：无所谓——惊慌——恐惧——抗争——胜利。这是一部心理学专著——文学式的心理学专著。一位从事多年心理学研究的专家十分兴奋：“这是中外历史上人们在遭遇大灾大疫时，由老百姓书写的一部关于大灾大疫的实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晚报为纪念抗击非典，制作一套纪念章，面向读者征集设计图案。大量的未被采用的设计方案即将被弃之时，我又将它们请回家中，如果将设计图及附信和信封铺开，铺满一个篮球场绰绰有余。四川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作者用泪水和所书所写告诉世人：这就是中国式参与中国式记录！原稿原件叠叠嶂嶂，真可谓涌起一座博物馆。这是新闻史、社会史还是文化史？

　　进入本世纪，原稿和邮寄方式日渐减少。到2008年后几乎绝迹。互联网成为了首选。作为报纸，所谓原件也只剩下各种样子——编辑改样、校对改样、打印件上的删改、编辑等等。如果说之前我对原稿的留存只是觉得“不该扔掉“的话，那么这之后的对各种编校改样及相关文字的留存就有了“该留住历史”的意味。七年前工作的突然变动却无意中给了我充足的时间整理、收集。这所谓的收集，视野已不仅限于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成了我收集的最大关注点。于是，我从业余转成了专业——专业的垃圾捡拾人，书面语是：拾荒。

　　因此，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角落一个细节，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刊发的任何我自认为特色的或重要的内容，都是我收集追踪的目标。

　　神舟七号、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神舟九号飞天会“天宫”，神舟十号“太空之吻”以及杨利伟“出任太空邮局”局长、女航天员太空授课……我捡回了北京晚报几乎全部原始件、北京日报部分原始改稿等，内容还包括准备发射前各类消息和返回地面后新闻的追踪。

　　近些年来一大批名人先后离世，钱学森、杨宪益、陈祖德、何振梁、庄则栋、丁聪、韩素音、于是之、李默然、何振梁、王复羊、朱乃正、张贤亮、汤一介、袁阔成、王昆、周巍峙、侯仁之、黄宗汉……不忍细数，竟有百位之多。医学名家王忠诚、“布鞋院士”李小文、老女排队员陈招娣以及国外我们熟悉的一些名人也相继远去。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为我们的报纸赐作有些还开有专栏，他们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王世襄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刊发的百篇中华鸽的文章引起时任总理的关注。总理与王世襄的关于中华鸽的通信等内容我编发了整整一版，而版式为世襄老亲自所绘，这也是世襄老留世仅存的版式图。何振梁先生的忘年交北京晚报记者孔宁、蔡岫撰写悼念何老先生的专版文章改样，不仅是收藏的珍品，从文字的改动中可窥见晚辈对前辈的热爱和敬仰。怀念袁阔成先生的文章在北京日报以特有的系列方式刊载。整理这沉重的原始改样和相关文字，就是整理生命，整理社会史、文化史。

　　中国各界名家，长时间以来一直关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并以撰稿方式直接参与了新闻文化的传播。比如吴敬琏、厉以宁、沈鹏、刘征、李瑛、王蒙、陈建功、吴小如、邵大箴、黄宗英、孙郁、莫言、李雪健、邢振龄、乔羽、周有光、黄永玉、陈祖芬、梁晓声、星竹、阿勇、张正、杨东彪、马淑琴、鄂力……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也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他们出现在报纸这不大不小的平台上，极大地提升了报纸的文化品位。换一个角度，他们刊发作品本身就是新闻。可以经常在北京日报上读到吴敬琏、厉以宁的观点，沈鹏、孙郁、星竹北京晚报上曾经的专栏令人赏心悦目。从北京晚报起家的邢振龄半小品半漫画式的水墨为你款款道来中华文明和北京风情。周有光使用着一台文物级打字机为他喜爱的报刊一字一句地敲出他所知道的历史和用他的视角对现实的记录。陈祖芬曾以“大块儿文章”著称，常常是一个整版告诉读者：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留存他们的文稿及相关改样，有许多已达到出版个人专集的程度。只可惜现在这支庞大的队伍规模正在缩小，一些大家也与报纸渐行渐远。他们的直接式地参与办报被他们的社会活动的报道所替代。尽管如此，我仍以最大努力搜集来相关介绍、报道的原始件，比如关于崔琦、丁肇中的，比如关于杨丽萍、陈忠实、阿城的，比如关于金鸿钧、袁熙坤、杨利伟、谭元寿、盛中国的……记录他们的原始件量及相关文字亦是洋洋大观，就连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京郊日报等等的采编校人员也几乎是全部“收入囊中”。

　　各种新闻事件、文化事件和体育事件等等自然也是留存的范畴。马航事件、北京电影制片厂消失、钱钟书家书文稿拍卖风波、蛟龙号深海潜水、西哈努克病世、恒大亚冠夺金……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阅读历史、走进历史、收集历史。准确地说，是身处“现在进行时”变为“过去时”的过程中，将翻过去的历史装订成一本本厚册，我就在这厚册中与他们交谈对话，这一穿行就是几十年。

　　一个人一个事件常常成为新闻点，新闻点之后就是新闻追踪，这种追踪是新闻的需要，更是读者的需求。这种新闻追踪时间跨度越大文化蕴味越浓。我在收集这一类原始件的时候多冠以“专题”称谓。莫言、李娜、郎平、屠呦呦、古老北京、动物保护、国外名家……“跟踪”他们所付出的时间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更久。版面一次次地调整，标题改了挪、挪了再改。将它们铺开，一张一张看下去，就是在看一部简易“编辑学”。这引出一个话题，如此浩繁的原始件很有些教学的功能：用实物讲人物、历史和对新闻事件的处理……标题的制作、版式的设计、相关文字的处理，文章的取舍……特别是名家作品中的自我文字推敲，可不可以将之称为“新闻文化学”？

　　新闻的传播方式——报纸，是新闻的更是文化的。写作者的文化存储量，编改者的底蕴内涵，编辑记者的策划能力、分析判断推理水平；各类知识的融会贯通、对文字的运用及掌控包括个人的修养……在报纸上一目了然。这一切决定了报纸的品位、品相、品质品格以及品第。新闻与写作也好，新闻与文化也罢，都离不开观念的支配，而所谓“观念”又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并趋于完整。新闻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支配作用有时甚至超越了新闻事件本身，“文化基因”和文化元素不可不承认时常左右着新闻的取舍、制作和处理。我所做被称之为收藏的就是将新闻文化产品生产过程原始地保存下来，有社会各界作者有记者也有编辑者。

　　是不是事业？不知道！一个人的事业？但我知道这是责任是义务也是乐趣。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义务，一个职业编辑兼收集者的乐趣。

　　转载请注明出处——高立林：《新闻文化与新闻文化收藏》，《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7期第70页至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