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 新青年︱彭春凌：建构跨语际思想时空的方法与文体

新史学 新青年︱彭春凌：建构跨语际思想时空的方法与文体本站　　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

　　作品简介：赫伯特·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后半叶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动公认的知识领袖，对全球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翻译斯宾塞为嚆矢，章太炎与严复携手推动社会进化学说扣开了中国知识界的大门。站在观察中国传统文明朝向近代观念世界转型的角度，《斯宾塞尔文集》可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本书整理了斯宾塞著作的百年汉译史，并于其中定位章太炎译著的历史价值，首次查明章太炎译著所采用的原作底本，并揭示这一发现的思想史意义。本书分析了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背后所隐藏的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中、日三地及它们所辐射的三种语言圈交叉和互动的历史，指出全球史视域乃是观察这部作品及其后续知识效应时必要的方视域。与此同时，本书重译、并用四个版本校订了斯宾塞的英文原著，一一查明译作对应的原作段落，找出译作未尝翻译的原作篇章，并从思想史角度出发为原作、译作都作了详细注释，拉扯出英、中两种著述背后的文化网络，建立起斯宾塞、章太炎所在的两个思想时空进行对话的知识图景，也为后续的相关跨国思想史和全球思想史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专家学者以及学界师友、同仁们的推荐和厚爱，让拙著《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能够荣获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当主办方通知我获奖消息时，我感到非常的惊喜和意外。

　　老实讲，虽然我在这本书上花费的心力不亚于自己之前出版的以及即将出版的其他作品，但我预估这本书的阅读者，可能是对章太炎感兴趣以及想了解赫伯特·斯宾塞学说的学者。斯宾塞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全球的思想界风光无两，但今天他的学说已经不太流行，受一些成见的影响还有不少对他的负面评价（尽管阅读过他作品的人可能不太多）。再加上章太炎的研究圈子也不算太大，因此这本书的受众可能很有限。没想到的是，各位专家学者并没有因此而忽略这本实打实地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作品，还给予它如此高的荣誉。拙著的获奖充分说明“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的遴选宗旨的确不同于“基于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体系”。拙著的获奖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鼓励更多“不趋时流”、“坚韧治学”的青年学者。

　　拙著的标题非常朴实，因为当初本来就没有预计它能在大众阅读市场上“火起来”。这首先是一本为了解决自己研究中的困惑而写的书，是“为己之学”；在方便自己接下来研究的同时，也为未来相关领域的跨国思想史和全球思想史研究奠定文献基础。回溯章太炎的研究史，如此的做法，不过是沿着前辈先贤走过的路在继续往前走。

　　我在书的《后记》中，曾交代过这本书的缘起，“开端，是我在《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后，于2015年在哈佛燕京访问期间，下决心从章太炎入手，来讨论中国近代思想与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全球思想史的关系。阅读曾广铨、章太炎1898年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时，为了解译作要表达的内容，自然而然去核查原作。然而核查原作的结果，却让我更加茫然，不算各种重印本，《斯宾塞尔文集》所包含的两篇长论文有内容修改的版本就有四种；并且，经过对照，发现此前学者所使用的原作，都并非曾广铨、章太炎翻译所据的原作底本。不解决底本问题，后续所有从翻译出发所进行的研究，都难以理直气壮地展开。但底本问题又岂是局限于版本就能透彻解析的：斯宾塞其人其学，其思想演变的历程、作品每一次重要修改的动机，斯宾塞著作在全球的传播，在中国的译介，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于斯氏著述的译介史、于太炎本人思想、于中国近代思想各自的价值，《斯宾塞尔文集》原作译作的意义间距何在，如何解读……差不多需要了解整部历史，才能说清楚一条缝隙的来龙去脉、纵深几何；反过来讲，通过一条缝隙，才易顺势而为，拥有一个凿开整部历史的角度。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究，围绕《斯宾塞尔文集》所涉及的翻译史、版本考证、全球史审视，以及通过重译，校订、注释原作译作来全面解码其含义的部分，就构成了眼前的这本书”。

　　鲁迅有一句名言，《訄书》“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章太炎古雅渊深的文字，向来是横亘在他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一堵高墙。我相信，所有严肃认真的章太炎研究者，案头没有不摆放其作品的注释类著作的。除了深深受惠于前辈学者在章太炎文献资料整理，年谱传记编撰上所做的工作外，我还时常翻阅各种注释本。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就是一个有详细注释的本子，还有像徐复《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梁涛《〈訄书〉评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庞俊、郭诚永疏证，董婧宸校订《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18年）这样积多年之功的大部头作品。近年来，如孟琢《齐物论释疏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马强才《章太炎诗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等著述也在各个领域拓展着我们对章太炎的认识。

　　2009-2010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的资助，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了一年的访问研究工作。尾崎文昭老师提醒我，要关注西顺藏、近藤邦康编译的《章炳麟集》（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该书翻译了章太炎24篇主要论文，并在篇前撰有“解题”，篇后附有注释。这也是目前我所见到的章太炎作品唯一的外文翻译本。如果说注释是语内的翻译，那么翻译就是跨语际的注释。

　　当年我在东大研究室里阅读日文版《章炳麟集》时，真是无比的畅快开心，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学习章太炎的著作，两全其美。读了书后的《解说》才知道，这本书的企划在1982年，本来是由西顺藏、近藤邦康两位先生分担翻译任务，1983年西顺藏先生病重后，把后续工作都委托给了近藤先生。1984年西顺藏病逝，1990年该书出版。可以想见，西顺藏、近藤邦康两位先生为这本书所耗费的心力。而将读懂文本（每一个字都读懂！）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起手式，也成为东京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优良传统。2019年春夏，我又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其间我参加了坂元弘子教授、高柳信夫教授组织的《天演论》研究会。参加者正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几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他们在一起，一字一句敲定《天演论》的日文翻译。我感到了一个伟大而庄严的学术传统还在延续。火炬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

　　当然，本书呈现出现在的样貌，还和我对当下学院学术的反思有关。学术论文是当前学术著述的主体，也是学术评价的硬通货。它在文体上的规范性和可习得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术传承的有序化和学术评价的公正性。然而，对于理解跨语际、不同时空的思想，对于感受核心思想问题背后关联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氛围，论文这一述学文体有其局限性。我在《绪论》中曾说过，“作为一种学术表达的方式，现在习以为常的论说文，在处理历史对象时，姿态往往更加咄咄逼人。为了清晰传达论者的意图，因果逻辑链条明晰的体系化论述，某种程度上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裁剪、梳理、糅合文本的过程，难免会伤及枝叶”。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言，“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

　　作为一名思想史的研究者，我所做的翻译和原译对照是为了建构起两个思想时空进行对话的景观。《绪论》也表述过，《斯宾塞尔文集》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用进化的观念统摄了从宇宙诞生，地球演化，生命出现，到人的起源，社会形成，文明所有的门类——制度、科学、艺术等等由来演变的脉络。章太炎几乎必须调动传统汉语文献中与此相关的重要记述，来整合出一套家族相似、但符号的所指却不尽然相同的叙述。传统文献与语汇，无形中就从宇宙到社会森罗万象的层次上，被一个类似“进化”的思想框架，进行了观念世界的重新归类。而这种新的“物之序”，事实上正是章太炎以及中国知识界正在更革过程中的、新思想时空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曾广铨、章太炎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是中国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按照段落将斯宾塞的英文原著，我自己的现代汉语翻译和章太炎笔述的译文，一一对应起来、并置在一起。对原作、译作进行详细注释，是希望指明相关观念符码在著者、译者其他论著中弥漫性存在的状况，从而拉扯出他们各自背后的文化网络，让维多利亚英国和清末中国两个思想时空形成对照和对话。

　　而本书的注释则是朝着形成一种述学文体的方向在努力。我在书中也表达过这个意思。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篇指出，论说、记序、碑志、传状都是鸿儒用以表达思想和学问的文体，在它们之外，还有更上等的文体，即经、传、解故、诸子等。作为汉儒注解的文体，“解故”包括“疏通其文义”的“故训”与“征引其事实”的“传说”两种体裁。从语词出发疏通汉语古籍之文义、解明其典故事实，都属于广义的“解故”。在详细注释章太炎译文语词的过程中，本书分析了斯宾塞作品引入的近代观念世界，语词在传统经典的原意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章太炎在此前、此后作品中运用这些词的构想和差异，同时期社会中短暂出现的意义。这么一来，词语背后那些款款叠加的层层意义片段，就被一一分解开。作为一种学术表达的文体，解故、或曰注释的目的，正是以“钻孔”的方式来“探察语言和思想的深层”。相比于论说体，其特质在于不给予著者任何趋避躲闪的空间。必须正面交锋、迎难而上；整部作品、每个字词都要掰开揉碎，容不得半点的含糊和蒙混。

　　梳理历史脉络、论析历史关节、翻译斯宾塞繁琐冗长的维多利亚英文、详细注释章太炎佶屈聱牙的古文及其背后的古典今典，处理中西文明关于天体地质、动植生物、宗教法律、文化习俗所有层面的知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任务艰巨。但这些年真正动手操作，才发现其困难程度远超想象。我真正体验了什么叫殚精竭虑，什么叫困坐愁城。怎么就这么难？

　　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虽然已经尽力去做，但受限于学识，肯定还有翻译不到位、注释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学界诸位大家先进不吝赐教，看到一例就告知一例。众人拾柴火焰高，期盼着在大家的帮助下，若干年后能推出一个更完善的修订本。

　　从十八岁考上大学来北京算起，以十年为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的十二年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十一年塑造了今天的我。北京大学中文系既注重培养学生先锋前沿的理论意识，又格外重视扎实的历史文献训练。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编校过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博士阶段陈老师开设“章太炎研究”课程，我提交的作业就是校注《原经》篇的部分小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学风极为醇正，史学大家辈出。“二冷”精神（坐冷板凳、吃冷猪肉）作为所魂，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本书主要就完成于我在所工作期间。感谢十几年来所里的领导、老师、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和关照！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而骄傲。2022年9月我调入有着光荣历史、学风同样醇正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开启作为一名教师的新生活。

　　生命的历程，一切似乎在冥冥中都有着某种预示。当年在燕园求学时读周作人《雨天的书》，就特别喜欢他引用的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话，“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Luc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我们迄今为止一切的学术工作，都是为了成为那名火炬竞走者，把这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到从后面跑来、追上我们的人的手里，而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