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如何为奥运竞技保驾护航

仲裁如何为奥运竞技保驾护航本站　　●奥运争议主要有3大类：一是运动员参赛资格，二是兴奋剂，三是认为比赛结果不公

　　●奥运争议主要有3大类：一是运动员参赛资格，二是兴奋剂，三是认为比赛结果不公。解决争议的方式主要有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在国际上最普遍的解决方法是体育仲裁

　　●奥运会体育仲裁讲4个F，这也是与普通体育仲裁的区别，第一个F是Fair（公平），第二个F是Fast（快），第三个F个是Flexible(灵活)，第四个F是Free(免费)

　　●仲裁员属于国际官员，代表机构，不能太过于表露国籍上的偏好，在观看比赛时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在审理中更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每一则有关冬奥的消息都牵动人心。近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在贸仲直播间——“冬奥在身边”系列公益讲座中说：“冬奥会作为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标志性活动，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办好法治冬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也是促进我国法治事业发展完善的重要契机。”

　　竞技中，有裁判在赛场维持秩序，执行比赛规则，对运动员竞赛的成绩和竞赛中发生的问题作出评判；竞技背后，又需要有法治护航。

　　王承杰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精彩竞技背后一系列涉及赛事转播、运动员惩戒等方面的体育纠纷不可避免，与民商事纠纷相比，体育纠纷存在特殊性——运动员自身职业寿命的有限性、体育运动比赛的时效性，使得迅速公平解决体育争议的需求更加强烈。因此，加强对体育争议解决研究，做好法律风险防范和预案，无疑将有效助力本届冬奥会顺利举办，进而为我国迈向体育强国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

　　在国际体育仲裁院官方网站近日公布的北京冬奥会临时仲裁庭的9名组员中，有4名为贸仲仲裁员。在贸仲的支持下，记者得以和他们对话，了解奥运仲裁“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体育争议大致分为3大类：一是普通民商事纠纷，二是体育行业中存在技术性问题，三是兴奋剂纠纷或者违规纠纷。”曾作为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参加过2004年雅典奥运会仲裁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黄进教授说。

　　据黄进介绍，解决体育争议的方式主要有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在国际上最普遍的解决方法是体育仲裁。

　　仲裁，在体育争议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在奥运会上设立临时仲裁庭的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就是最好例证。

　　公开资料显示，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分为常设仲裁和临时仲裁。常设仲裁总部位于瑞士洛桑，并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和美国丹佛（后迁移至纽约）设立了常设仲裁分院，处理平时发生的国际体育争议。后国际体育仲裁院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首次设立奥运会临时仲裁庭，主要解决发生在奥运会期间和奥运会开幕前10天内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体育争议。在之后的所有夏季奥运会和冬奥会上，均延续了临时仲裁制度。

　　再后来，基于兴奋剂的滥用和奥运会兴奋剂争议的增加，国际体育仲裁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设立了兴奋剂临时仲裁庭。据了解，在东京奥运会和今年北京冬奥会上，也是两个临时仲裁庭同时工作。

　　奥运争议都有哪些？这些临时仲裁庭都“管”些什么呢？国际独立仲裁员陶景洲今年再次成为北京冬奥会临时仲裁庭的成员，此前他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员。陶景洲说，奥运会期间产生的体育相关争议由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中国法院没有管辖权。这些争议主要有3大类：一是运动员参赛资格，二是兴奋剂，三是认为比赛结果不公。

　　“这3类案件由临时特别仲裁庭进行审理，对仲裁庭的审理及上诉等，中国法院是不管的。”陶景洲还特别提及，没开幕的时候一般就有案子了。比如，有一个案件涉及兴奋剂问题，某个国家认为另外一个国家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应该参赛，“我当时正在家洗澡，给我们的特别电话就响了，这个电话一响，就证明有案子了”。陶景洲没有透露具体案情，只说了一句“故事情节就像007电影一样”。

　　黄进回忆他参加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情景时说：“奥运会提前10天我们就到现场了，整个奥运会期间都在工作，其实案件不多，当时有10个案件。我自己也参加了1个案件，即一个国家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出现问题，被作出驱逐出奥运会并禁赛的处罚，运动员不服，就到临时仲裁庭提出仲裁了。”

　　外交学院教授卢松是此次北京冬奥会指定的临时仲裁庭仲裁员，去年也全程参与了东京奥运会的仲裁工作。据他介绍，仲裁员基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体育仲裁条例》中的机构规则产生。

　　条例规定，担任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需要具备4个条件：一是受过适当法律培训；二是在体育法、国际仲裁方面有公认的能力；三是能够熟练掌握国际体育仲裁院使用的一种官方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四是对体育有一般性的广泛了解。

　　“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理机构是体育仲裁理事会，它可以决定谁做仲裁员，在国际范围内发现和直接选任仲裁员。也有一些体育组织可以推荐，比如国际体育运动中3个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的国家奥委会。”卢松说。

　　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炜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员。“大概在冬奥会开幕前9个月，我收到了国际体育仲裁院的通知，问我是否愿意担任临时仲裁庭的仲裁员。按照规定，我需要签署一个声明，即声明我和国家奥委会有没有工作和利益上的冲突。我确实也没有，就填了表格，大约半年后才通知我订票。”吴炜回忆。

　　吴炜提及，参与奥运仲裁工作后，要随时保证接电话。“我每天去看比赛，一有要求、有案子，就快速赶到。”有一个案子中，是某国的高山滑雪运动员过去成绩很好，但这次奥运会没有入选，自认为不公平而提起仲裁。仲裁申请提出后，被申请人要在2至3个小时内完成答辩，24小时内就要出裁决书。仲裁庭从晚上10点多开始听证。令吴炜印象深刻的是，这个运动员不在现场，而是用录音电话挂在线上，这次听证的时间很长，大概用了6个小时。

　　仲裁裁决确实出得很快。黄进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奥运会体育仲裁讲4个F，这也是与普通体育仲裁的区别，第一个F是Fair（公平），第二个F是Fast（快），第三个F个是Flexible(灵活)，第四个F是Free(免费)。”平时的体育仲裁对当事人而言，都要承担一些费用，而奥运会期间的仲裁是不收费的，当事人请翻译和律师要自己出钱，仲裁不收费。

　　卢松也说，仲裁裁决确实原则上是24小时内要出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措施。他记得，在一个案子中，仲裁庭一个半小时就作出了裁决。

　　与其他几位仲裁员不同的是，卢松经历了疫情下的东京奥运会，这给了他一些“独特记忆”：“临时仲裁庭选仲裁员一般应该是提前一年确定，本来东京奥运会是2020年7月23日开始的，我在2019年就收到了询问，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同意了，但后来就出现疫情，东京奥运会推迟了一年，我们订票后发现航班也都取消了。又过了一年，疫情还是比较严重，这就多了很多限制，比如原本仲裁员的配偶也可以获得参加奥运会的通行证，但疫情发生后这一待遇被取消。在东京还要隔离两周。”

　　“我们被圈在一个酒店里，有固定餐厅和区域，头两个星期不可以上街，我们有车到办公室，但是很忙。我们共有15个案子，我自己就参加了6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卢松说。

　　奥运仲裁对于申请人来说是免费的，那么对于仲裁员来说，是否取酬呢？黄进说，奥运仲裁员是没有报酬的。陶景洲则有另一种解读：“对仲裁员而言，奥运会期间的报酬，就是给你一个什么都可以看的通行证，给你用车和住酒店的补贴。”

　　而这显然与普通的商事仲裁大为不同。陶景洲说，国际商事仲裁中要么按照小时来收费，要么按照争议金额算出仲裁员报酬。

　　二者的差别还不止于此。据陶景洲介绍，普通商事仲裁裁决出来之前，当事人是不知道裁决结果的；而奥运仲裁在出裁决前，就会告知当事人裁决结果。还有一个区别是，普通商事仲裁裁决在文件送达上要求都特别严格，但因为奥运仲裁通常比较紧急，所以在送达通知方面，只要放在办公室就算通知到了。

　　不过，奥运仲裁虽然在送达程序方面的要求没有普通商事仲裁那么严格，但比普通商事仲裁更强调听证程序。为何会如此？吴炜解释说，因为运动员纠纷涉及人身权利，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说，必须重视其听证权。

　　管辖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管辖权是从开幕式之前10天到闭幕式当天为止。“在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临时特别仲裁庭都不管。”陶景洲说。

　　此外，一般商事仲裁中可以由当事人自己选仲裁员，但在奥运仲裁中，据陶景洲透露，组成临时仲裁庭的3名仲裁员都是由国际体育仲裁院主席直接任命。此外，仲裁庭组成还会考虑到国别，比如在他参加的奥运仲裁庭中，就有来自中国的、澳大利亚的、美国的、巴拉圭的、丹麦的、意大利的、法国的仲裁员。

　　说到国别，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仲裁员在观看比赛时要注意自己的情绪。“通常我们看到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比赛会很激动，但因为仲裁员属于国际官员，代表机构，不能太过于表露国籍上的偏好，在审理中我们更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吴炜说。

　　在吴炜看来，从中国外交学院苏明忠教授1996年当选为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参加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仲裁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中国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影响力就开始不断上升。此后，中国仲裁员的数量逐渐增加，目前已经有11名。随着我国对体育仲裁的日益重视，加之孙杨案等知名度较高的体育仲裁案引发关注，相信参与体育仲裁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的体育仲裁人也将在国际体育仲裁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