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报道的价值导向分析

典型人物报道的价值导向分析本站　　针对典型人物报道如何呈现、引导价值观，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典型报道的价值导向功能等问题，本研究对《人民日报》“身边的感动”专栏典型人物报道开栏以来两年间的报道进行了批评性的话语分析

　　针对典型人物报道如何呈现、引导价值观，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典型报道的价值导向功能等问题，本研究对《人民日报》“身边的感动”专栏典型人物报道开栏以来两年间的报道进行了批评性的话语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典型人物报道的价值取向倾向于利他主义价值观，其价值导向功能的实现有赖于报道语境配置、体裁结构和词汇语法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

　　我国典型报道的现有研究成果集中在典型报道的基本理论、社会功能、历史发展及实务操作四个方面，内容广泛、观点多元，却并未形成一个清晰、系统的认识分析框架。关于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思辨感悟式的探索，并未进行系统科学的剖析。要使典型报道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发挥持续有效的作用，就必须细致剖析现今典型报道的话语运作规律。

　　针对典型人物报道如何呈现并引导价值观，如何更好地实现典型报道的价值导向功能等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人民日报》“身边的感动”专栏为例，选取自开栏起（2010年3月22日）至2012年3月22日两年间的报道为样本语料，采取每4日抽取一份的方式（如所抽取的当日报纸中没有出现该专栏，则忽略不计），抽得77期专栏，共84篇典型人物报道。

　　批评话语分析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注重阐释意识形态与话语间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影响着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话语对意识形态存在反作用，同时注重分析意识形态和话语是如何源于并服务于社会结构的。作为批评话语分析者之一的哈桑（Hasan）提出的体裁理论认为，体裁研究由两个要素组成：一是语境配置（Contextual Configuration），二是体裁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al Potential，GSP）。在哈桑看来，“语境配置”可定义为“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三个变量“组成的具体值”［1］。语场是指文本所涉及的内容，语旨是指文本所提及的人物及其关系，语式是指文本的传播途径与方式；“体裁结构潜势”可定义为“对某一语体的文本结构变化可能性的描述”［2］。在此理论基础上，本研究对样本语料进行语境配置、体裁结构和词汇语法三个层面的分析。

　　从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方面对样本语料进行分析后发现，典型人物报道的语境配置为：1.语场：褒奖赞扬，通过描述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弘扬“爱岗敬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主题，倡导利他主义价值观。2.语旨：典型形象社会层级较高，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与媒体的关系是“自上而下”式。3.语式：以语言为主导，新闻报道式的书面语与口语相结合；以文字和图片为传播介质；以书面形式为传播方式。这种语境配置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典型报道是在因素的干预和影响下诞生的，现今的典型人物报道依旧是以理念为主题的“风向标”。“身边的感动”专栏2010年3月22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开栏语《致读者》，提出要“通过报道身边的平凡人物、普通群众的故事，展示普通百姓的崇高精神与高尚品质，体现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分析“身边的感动”专栏中84篇典型人物报道可知，以“爱岗敬业”“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为主题的报道所占比重较大（见图1）。“爱岗敬业”主题所占比例最大（44%），该主题突出典型人物克服主客观困难因素，热爱本职工作，坚守岗位的精神，倡导为人民服务，对工作和社会负责的利他主义价值观。“见义勇为”主题（16.7%）的典型人物报道突出典型人物为了保护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不顾自身安危，违法犯罪行为或抢险救灾等事迹，宣扬见义勇为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助人为乐”主题（15.5%）主要突出典型人物以帮助他人为己任，不惜舍弃自身利益，所呈现的也是利他主义的价值观。

　　陆学艺等人根据个人的组织、经济、文化资源的不同，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3］。笔者以十大社会阶层为依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语料中所报道的典型人物大多来自社会较高层级（32人，占38.1%），以“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居多，主要展现典型人物的乐观敬业精神。

　　典型人物报道通过呈现社会不同阶层的利他主义事迹，可以有效地重建层级间的互信，形成社会各层级的基本行为指南。而典型人物报道的诞生和典型人物的选取，都是为了满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近年来，我国经济虽发展较快，但却遇到了产业结构的瓶颈，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成为时代的需要。“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作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词，被提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在此社会背景下，专业技术人员的“爱岗敬业”和“开拓创新”的价值理念必然会成为典型人物报道的重点。

　　2011年，《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开展了“走转改”活动，典型人物报道的报道方式和传播途径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语言方面，书面语与口语相结合，口语语言保留了一部分地方特色和个性化特征。在传播介质方面，图片作为一种关键性的符号系统融入了以文字为主的传播渠道，以“有图有”的方式进行图文并茂的报道。在传播方式方面，报纸与图书相结合，使文本形成持久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报纸中新闻作为“易碎品”的缺陷，延续了其影响力。

　　综观样本语料可以发现，典型人物报道要建构人物形象，就必然要对其个人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包含至少一个完整的叙事部分；同时，为了充分体现报道主题，报道还包含一些评价元素。本研究对84篇典型人物报道逐一分析，发现典型人物报道各元素出现的大致规律，即体裁结构潜势如下：

　　在体裁结构潜势的各类连接符号中，“^”是指该符号所连接的前后元素的位置不可变动；“（）”内的成分是非必要元素，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内的元素可融入由“^”直接连接的其他元素；“(?)”符号内元素为非必要元素，其位置可在“［］”之内任意变动；“←”是指“{}”内的元素结构可以重复出现。

　　在典型人物报道的体裁结构中，“标题”“图片”“编者按”为必要元素，出现的方式不存在变动；“人物简介”是可融入元素，“现状”是非必要元素，需要对二者出现的概率、形式做进一步分析。

　　1.“人物简介”的形式及其价值导向功能。“人物简介”可能出现的形式有四种，笔者对样本语料中各种形式出现的概率（见表1）统计后可知，“人物简介”元素作为典型人物报道的必要元素，大多（72.6%）融于“现状”和“初始事件”元素之中，这种方式一方面能够使“人物简介”戏剧化；另一方面，“人物简介”在融入“现状”或事件叙述时带有冲突感，有利于报道为典型人物的个人经历贴上价值标签，使价值导向明确。

　　暮春四月，万物复苏。山里的清晨还有阵阵寒意，眼前的谢静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大老板”的样子。不施脂粉的她皮肤黝黑，一身运动服打扮，熟练地驾驶着越野车驶进山沟。自包下火烧沟西山5000亩荒山后，这里就成了谢静的家。

　　过去一直经营被服企业的谢静，在32岁时迷上了山沟绿化，成立起青海绿通实业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4］

　　“人物简介”部分将人物的样貌、经历与其接受记者采访的具体状态相连接，增添了报道的现场感，避免出现“简”而“平”的现象。同时，典型人物报道强调人物所处环境和所做事迹间的对比性，凸显了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中隐含的价值取向。

　　2.叙事结构的形式及其价值导向功能。在所选取的84篇典型人物报道中，共有161次完整的叙事。“评价”元素出现的次数和位置都较为灵活，根据该元素出现次数和位置变化，叙事结构共有15种排列组合形式。笔者对这15种形式出现的概率统计后发现，“评价”元素集中出现的概率较大；“评价”元素集中出现一次或两次的情况较多，出现三次或四次的概率则较小；“评价”出现在叙事结尾和同时出现在开头和结尾的情况较多。

　　第一，典型人物报道在叙事过程中会将事件报道与评价融为一体，制造纯粹叙事的表象，隐藏对人物的直接价值判断。“评价”的作用在于以意见性而非事实性的信息烘托和升华典型的形象，而“间接评价”却是一种以事实性信息的形式传达意见性信息的方式。记者在选择“评价”元素时，大多会用间接而非直接评价，这些意见性信息与事件叙述的融合度相对较高，不会给读者造成意识形态的强加感。

　　第二，典型人物报道会通过叙事元素的对比，凸显或隐含报道主题。在叙事中，“初始事件”“发展”和“结局”这三个必要元素间往往带有较明显的对比性。“初始事件”通常展现典型人物在作出典型行为前的状态，强调典型人物个人状态（如健康、财富等）和所处环境（如贫瘠、荒凉等）等条件限制。“发展”元素呈现典型人物作为行为施动者的自我调整或主动再社会化的过程。“结局”则呈现典型人物对社会的成功融入，并与“初始事件”所体现出的人物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以此使得典型人物报道的价值取向得以体现。

　　典型人物报道中的词汇语法也是其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在词汇方面主要通过两种词典化路径对词汇所蕴含的价值观进行规范或重塑，并以凝聚共识的立意方式宣示报道的价值取向；在语法层面注重以负面评价的形式表达对典型人物的颂扬。

　　词典化是指“人们根据话语类型、个人语境、社会语境、社会文化语境选择几个用词去指称同样的人、群体、社会关系或社会事务”［5］，有助于形成意识形态的认同。

　　一是强化词汇某一方面的语义，赋予其规范性的价值内涵。这种词典化倾向通过重复，形成社会群体对某一词汇语义的认同，使社会群体明确这一词汇的褒扬性质，进而通过对这一词汇内涵的演绎，阐明内化于该词汇中的价值观，并明确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符合这一内涵。在典型人物报道中，词典化的“代表作”便是“最美”一词，该词已基本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典型人物报道中的“最美”一词最早用于2011年7月关于“最美妈妈”吴菊萍的报道。此后，该词频繁用于典型人物报道，也频繁出现在“身边的感动”专栏报道中。专栏报道了危急关头在车轮下勇救学生的“最美教师”张丽莉，身残志坚致力于法律援助工作的“最美律师”郭二玲，舍身救人于火海之中的“最美高富帅”周江疆等许多“最美”人物。近年来，不少公众一边感慨“道德滑坡”，一边却不知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应何去何从。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典型人物报道中的“最美”人物为社会提供并强化了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使“最美”浓缩了舍己救人、助人为乐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具有规范性内涵和价值取向的符号。

　　二是通过调整词汇语义，转变社会价值认知，重塑认同。这种词典化路径首先通过典型事例，赋予词汇一种新的内涵，形成新的价值认知和认同。这种内涵可能与社会对该词汇以往的认知不一致甚至相对立。

　　以“90后”一词为例，近年来大多数公众为90后贴上“非主流”“脑残”等负面标签，以鄙夷和质疑的态度批判90后群体。在此社会背景下，典型人物报道中推出一些与90后相关的报道，如《石秀琴：90后女孩撑起一片天》《“麻袋哥”：90后大学生的公益情怀》《见义勇为父子兵：90后儿子献出生命，农民工父亲身受重伤》，这三篇典型人物报道强调90后不是柔弱的、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自私的，而凸显了他们吃苦耐劳、心系社会、关心他人的道德品质，试图调整公众对90后群体形象的认知。

　　两条路径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条路径是对词汇固有内涵的强化，而第二条路径是对词汇可延伸内涵的挖掘与重塑。

　　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不断加剧，不同阶层的现实利益与价值诉求各不相同，个人对固有价值观的坚持和对其他价值观的排斥、质疑倾向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取得合法性，首先要去除意识形态的强制色彩，努力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当然，凝聚共识并不是说所有社会成员在所有问题或大多数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而是说人们要养成互动、讨论、争辩、协商和妥协的习惯，既要容忍异议的存在，又要克制自己的冲动，寻求大家对现实问题的都可接受的理性诉求，以及基本的价值认同。

　　以“耐心”一词为例，该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一般出现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互动之中，特别用来描述管理者（如官员、基层管理人员）对被管理者（如群众）的态度，或施助者对受助者的态度。例如，《石宝森：27年线]中用“耐心”形容辽宁省凌海市司法局宣传科科长石宝森27年的普法宣传工作，形容其用法律武器，维护百姓利益，为农民解难的事迹；《刘淑珍：火热夕阳红》[7]中“耐心”一词用于描述刘淑珍对高龄的、无儿无女的、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张秀玲老人的开导和劝慰；《胡艳苹：给28名智障者一个温暖的家》[8]中用“耐心细致”形容胡艳苹对智障者的悉心照料。

　　官民分化和贫富差距是当下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耐心”一词形成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间都应具备的共识，传递出一种强势者应该“耐心”对待弱势者，弱势者也不能缺乏耐心、无理取闹的理念。因此，“耐心”这一词汇也就具有促成不同社会层级间的价值认同，抑制群体分化的功能。

　　一些典型人物报道总是站在褒奖颂扬的立场上塑造典型形象，容易出现“高大全”的报道形象，很难获得读者认同。样本语料中出现了一些对典型人物的批评和质疑，使典型人物成为可接近、模仿的形象。但由于典型人物报道的语场并未发生变化，这种批评和质疑往往带有语义的转变，即以外在否定或消极怀疑的形式实现积极的形象呈现。

　　五弟在黑金河林场经营苗圃，打算把树苗卖给县林业局。王海青放线毛。他甚至发出一条禁令：汤原县造林用苗一律不许从这个苗圃购买。五弟感慨道：“要是没这个哥，生意可能还好做些。”[9]

　　这一评价从表面上看表达了五弟对王海青的不满，这种不满是建立在社会普遍认同的“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特权思维基础上的，而五弟对王海青的批评恰恰实现了对特权价值观的否定和对王海青不徇私、反特权的正直形象的颂扬。这样，一方面能够防止典型人物报道出现“高大全”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能够用潜在的意识形态影响公众，通过语义的转变促成价值认同的转变。

　　典型人物报道的式微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式微现象甚至引发了关于“典型报道消亡论”的争论。本文暂不讨论典型人物报道是否会消亡，但将其式微的原因归结为两点：第一，典型人物报道的语境配置未能与时俱进。“话语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会以不同的方式被生产、分配和消费，影响话语分配与消费的社会因素之多也绝不亚于影响生产的因素。”［5］221-222与1942年典型人物报道诞生之初和历史发展相对比，现今的典型人物报道所处的社会语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典型人物报道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缺乏对社会语境变化的敏感，相应的调整较少。第二，典型人物报道在实践操作中未能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之中。典型报道的理论体系可分为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方面，实践论层面的典型报道理论要求记者能够站在群众之中，当今典型人物报道对记者编辑的要求也是如此，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并不是所有记者都能深入群众。有鉴于此，要解决典型人物报道的式微问题，就必须从报道的语境配置、体裁结构和词汇语法运用三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创新。

　　首先，典型人物报道要从语旨、语式上增强报道的可读性和影响力。在语旨方面，可以改变记者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缩小参与者间的社会距离，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典型人物报道要有所创新，必须转变“自上而下”式的报道为“自下而上”式的报道，即记者主动发掘典型人物，并与之建立长期、密切的联系。在语式方面，既可以适当增加新闻图片，使报道更加形象，又要在与新媒体的互动中获得主动性。从目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来看，传统媒体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在主动输出信息方面显得能力有限。不少传统媒体都拥有自己的新媒体平台，但并非所有拥有新媒体平台的传统媒体都能够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因此，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建设和管理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是促成典型人物报道拥有更大的受众群和影响力的关键。

　　其次，典型人物报道要突破千篇一律的布局结构。在语篇结构上，典型人物报道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法：一是配发编者按，以“阅读提示”等简明扼要的方式摘取典型人物事例要点，提炼报道内容，吸引读者阅读；二是配发短评，使主题得以提升，并以“我们”的口吻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形成对读者心灵的影响力；三是以“镜头式”的写作手法提升报道的可读性，叙事中要尽量体现冲突感，同时，以“镜头”取代以往评价性的标题，降低说教色彩；四是多用间接评价，人的品质往往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间接评价能使典型报道所展现的社会整体感更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报道的客观色彩。

　　再次，典型人物报道要善于将意识形态隐藏于词汇语法之中。把意识形态隐藏在词汇语法之中，报道中应少用主观性较强的形容词，多用带有更强客观性的动词和副词；同时，注重名词的词典化，借助报道载体的影响力，形成社会对某一词汇内涵的认同，进而整合和调整社会共识。同时，适当的负面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加深公众对典型人物的思想、精神、价值观的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认同。

　　传媒在当今社会已经同力量、资本一起，成为支配性的权力，它“能够有效地占用人们的心理频道”，使“观念倒映为现实成为突出现象”［10］。典型人物报道将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映入现实，又以宣传的形式占据公众的心理空间。它通过呈现社会不同阶层的利他主义事迹，重建层级间的互信，形成社会的基本行为指南，解构以“自我”为中心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维方式，从观念层面调整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连接方式，将社会生活重新纳入经济生活之中。同时，典型人物报道又通过语义转变等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滋养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建构并维护着心灵秩序，成为累积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和道德资源的方式之一。

　　本研究只对《人民日报》“身边的感动”专栏的84篇典型人物报道进行了分析，对于一些非党报类报纸、杂志，如《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没有纳入分析的范围。因此，本研究未必能准确反映典型人物报道的整体情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概括和对文风的强调，可能会使典型人物报道处于不断的变革当中，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众传媒在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研究”，批准号：12JZD020）

　　［4］郅振璞，李亚欧.谢静绿化荒山十一载 清晨植树晚上疲惫回城［N］.人民日报，2010-06-18（6）.

　　［8］孟海鹰.胡艳苹：给28名智障者一个温暖的家［N］.人民日报，2010-11-25（6）.

　　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上海100万家庭没孩子环保10年花4万亿北京首涨之都北方将现沙尘降温中石化职工买不起房葫芦娃将拍真人偶像版被掐脖小贩与和解工程院不撤销烟草院士国五条地方细则查韦斯遗体永久展示银行核查账户真实性癌症村地图存在污染女婿被捕贝卢斯科尼获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