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观点“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机场的发展路径与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简述绿色机场的概念起源,结合国内外有关研究与政策,对比国内外绿色机场发展路径,并对我国绿色机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做出展望。
“十三五”期间,中国民航的旅客周转量在国家综合交通中的比重提升到了33%,同时中国民航也成为全球第二大航空运输系统,这标志着我国从民航大国进入民航强国的关键发展时期。在《“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与“双碳”1+N政策体系的总布局之下,绿色航空的发展理念通过政府、监管、行业协会、企业等市场多方的协作实践,在绿色机场的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人文共治等工作上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为未来国内绿色机场的推广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
本文将梳理绿色机场的概念起源,以国内外有关研究与政策作为切入口,对绿色机场实践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并对我国绿色机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做出展望。
绿色机场倡议(GAI)分别从机场运营的环境足迹、社区气体排放、绿色燃料、节水、能源供给分配与存储、减少固体和有害废、减少有害气体排放这七个维度作为调查重点,并给出了机场未来绿色发展的具体建议(见表1)。作为绿色机场领域的首份咨询研究报告,绿色机场倡议(GAI)首次提出了机场环境足迹(Environmental Footprint)评价体系并构建了绿色机场量化评价体系的五个压力指标以及对应的计量方法:水质量(Water Quality)、固体废弃物(Solid Waste)、空气质量(Air Quality)、噪音(Noise)与能源(Energy Consumption),虽然当时的报告内容与指标框架现在看来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与滞后性,但其环境报告的撰写框架以及对绿色机场的观察与思考为之后绿色机场相关的国际标准与政策的制订奠定了基础,是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对绿色机场构想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探索。
(一)国际层面1. 国际机场理事会(Airpor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ACI)国际机场理事会,原名为国际机场联合协会(Airports Association Council International),于1991年1月成立,1993年1月1日改称国际机场理事会。作为全世界所有机场的行业协会,国际机场理事会旨在加强各成员与全世界民航业的各个组织和机构的合作并促进建立一个安全、有效、与环境和谐的航空运输体系。2021年6月,国际机场理事会宣布了其成员机场的长期碳目标:成员机场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在此背景下,国际机场理事会亚太分会设立亚太区域环境委员会积极履行ACI环境倡议:限制或减少航空与机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支持并促进航空与机场对经济和社会的正面效益,与各国际组织就机场的能源、废物和水管理等气候变化重要议题进行磋商。此外,国际机场理事会亚洲地区分会设立了绿色机场认证与机场碳排放认证以进一步促进成员机场可持续发展、激励成员机场加快建设绿色机场,推动成员机场零碳排放等目标。
(1)绿色机场认证(Green Airports Recognition,GAR)在ACI亚太区域环境委员会的支持下,ACI亚太分会于2017年设立了“绿色机场认证”(GAR),以表彰在不同环境主题下有突出成就的机场成员。“绿色机场认证”每年聚焦一个独特的主题,并在不同的机场规模类别中对成员机场授予三种等第的认证且每组别、每等第有且仅有一位机场成员可以获得认证,认证等第由高至低依次为:白金奖(Platinum)、金奖(gold)、银奖(silver)。其中,经过认证的优秀机场实践案例还将被收录在《绿色机场认证》一书中并出版。“绿色机场认证”至今已举办六届,认证主题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为:能源管理(2017)、废物最小化(2018)、绿色机场基础建设(2019)、水资源管理(2020)、空气质量管理(2021)与碳排放管理(2022),共颁布51次认证,其中中国的ACI机场成员(包括中国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地区)累计获得12次绿色机场认证,包括5次白金奖,2次金奖与5次银奖,占认证总数23.5%(见表2)。表2国际机场协会亚太地区分会“绿色机场认证”中获奖的中国机场名录(2017-2022)
以2022年为例,绿色机场认证的主题为碳排放管理。ACI亚太分会围绕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国际机场理事会(ACI)政策指引、ISO14001(环境管理系统)、EMAS(环境管理审计计划)、ISO50001(能源管理)与建筑性能认证框架(LEED、BREEAM和DGNB)等度对机场展开审查,从19份申请材料中评选认证碳排放管理领域的绿色机场。最后,首都国际机场成为了地区首个获得绿色机场认证的成员,并且其自主研发、设计、建造的绿色节能建筑系统(由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储能逆变系统、EMS智慧能源管理系统、高效直流变频VRV空调系统、石墨烯碳纳米电热膜采暖技术、高效新风热回收除霾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光伏板智能清扫机器人系统等组成,荣获中国民航局2020年四大特色机场示范工程)被ACI Asia-Pacific收录进机场实践优秀案例集(见图1)。
根据认证报告的披露,可以发现我国机场正在加快对标绿色机场国际认证标准,弥补我国机场在国际绿色机场标准建设前期中的缺位,并逐渐在相关绿色科技领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提高了我国机场在国际绿色机场建设中的影响力及话语权,提升了我国机场在国际绿色机场建设中的地位,进一步拓展我国绿色机场建设的深度与广度。
机场碳排放认证(ACA)于2009年由ACI欧洲分会在欧洲推出,于2011年成为ACI亚太分会认证项目,并于2014年底扩展到全球所有ACI地区,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自愿性的全球机场碳管理标准。ACA将机场分为六档,分别对应不同的碳排放管理阶段,由低至高依次为第一级(碳定位)、第二级(碳减排)、第(碳优化)、第+(碳中和)、第四级(碳转型)、第四级+(碳转化),并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完整的审查与认证框架(见表3)。
截至2022年8月,ACI亚洲分会共颁布亚洲地区碳排放认证机场64个,其中包括 9个一级、18个二级、26个、5个+、4个四级、2个四级+,中国地区碳排放认证机场占总认证机场数12.5%(见表4)。
通过碳排放认证数量可以发现,我国机场积极参与国际机场碳排放管理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未来更多的机场实施、管理、创新碳排放奠定了实践基础,也逐渐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机场绿色发展的碳足迹、碳排放管理路径。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国机场仍大多数处于刚迈进认证的门槛,距离四级及以上的认证还有进一步提升与完善的空间。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简称国际民航组织(ICAO),成立于1947年,是联合国系统中负责处理国际民航事务的专门机构。为了应对与机场运营有关的环境问题,如空气和水的质量、土地管理、噪音和气候变化等亟待采取行动的各项问题,国际民航组织制定并通过有关决议文件、发布生态机场指南、建立特别工作小组来应对有关生态、绿色、可持续机场的发展问题。
自2008年以来,ICAO相继针对噪音、环境管理、空气质量、碳排放、绿色基础设施等主题制定了相应文件就绿色机场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指导性探索(见表5)。
生态机场指南是由国际民航组织发布,旨在为各国提供关于机场规划和设计的具体方案,并指导各国在为新的机场基础设施项目或环境管理改善计划提供资金时做出绿色决策。截至2022年8月,ICAO共发布七份主题指南与五份案例报告,指南包括《机场的废物管理》《机场的可再生能源》《机场建筑的生态设计》《机场的环境管理系统》《具有气候适应性的机场》与《机场的空气质量管理》。
以《机场的废物管理》为例,指南讨论了废物管理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对废物进行了定义,并对机场产生的废物进行了分类:城市固体废物(MSW)、建筑和拆除垃圾(CDD)、飞机飞行产生的垃圾、可堆肥废物、危险废物与工业废物、盥洗室废物。同时,它提出了废物管理原则、废物管理方法、以及循环经济的新概念,通过对环境细分领域的深入调查与报告为绿色机场的建设与保护提供了思路。
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是ICAO的一个技术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其宗旨是协助ICAO理事会制定并通过与飞机噪声和排放有关的新标准、政策与决议(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SARPs)。国际民航组织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二工作小组(CAEP WG2)则是由CAEP设立,下属管辖并审议与机场和机场运营有关环境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其工作目标是制定并向各国航空当局和规划者传播与机场扩建、建设和运营有关的环境问题指南,并推进机场环境友好政策的改革。当前,CAEP WG2处于CAEP/12工作周期(2019 -2022),其主要议题包括机场规划、气候变化评估、机场环境监测等(见表6)。
此外,在过去的25年中,CAEP G2围绕机场与运营的环境问题,牵头对外发布了12份与机场有关的重要文件,对机场规划、机场环境、机场排放、机场管理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逐渐完善绿色机场框架,为国际绿色机场标准的成型做出了重要贡献(见图2)。
近年来,我国在围绕绿色机场相关概念界定、标准建设、规范指导、技术应用等方面开展了重要理论实践与探索。2007年9月,民航局在《关于开展建设绿色昆明新机场研究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绿色机场”的概念。多年来民航局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见表7),对绿色机场制定中国标准,贡献中国方案。在《绿色机场规划导则(2018)》中,关于绿色机场的定义首次被理解与表述为“绿色机场是在全寿命周期内,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运行高效、以人为本,为公众提供健康、便捷、舒适的使用空间,为飞机提供安全、高效运行的环境,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场”。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在《中国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2035年)》中进一步将绿色机场的阶段性细化为“绿色机场是在全生命周期内实现资源集约节约、低碳运行、环境友好的机场”。相比于国外关于绿色机场的界定,国内绿色机场的定义更全面,在机场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突出资源、生态与人性化服务三维合一的绿色机场理念。
《绿色机场规划导则》是在执行《民用机场总体规划规范》(MH5002)的基础上,为推进我国绿色机场建设,借鉴国内外机场及相关领域有关标准与成果编纂的规划指引,其根据绿色机场内涵,结合机场定位和规模,确定机场规划目标,并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八个专题提出绿色机场规划要求,指导国内绿色机场的建设(见表8)。
《中国民航四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2020-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2021-2030年是“平安、 绿色、智慧、人文”四型机场建设的全面推进阶段,多个世界领先的标杆机场建成;2031-2035年是四型机场建设的深化提升阶段,我国机场规章标准体系健全完善,有充分的国际话语权。《纲要》针对性的对本阶段我国绿色机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源集约、低碳高效、环境友好三大要求(见表9)。
按照《纲要》要求,《四型机场建设导则》旨在指导国内各机场开展四型机场建设,其侧重于四型机场建设方向性的指导与意见,同时将平安、绿色、智慧、人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
《四型机场建设导则》提出绿色机场建设参考基本框架(见图3),并强调绿色机场建设应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规划设计,绿色施工建设,系统运行实践;节约利用资源,加强综合管控,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运行效率,减少机场碳排放;加大环境治理,注重环境优化,强化机场与区域环境相容性。增强机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最终实现机场与区域可持续协同发展。
《“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总结了“十三五”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并对“十四五”期间的以下指标做出重点要求(见表10)。
《“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全篇中还从如何不断完善行业绿色治理体系、如何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如何减缓民航业对环境影响三个方面对绿色机场政策规划与制定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见表11)。
在《“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的框架之下,《“十四五”民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进一步细化绿色机场有关政策,提出了“十四五”绿色发展主要指标(见表12)。同时,专项规划指出到2025年,民航发展绿色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民航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为全球民航低碳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实践。到2035年,民航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趋于完善,运输航空实现碳中性增长,机场二氧化碳排放逐步进入峰值平台期,绿色民航成为行业对外交往靓丽名片,我国成为全球民航可持续发展重要引领者。
“十四五”期间,在实施《民用航空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管理暂行办法》《绿色航站楼标准》《绿色机场规划导则》《民用机场绿色施工指南》《民用机场航站楼能效评价指南》《航空承运人不可预期燃油政策优化与实施指南》等规范和标准以及民航能耗统计与报告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我国绿色机场将围绕加快完善绿色民航治理体系、深入实施低碳发展战略与深入开展民航污染防治与全面提升绿色民航科技创新能力这四个重要任务,对监管、标准、实施、交流等多领域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改革(见表13)。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是中国民用机场行业(不含香港、澳门和)唯一的合法代表,于2022年6月发布了我国首份《“双碳机场”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是我国行业组织绿色机场评价体系自发进行的一次里程碑式实践,该指标体系按照“制度、行动、绩效”三个维度对机场进行指标评价,并将机场从低到高分为五种星级(见表14)。
同时,《运输机场碳排放管理评价(“双碳机场” 评价)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还首次在国内提出运输机场二氧化碳排放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远近闻名,其多次蝉联各类国际机场评价桂冠(见表16),
樟宜机场集团非常重视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机场建设。早在2009年10月,SIN的3号航站楼被评为绿色建筑金奖,并于次年获得了首届最佳绿色服务提供者的年度亚洲货运和供应链奖。根据樟宜机场集团2020-2021财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披露,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承诺在2030之前将绝对碳排放量维持在2018年的水平,并在2030年成为零碳排放机场,现SIN已完成机场66%水循环,25%能源降耗与11.7%废物非焚烧利用,并通过众多可持续发展主题,例如环境足迹、UN SDG、能源与排放管理、水管理、废弃物管理与人员管理等为机场的可持续、绿色与低碳发展助力(见表17)。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枢纽机场,是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支撑雄安新区建设的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在过去的两年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斩获国内绿色发展领域诸多荣誉与认证(见表18),并全力打造“四型机场”新标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探索绿色机场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综合价值。
根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9-2021)》披露,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秉持“环境友好”的理念,在水、气、固、土、声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标准,着力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见表19)。
根据相关信息披露报告显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PKX)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SIN)作为各自国家内领先的绿色机场建设方,在可持续领域均有各自实践亮点和影响力。尤其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机场过程中对于建设细节、技术构想、概念阐释与实践成果等方面比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的绿色化打造的更丰富、更完整。这充分体现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短短两年的可持续发展历程是飞跃式的,这些成就也是我国机场逐渐追上并终将在未来超越国际一流水平的缩影。但同时,在相比之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披露内容、报告形式及实践深度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对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来说,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民航机场绿色发展的故事,如何讲好双碳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仍值得进一步探讨与深思。
对比: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用图谱、路线等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了环境足迹与碳排放足迹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环境评价体系在机场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不同主题披露了全周期内机场足迹数据,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则是忽略了这一部分内容,仅用概括性描述的数字和文字对机场的碳排放管理进行了阐述,缺乏全面碳足迹的披露。
改进策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应重点围绕环境足迹评价体系指标,从水资源集约节约(饮用水、循环水等)、固废处理(废物处理重量、质量、数量、循环率等)、空气质量(一氧化碳、铅、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呼吸性粉尘、二氧化硫等)、能源(柴油、航空煤油、汽油、电力等)等方面构建并披露属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自己的全周期环境足迹图谱,同时要重点披露全周期碳排放足迹图谱,严格遵守ACI碳排放机场认证与GHG协议规定,按照三种规定范围分别统计碳排放总量并以精确到每个地面工作单元或组的颗粒度披露相关碳排放数据。最后,北京大兴机场作为中国民航机场新兴力量应尽早统一上述图谱制图格式与风格,形成自己的披露风格与标准,力争走在国内、国际民用航空行业披露的最前列。
对比: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用“战略-目标-规划-数据-案例”的思维逻辑和行文格式清楚地展现了机场对于自身可持续、绿色、低碳发展的认识与理解,直观、客观地在不同领域将自身的问题与亮点,通过横向及纵向分析比较,凸显出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进性。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采用单一的模块化处理,模块之间相对独立缺乏逻辑联系,报告缺乏连贯性与整体性。
改进策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应当牢牢把握“人”与“机场”这两个关键要素,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有机结合机场建设、机场管理、机场发展与机场文化,从案例、实例出发,以数据、科技为支撑,突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与伙伴、利益相关者、其他机构与旅客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机场的重要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向社会公开披露规划与落实现状,并且不仅要丰富完善从自身的视角出发讲述机场的故事(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社会保障等),更要引入第三者、旁观者的视角,邀请合作伙伴、商业伙伴在机场的建设、管理、运营的过程中加入机场文化的建设并相应披露在报告之中,为报告添加更多人性化、人情味的内容,使报告在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理念、信念、目标与形象进行全面、客观的宣传时更有共情力、说服力、信服力。
对比: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将机场本身发展与国际标准、联合国发展目标等国际指标与体系深度绑定,通过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角度讲好机场发展的故事,致力于成为国际机场的引领者,立足世界民航业发展,为自身扩大国际影响力,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实践。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并未充分涵盖或是有机结合国际航空领域重点、敏感的环境发展、绿色机场、可持续与低碳等议题,这不利于我国在国际机场的交流中讲好一个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改进策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应逐步提升披露报告中对国际议题设置回应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首先应以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基础,按照不同机场建设、管理、发展领域对不同SDG主题规划详细日程表与具体的执行措施并披露报告。其次,要以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69个具体目标为蓝本,研究建设符合中国民航局现阶段相关政策、指引,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现阶段发展匹配的发展框架,对已经取得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进行重点国际化宣传(绿色建筑、花园机场、海绵机场等),对规划中的重要项目,应尽早实现对标、对齐、引领、超越、自主提出等各项标准化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民航机场绿色建设、绿色发展、零碳低碳、环境保护等议题相关的,由智库、咨询公司、行业协会、国际媒体、拥有咨商地位或民用航空领域拥有重要话语权、议题设置能力的国际组织等国际机构开展的研讨、咨询、发布、论证、学术等国际会议,积极拥抱国际化民航绿色机场标准建设并做出属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贡献。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国也已从“十四五”规划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进入中国履行2030年碳达峰承诺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国民航绿色发展来说,内外部环境日新月异,全球脱碳进程加速,国内机场绿色转型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标准机制完善、低碳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挑战与机遇并存,开拓绿色机场发展新局面任重道远。
中国民航机场的绿色发展面临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挑战和压力。我国民航绿色发展基础尚不牢固,绿色转型动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组织机构不完善、约束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让绿色转型的难度、深度和幅度不断增加,实现机场绿色转型、全面脱碳时间愈发紧迫,加快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提升中长期碳减排力度愈发重要。
在国内双碳战略总体引领与布局下,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民航运输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机场能源消费将在长期内刚性增长,而我国机场在短期内以化石基燃料为主的机场能源结构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包括航空煤油为主的民航能源消耗结构与化石燃料为主的地面移动单元能源消耗结构,对绿色机场的能源绿色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国内先进机场深度脱碳技术与成果无法实现可持续的规模化应用,无法形成系统的国内机场绿色转型蓝本,缺少顶层架构与指引,缺乏规模化应用经验,单个机场转型案例难以起到联动、连带绿色机场转型作用,包括绿色建筑(结构设计、集约热能、绿色光能、绿色装潢、绿色建材等全周期建设体系技术)、绿色规划(机场改建、扩建、新建、机场辐射地区、临空经济区、机场地下管道区、城市缓冲区、城市衔接等)、绿色转型辅助(机场转型管理系统、机场环境管理系统、机场能源管理系统、机场智慧数据平台等)、清洁能源供给(绿电、可再生水、循环风控系统、废物处理)等。
国内碳排放评价、碳足迹认证等指标体系仍处于试行试验阶段,难以有效评价机场实际碳排放量,有效锚定碳足迹、环境足迹等指标图谱。政府无法有效监管、监测机场碳排放含量与相关环境指标的变化情况,从政府制定节能减排治理体系构建到机场落实节能降碳治理实际效能之间仍可能存在未经核实、鉴证的排碳损耗,并且国内机场可能因上述评价体系的长期缺位而面临碳交易中的碳泄漏风险。
国内绿色机场认证体系、机场碳排放认证体系亟待完善。绿色机场治理与发展涉及能源、管理、环境、工程等多学科交叉,相关研究团队、专业人才认证评价体系空缺,对碳排放、环境足迹等多项指标进行鉴证、认证的第三方机构缺少统一的管理与认证标准,相关开展鉴证、认证的人员缺少统一的管理、相关执照认证与相关技术技能水平认证。此外,现存国内相关鉴证、认证市场精细度低,分工效率低,未有效依照相关指引自发形成与缺位的绿色机场认证体系、机场碳排放认证体系匹配的分级鉴证、认证机构与人才梯队,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无法有序对接低、中、高不同级别的认证需求与鉴证能力,无法开展相关机构、人才的系统化培训。
我国当前已迈过绿色机场的探索与示范阶段,正处于绿色机场发展推广的关键节点,经过相关政策指导与扶持、机场运行管理模式创新、标准制定监管与指标体系完善、科技赋能绿色减碳等多方面绿色机场的运行实践与研究经验将全方位提升中国机场建设、管理与运行的绿色水平。同时,绿色机场的建设、营运带来的集聚效应还将倒逼机场周边地区进行更完善的空间、资源、环境等绿色规划,吸引绿色金融机构实体参与到机场全周期的绿色发展之中,将为未来国内绿色机场发展与绿色市场深度交融与共建提供新型发展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民航运输客座率、载运率、飞机日利用率等指标大幅下降,造成当年民航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强度值异常。其中,运输航空单位周转量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为0.316千克和0.995千克,均较基线%,机场每客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分别较基线%。我国民航机场应充分利用疫情期间低客单带来的低能源、低碳排放而降低能源转型成本的契机,加快疫情期间机场能源绿色转型,并应当抓住后疫情时代机场客流量逐步恢复直至复苏的行业特点,进一步深化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并巩固转型基础,提前规划并为碳减排、碳中和乃至碳抵消布局。2)深化落实专项行动内涵,提升绿色机场综合治理能力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与机构应当围绕中国民航局开展的绿色民航治理体系建设重点项目、低碳民航建设重点项目、民航污染防治重点项目与绿色民航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重点项目,深度合作参与各项政策标准体系建设(如《民用航空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暂行管理办法》《民用机场航站楼能效评价指南》等)、打造绿色机场标杆、参与国际交流、推动可再生能源替代与新技术应用行动、完善市场机制建设、科创平台建设与绿色民航人才培养,并围绕民航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建设、规划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加强各主体协调配合、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大力宣传推广规划实施成效经验。3)把握新时代中国国际实践,增加绿色机场标准国际参与度
39届大会气候变化谈判成果《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政策和做法的综合声明——全球市场措施机制》的规定,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控制将通过试验期(2021-2023年)、第一阶段(2024-2026年)及第二阶段(2027-2035年)三个阶段实施。其中,试验期和第一阶段各国自愿参与,发达国家应率先参与承担历史责任;第二阶段为国际航空活动全球占比高于0
.5%以上的国家或国际航空活动全球累计占比90%以上的国家参与,总体上遵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责任区分原则。而现阶段,世界各国围绕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标准和产品装备的博弈更加激烈,中国也已准备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中国民航绿色发展国家行动计划》,分享中国实践和经验,同时,我国应当以此加快国内相关政策指引落地进程,尽早参与建设性国际航空减排、绿色机场谈判与磋商,为推动完善国际机场碳抵消和减排机制做出属于中国的重要贡献。
第一,政府应当强化顶层设计,开展关于机场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研究,编制以机场为主题的中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以及基于碳汇市场的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循环发展指引等。第二,政府应当加大对绿色机场建设的政策倾斜与帮扶力度,为绿色机场的新建、扩建与改建专项规划制定简化审批手续,推动绿色规划体系完善,充分结合已有案例的实践经验,为技术论证、审查审定等重要前置规划搭建覆盖设计、建设、运输、核验、运营、管理、报废等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机场规划体系,充分考虑不同环境、不同气候、不同地理特征,充分结合城市发展定位、城市建设规划、城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等要素,为绿色机场提供不同深度、不同类别的规划指引,不断发展、拓宽、深化绿色机场的内涵,并结合实际发展现状与时代要求更新绿色机场规划的技术路线与实施策略,为有能力实现绿色转型但缺乏转型规划经验的机场提供政策指引与大力支持。
第三,政府应当制定加大绿色机场建设专项资金支持,提高资金投入效率,加大对绿色机场的激励与补贴。
1228个节能减排项目,累计投入15.9亿元,带动行业数百亿资金投入,年碳减排能力超过90万吨。同样的,政府应该设立更多主题专项资金,如绿色建筑专项资金、新能源机场专项资金等,并逐步完善绿色机场转型实效与资金投入绩效挂钩机制,严格审查专项资金明细,可以适当结合企业碳损益表为考察方式之一,纳入资金的规划与管理。此外,政府应当指派专项督察监察成员,核查重大、重点绿色机场项目建设工程,四型机场建设示范工程与绿色机场标杆企业运行情况。对漂绿、存在减排不力、未能起到绿色机场领头作用的企业与个人进行严格审查并立即整改。第四,政府应当联合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力量组织开展绿色机场专项研究调查,培养对接国际型人才,并结合产动先行布局绿色机场高精尖技术领域,推进绿色民航智库建设,打造民航脱碳技术研发与验证实验室,推动建设低碳民航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以期在技术突破、技术应用、技术转化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第五,政府应当加快完善研究各项碳排放、碳足迹、环境足迹等重要环境指标评价、审查体系,并加快制定航空燃料可持续评价标准、机场碳排放管理评价办法、机场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指南、机场场内新能源车辆及充电设施建设运行规范、机场周围区域航空器噪声监测指南、除冰(雪)废液回收处理规范、到寿飞机无害化拆解标准等,促进国内绿色机场碳减排、环境治理、低碳绿色发展等治理标准的统一。
第六,政府应当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完成中国国际航空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国家报告、中国航空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责任主体清单、核查机构清单等材料编制和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工作,建设性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第
41-42届大会气候变化议题谈判,有效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环保委技术磋商,加强中国驻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代表处能力建设,并积极履行国家承诺,务实有效开展绿色机场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开展中欧民航绿色发展合作培训、中美绿色航线合作研究等跨国合作,推动建立发展中国家绿色民航专家协调机制等跨区域建设性提案。
第一,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发布我国绿色机场开展年度咨询报告,发布行业内绿色机场排名,倒逼行业自律,并推动国内、国际碳市场建设,推动建立基于市场碳减排机制的绿色机场减排标准,早日促成中国绿色机场评价体系的构建。第二,加快民航
“双碳”企业评价体系试行的首批评价流程,公布评价结果并促进“双碳”企业评价体系自我迭代,引入、参考国内外先进评价体系经验与实践成果,为建立健全国内机场碳排放评价体系奠定基础、积累经验。此外,行业协会应当试点开展碳排放核准、鉴证、认证评价认定工作,为专业技术人才与机构提供有效背书,规范整合市场资源,开展专业特殊技能人才与机构的认定与培养,并逐步完善人才与机构碳排放审查资格认证与国内机场碳排放评价体系的匹配,做到不同级别碳排放的机场由对应专业级别的机构所在的专业级别的审查员进行碳排放鉴证、核准审查工作。
第三,行业协会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扩大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与制定的数量和质量,同国内港澳台地区进行广泛交流,拓展绿色机场相关标准的实践与检验,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3.
方面第一,机场的管理集团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碳足迹、环境足迹监测、核准制度与相关内部体系,设立碳排放监测、监察与核准部门,组建碳排放监测、监察与核准小组,搭建碳排放监测设备技术管理、人才培训培养、碳减排特别行动小组等平台,并定期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相关指标审查,为之后的碳减排、碳中和奠定扎实基础。第二,在环境保护与能源管理方面,机场不仅要严格遵守相关标准并积极参与标准的讨论与制定,还应当建设相应议题的数字化管理平台,这样不仅可以定位自身在行业的发展阶段,也可以复制、转化优质项目的转型经验,例如绿色建筑、机坪管理等涉及合理规划、配置资源的重要减碳议题,采用优化后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将大大降低机场转型运营成本,从而进一步减少机场转型期间的碳排放。
第三,机场应当因地制宜,借鉴或研发绿色低碳技术,比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多种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扩大机场基础设施的清洁能源比例,比如实现机场作业电车全覆盖、新能源设备的购置,深入开展落实蓝天、碧水保卫战,以生态补偿方式积极参与青藏高原、黄河、长江等国家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探索投资生物质能源和经济林等生态产业,促进我国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提升。
“人与机场”可持续四大支柱,开展以可持续、绿色、低碳发展为本,以人为核心的机场建设与服务,并贯彻落实我国新时代的发展特点,把握中国绿色机场发展的特殊性,与世界绿色机场发展的普遍性,讲好一个中国绿色机场的故事,贡献中国绿色机场的智慧。
第一,优化支持发展通航金融、保险等业务,鼓励符合通用航空特色的金融产品创新转型,将通航保险部分与绿色机场的发展挂钩,为机场绿色转型提供更多资金来源,进一步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对航空产业的支持力度,优化通航补贴、政策,提高绿色资金使用效能。第二,大力发展航空金融产业化升级,通过临空经济示范区推动机场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参与机场经济活动,通过区域内保税、口岸开放、自贸试验区等政策叠加,强化以机场为中心,构建配套完善、支撑有力的机场金融生态系统。同时,金融机构应当协助机场注重财务决策、未来规划投资,有效利用金融资源,加强企业合作,以区域经济的发展推动机场业绩的增长,同时通过机场业绩带动区域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加快机场绿色转型的进程。
第三,对于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除了要拓宽机场转型投融资渠道,追求稳定的绿色金融回报率,进一步降低机场绿色转型融资成本与风险之外,还要侧重于对机场全生产要素有机结合的投资,包括综合配置人力、管理、资本、技术等软硬件资源等,并提高以人与可持续绿色发展为核心的投资比例,例如提供机场地面单元新能源转换分期绿色信贷,将绿色债券向绿色建筑领域的绿色建材、绿色装潢、绿色规划倾斜,将机场的绿色发展评价结果与绿色债券结算挂钩,将资金摆渡到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建设之中,而不是将四型机场片面理解为新技术、资金及硬件的堆砌投入,或者是建设档次标准的盲目提升。
作者施懿宸系中财绿指首席顾问;金蕾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研究员;何明杰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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