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用“新闻体”写作梁启超

解玺璋：用“新闻体”写作梁启超本站　　在《梁启超传》的前言中，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盛赞作者解玺璋的笔法与梁启超极为相似——痛快淋漓、势如破竹，以至于千页大书让他欲罢不能，用了三天三夜时间一气读完

　　在《梁启超传》的前言中，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盛赞作者解玺璋的笔法与梁启超极为相似——痛快淋漓、势如破竹，以至于千页大书让他欲罢不能，用了三天三夜时间一气读完。

　　想象中，文字犀利的人，恐怕人也长得很犀利吧。及至在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颁奖前一晚见到解玺璋，才发现应该用温和朴厚来形容他。虽然因为天气原因，解玺璋所乘坐的航班延误了，采访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但聊起梁启超，他不知倦怠，侃侃而谈，却又让人如沐春风，获益良多。

　　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展示了晚清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解玺璋是从上大学就开始对梁启超感兴趣的。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专业，老师讲起中国新闻史，自然要提到梁启超，解玺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饮冰室合集》成了他的床头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梁启超。“几年前，有人提议我写一部《梁启超传》，我答应了。”那时，他以为自己对梁启超已经有足够的了解。

　　为了写这部书，解玺璋还是把能找到的材料都收集齐了。不过，一接触梁启超的所有资料，解玺璋才发现，困难就如一座大山横亘于眼前，比自己预想的大多了。

　　“当我读了他的年谱，才意识到梁启超的一生太大，太丰富了——他参与戊戌变法、立宪、辛亥、五四运动乃至后来初期的几乎所有大事——这远远超越我自己的预期，实在太难驾驭了。但我已经把这件事说出去了，没法往后缩，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因为不是历史专业出身，以前只是很浮光掠影地知道几件大事，许多基本的历史事实不清晰，得一点一滴去看资料，重新去梳理，从根上去找源头。同时，任何描述都带有个人的立场。对于梁启超，很多问题是争论不休的，各种意见纷繁复杂，自己要选择哪一种态度，也非常麻烦。就这样，四年时间至少有一半用于看材料。写作的过程对我而言是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近代史。有时候看一本书，能概括出来的只有千儿八百字，甚至几行字。”

　　而对于这四年多的结晶，解玺璋谦逊地认为，《梁启超传》“充其量只能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对我来说，《梁启超传》的完成仅仅是个开始。”

　　通过对梁启超的再研究、再认识，解玺璋认为，梁启超在开风气方面起到了极大作用。“他之所以超越很多——主张改革、 变法，倡导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就在于到了他这里，视野更开阔了，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到了日本，读了很多西方翻译过来的学等方面的著作，他对国家的体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因此他提出来的改革方向及新民思想，是有别于前人的，对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

　　性，他对新民有自己的设想，这个设想落实到他所开办的学校，包括他自己的几个孩子身上。众所周知，他有九个儿女，被称为‘满门俊秀’。”

　　当这部书还在为人津津乐道时，解玺璋又开始动笔写另一本有关梁启超的书了。“新的一本偏重于梁启超的思想，希望探讨他的思想和今天的关系。”

　　解玺璋认为，在学术上梁启超是一个开先河的人物。“他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旧学已经到了末流，新学刚刚进入，很多都是他引进、创立的，但他把大家领到了路上，自己就放弃了，把希望寄托于后人身上。像他的历史研究法，后来很多人都受惠于他，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做报纸的人都知道，报纸是介绍最新的东西，学术界要研究，那是他们的事。举个例子，鲁迅1907年写了《摩罗诗力说》，而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写了介绍尼采的文章。作为通才，你不可能要求他既博又专。”

　　同时，解玺璋对梁启超备受后人诟病的“善变”也进行了辩护。“他追随康有为，后来发现康有为的很多思想他无法接受，于是反对自己的老师，与孙中山走得很近，再后来他又觉得孙中山的思路不对，他又往回走。他搅在这些人事关系当中，被扣上背叛老师、背叛朋友的帽子，让人觉得他很善变——欺师灭祖，两面三刀。其实，梁启超的思想发生变化是跟他的视野不断开阔、阅读不断深入息息相关的。他的变，是他的思想在进步。以今天的话讲，是与时俱进。

　　他跟康有为最大的不同是：只要是康有为认定的，不管环境怎么变化，他都会坚定不移，或者说固执己见；梁启超则会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调整自己的思想。他的变有两个基础：“一是自己的进步，一是时代的变化。所以他总说自己是用‘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梁启超有极热烈的思想、极纵横的理论，却没有一点办法，尤其没有家的魄力。您认可吗？

　　解玺璋：梁启超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要他实际操作，那是为难他。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也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不是从基层一步步做上来，所以他没有实际经验，能说得头头是道，却没有执行力。这不用为他讳言。

　　解玺璋：他的新民思想我们以前研究得很不够。我们一直讲改造国民性，但怎么改造？鲁迅的思想中是破坏多，建设少，他没有提出来我们的国民性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来柏杨写《》，也只是把中国人骂了一通了事。其实，新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梁启超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做了具体的描述。而且他认为先有新的国家还是先有新的民众，是一个辩证的互动关系，不是我们先塑造好了新的民众，再期待有新的国家，也不是有新的国家，再塑造新的民众。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孩子的能力，从小就都拼命抓起，但抓了些什么？不输在起跑线上究竟是要赢得什么？现在的我们都太重知识而轻精神了，而梁启超从不忽视对孩子知识的培养，也从不忽视精神方面的造就，所以才会有“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广州日报：刘再复说您的笔法与梁启超极为相似，您觉得自己的个性特点中有没有跟梁启超共通的地方？

　　解玺璋：我觉得这可能跟我长期做报纸、写评论有关系，就是一种“新闻体”，跟学术的表达确实不一样。学术要求很规范，但读起来会觉得刻板，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得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强调阅读快感。

　　解玺璋：写作该书时，一下笔就碰到了结构问题。传记的写法一般都是从人物的出生写到去世，以时间为线索贯穿起来的。我不是专业做历史的，再怎么努力恐怕也做不过学院里的老先生，因此我觉得跟他们得有一些区别。这是我的第一个动机。但结构要怎么变，开始心里并没有谱。后来我反复读《梁启超年谱长编》，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发现近代史上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有他的身影，每个重要历史环节的重要人物都跟他发生关系，我就想将他和这些人物一一粘连起来写，也可以把他的一生串下来了。但动笔以后，发现也有很大麻烦，就是很容易重复、交叉；而且有些部分可能找不到合适的联结人物，就把那段历史略过了。因此，我只能尽量在某些章节中让出一些内容，或者在一章中详写，在另一章中简单呼应。

　　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其中，《梁启超传》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非文学奖十大好书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