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从西周延续至春秋郫都犀浦发现先秦区域中心聚落遗址

罕见！从西周延续至春秋郫都犀浦发现先秦区域中心聚落遗址诗情画意的网名 今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主要可分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两

今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发现一处周代遗址-犀园村遗址，该遗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主要可分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两个发展阶段，其春秋时期的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墓地。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细化时间维度、复原历史文化面貌、重现社会组织形式、揭示丧葬习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航拍现场

发现东周大型公共墓地 现存春秋墓葬80余座

发掘现场负责人熊谯乔介绍，2020年10月，为配合犀方路小学建设项目的建设，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郫都区文物保护所对该项目地块进行了文物勘探，在项目红线范围内发现一处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址。

经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批准，2021年3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详勘和抢救性发掘，确认项目地块内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证实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本次发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发掘工作中积极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项科技考古工作，获取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另外，利用RTK测绘、多旋翼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全面采集考古信息。

发掘现场

此次抢救性发掘面积1617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并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的墓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个、灰沟3条、窑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遗物，青铜器主要有剑、鐁、带钩、印章、敦等，其中柳叶形剑、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

柳叶剑

熊谯乔认为，从遗迹和遗物来看，该遗址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西周中晚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房址、灰坑、窑址、灶等生活类遗迹以及少量的墓葬，遗物主要为罐、瓮、盆等生活类陶器，说明该遗址在这一阶段是作为居住址使用。第二阶段为春秋时期，该阶段的遗迹为大量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灰沟等，遗物主要是随葬用的青铜剑、磨石以及陶罐等，说明该阶段主要是作为墓地使用。

发掘西周建筑基址15座 柱洞内埋藏钻孔卜甲

犀园村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建筑遗存，主要分为基槽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两种。在仅1600平的发掘区内便发现了可合围建筑多达15座，同时还发现一些柱洞内埋藏了钻孔的卜甲，基槽内放置了完整的陶罐。大规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基行为表明该聚落等级应该不低，应该是一处中心性聚落址。根据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该聚落鳞次栉比、人声鼎沸的盛况。

到了春秋时期时期，该遗址主要作为公共墓地使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柳叶形剑，体现了古蜀亦农亦兵的社会组织形式。柳叶形剑器形小巧、造型古朴，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而敦一般认为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次在成都平原的东周墓葬中也有发现，体现了蜀国与楚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此次出土了大量春秋时期的陶器。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遗物，具有数量大、演变快、文化间差异大的特征，对于考古学分期断代和文化间比较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成都平原的先秦遗址中，春秋时期的遗址发现的比较少，出土陶器也不甚丰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可复原的陶器，有罐、盏、豆、器盖等，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质和时代特征，填补了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

这批东周墓葬还有一大特色便是普遍存在随葬鹿骨的现象。犀园村各墓无论大小都有随葬鹿骨的葬俗，随葬部位主要是肢骨，另有少量的下颌骨和脊椎骨。各墓随葬鹿骨数量多寡不一，多者十余件，寡者仅一件。鹿在古蜀社会中显然具有财富象征和祭祀的意义，在成都平原，将鹿用于祭祀的现象早有渊源，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就发现过大量鹿角。随葬动物与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大量鹿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狩猎业的发达，表现出狩猎在古蜀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非常重要！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

“该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周代，历时性长，是成都平原少有跨越西周、东周的的先秦遗址。”熊谯乔说，“从目前抢救性发掘的成果看，该遗址是郫县地区乃至成都平原一处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

“此前成都平原发掘过上千座东周墓葬，但绝大多数都是战国墓葬，而可以明确断定为春秋墓葬的屈指可数。该遗址此次发现了八十余座春秋时期墓葬，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可以作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标尺，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墓地排列有序，朝向统一，显然经过精心规划，表明该区域是一处重要的公共墓地，对于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丧葬习俗、礼仪制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熊谯乔说。

熊谯乔认为，该聚落在西周时期为居住址，东周时期为墓地，这种历时性的变化正是探讨聚落变迁及其背后动因的绝佳材料，对于分析和研究古蜀聚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考古工作对于成都乃至四川历史的构建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成都现代化城市发展进程，一次次偶然而又必然的考古发现，将古蜀文明从起源走向繁荣的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考古发现勾勒出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从目前考古材料看，古蜀人的发展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四个阶段后秦并巴蜀，蜀地逐渐融入了汉文化的之中。

熊谯乔介绍，该遗址正好处在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双元村墓地等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过渡的关键节点上，西周、春秋二叠层的发现意义重大，为建构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深入探讨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相互间的演变关系。

他最后也补充到：由于目前整理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中，当前的认识仅是初步的，后续若有新发现还会进一步通报。

乔雪阳

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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