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料 新视角 新探索

新史料 新视角 新探索本站　　“科学史之父”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真理性的认识，是全人类共有的且具有进步性的事业，科技史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可望创造一种全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科学史之父”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真理性的认识，是全人类共有的且具有进步性的事业，科技史把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可望创造一种全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于1980年10月成立，至2020年已进入“不惑之年”。目前有28个专业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正式注册会员1200多名，是全国科技史工作者交流、协作的平台。2017年学会决定建立学术年会制度，至今年已经举办到第四届，前三届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举行。

　　秋冬时节，银杏纷飞，值此40周年之际，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承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20年度学术年会。11月13日~15日，西郊宾馆迎来了来自全国207个单位的科技史研究学者。

　　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进路和内容，科技人物研究日益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本届年会，科技人物分会场共收到20份报告，在汇报与交流环节，有16位论文作者进行了分享。此次交流与分享，在史料的获得、新史料的发现、史料的辨析、对已有观点的重新阐释等方面都为深化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经验。

　　能斯特拉尔夫赖朴吾，英国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数学家。1931年获得剑桥大学数学学士学位。1932年来华，1936年任教于燕京大学数学系，1939年穿越封锁线赴华北抗日根据地，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萧克等人会晤。他同情中国，抗战时期向英国积极介绍中国运动。1944年获得荣誉硕士，次年回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在未完成学位情况下再次返回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返回英国担任剑桥大学数学系主任。回英国后曾四次来华讲学访问。1984年4月访华期间，赖朴吾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本报告通过文献档案勾勒还原出赖朴吾的生平，对他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的活动，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在燕京大学的工作、抗战时期赴解放区的旅行、与路易艾黎在“工合”的工作、对成都的支持，以及推进中英友谊等几方面进行了细致梳理，展现了赖朴吾视中国如己家、爱学生如亲人的朴素而令人感动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理查德恩斯特，瑞士物理化学家，199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与中国交情颇深，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到访过中国，此后50年间10多次来到中国，与政界、学界多有来往。本次报告根据恩斯特自传及《人民日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简要摘录了80年代后恩斯特多次来华的历史事实，从他与中国政界、学界尤其是核磁共振波谱学界，以及民间的交往中，梳理出恩斯特教授10多次访华的历史过程并分析其科学观。研究表明，恩斯特教授数次访华促进了学术交流，客观上为中国核磁共振波谱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莱纳斯鲍林是20世纪著名的美国化学家，曾于1973年访问中国。本报告通过追溯鲍林夫妇此次访华的行程，分析鲍林主要从事的科学、和平与医学这三项活动在此次访华中的体现科学方面，鲍林创建的现代结构化学通过卢嘉锡和唐有祺在新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和平方面，鲍林的和平主义影响力是他得以访华的最重要原因；医学方面，鲍林在中国各地大力宣传维生素 C 疗法，也促成了他8年后再度访华。鲍林夫妇作为美国人士于 1973 年访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但其访华以个人名义为主，缺乏政府和院校背景，这与他晚年遭遇相关。报告的最后，总结了外交“启明星”鲍林夫妇访华对中国科学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国调整外交战略，主动同东欧各国广泛开展友好关系，支持东欧国家反对核对峙。1986年1月12日~2月3日，周培源赴波兰参加了“联合国关于和平问题专家讨论会”和“1986 年华沙知识分子争取世界和平大会”，并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对波兰、匈牙利和德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受到了双边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对此行做了详尽报道。归国后，出访人员就此行撰写了详细的访问报告。

　　这次出访时间较短，事务繁杂，本报告通过仔细考察《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以及周培源档案等原始资料，将这段历史梳理清晰，并就此次访问取得的成果及重大意义进行讨论。报告得出结论：由于周培源身份的多重性，此行为官方外交与民间科技交流并行，在不同层面推动了中国与东欧国家全面修好，是中国与东欧国家外交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重要表现。

　　同治八年九月，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对景德镇进行考察。其间，他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地质煤矿资源、制瓷原料包括高岭土以及祁门瓷石的资料，回国后在其宏著《中国》第三卷中将景德镇制瓷原料“高岭土”的拉丁文译名kaolin，为全世界所知。本报告回溯了李希霍芬在景德镇考察的历程，思考了李希霍芬考察景德镇时间之短的原因以及与法国传教士殷弘绪考察景德镇目的的异同点，分析了学术界和后人对李希霍芬的早期评价，这对陶瓷科学技术史的传播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舒高第，中国早期著名的科技翻译家，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34年。本次报告打破常规认知，通过新的档案与信件资料，揭示了舒高第不为人知的另一身份中国第一个留美医学博士。报告中复盘了舒高第长达14年的留学经历，提出舒高第是早于留美幼童的留学先驱。虽然国内对他的医学水平与贡献知之甚少，但国外的资料显示，舒高第是眼科方面的专家，且留下了大量医学研究文章。最后，报告分析了舒高第与荣闳之间的往来信件，复盘了舒高第回国之后从医生到翻译家的身份转变过程。这些新的发现，将早期留学史的研究又往前推了一步。

　　王元启生于1714年，是清朝历算专家，精于律历、勾股之学，曾游历福建、河南、山东等地，主持当地的书院并进行讲学，在教育、历算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畴人传》《清史稿》《浙江人物简志》《中国书院词典》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并对他的历算著作，例如《勾股衍》等，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著作少有刻本，因此鲜少流传。当前，关于近现代科学家的研究比较系统，对古代历算家的关注不足，《畴人传》中对历算家的记录也相对较少，对王元启的描述和记录相对简略、单一。本报告从文集、清代尺牍集中检索相关书信，通过对书信的整理归纳和研究分析，梳理王元启在历算方面的成就，以及他与其他历算家的交往关系，进而整理推测出王元启的交游情况、他对历算领域的影响以及当时“学术圈”的活动情况。

　　谢家荣，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1921年初留美归来即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地震科学考察海原地震科学考察。本次报告展示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比了翁文灏的海原地震科学考察著作《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的地震》《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和谢家荣的《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和发表在《地学杂志》上的《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得出结论：谢家荣全程参加了1921年4月至8月的海原大地震考察，赈灾重要地点，几乎遍览无余。这次考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地震考察。这些资料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薛鸣球（19312013），中国应用光学领域领军人物，曾长期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苏州大学工作。他参加了“两弹一星”相关项目的研制，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项目中推动了非球面光学的应用，为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文介绍了薛鸣球初入长春光机所后在“两弹一星”光学设计中锻炼和成长，后转战西安光机所并瞄准高技术领域，参与“921工程”设计空间详查型相机，晚年在苏州大学建立现代光学设计研究所的学术人生，总结出他利用机械和光学专业的综合学科优势，促进产学研协同发展的学术特点。

　　陶愉生，物理化学家，我国化学激光研究的开创者。在他的领导下，1966年我国首次完成了氯化氢激光实验。作者效仿唐代柳宗元描写“小人物”的人物传记写作方法，把眼光从历史转向现实，将目光锁定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不应忘却的人陶愉生身上。本次报告介绍了陶愉生的家世与颠沛流离的求学背景，并梳理了在战火纷飞年代陶愉生毅然参加中国远征军任译员，以及解放后放弃优厚的条件回到祖国，投身科研为国家作贡献，退休后不计得失的继续工作10余年的全过程，展现其热爱祖国、淡泊名利、敢于与错误抗争的品格。

　　“黄雯的活动轨迹尚有大量记载留下，且随着各种档案的持续开放不断涌现，这令到他缺席岭南医学史更显诡异。”报告中展示的大量史料为我们呈现了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黄雯的生平。报告分别对黄雯的家人以及学历进行考证，并通过年表对黄雯的工作经历进行还原。在报告的最后，作者对黄雯思想“左还是右”进行分析，提出黄雯与当时大部分医学精英所保持的“不问”态度不同的是，他对的介入程度极为深入，除了家族背景外，其个人心路历程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与分析。

　　戴松恩是我国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在我国率先主持开展小麦非整倍体研究，为作物遗传育种研究的纵深发展奠定基础。他长期在国家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管理工作，为我国农业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科学思维的角度来看，戴松恩具有质疑思维、相似移植和战略思维。就科学精神而言，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了献身祖国、弘农为民的爱国精神，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严谨求真、实事求是的唯实精神，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提携后学、举贤荐能的育才精神，淡泊名利、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

　　陈鸿珊是我国抗病毒药物研究的元老，也是最早进行抗病毒抗生素研究的专家。她亲手组建了抗菌素研究所病毒室，率先在国内建立了流感、疱疹、乙型脑炎、乙型肝炎与丙型肝炎以及艾滋病等多种病毒体内外模型，开展了抗病毒药物的筛选与评价研究。她领导的研究室承担了“六五”到“九五”的攻关课题和“863计划”重大专题，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药基金与卫生部等多个研究项目。她与学生共同主编的《抗病毒药物及其研究方法》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抗病毒药物研究方面的系统性专著。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主要研究方法为“采”“研”和“宣”，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包含口述历史、科技史以及叙事。本报告结合叙事理论对科学家口述历史中的要点进行分析，并以采集工程中张金哲的采访为案例（第一例坏疽手术），总结了口述历史访谈中的叙事性质和价值，提出个人主观视角的历史价值与小历史之间相关性的思考、个人主观视角的学术价值，以及学术与生活交融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观点。

　　随着金陵大学农学院（以下简称金大）的发展，来金大任职的农学家不断增多，他们在长期共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金大农学家群体。金大农学家群体扮演着大学教师和科学家的双重角色，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及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报告通过深入研究这一群体内部人员在国籍与籍贯、年龄、学科、学历、毕业院校等方面呈现出的结构性特征，挖掘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特特征，探索影响时期金大农学家形成与发展的各种因素，对当今培养农业人才提供历史思考。

　　本报告集中梳理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人的传记丛书及专著类资料，获奖人的文集或文选类资料，获奖人的讲话、报告、期刊类资料以及获奖人的影像类资料。从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群体的共性中探析其爱国精神的形成原因及发展历程，为新时代背景下弘扬爱国精神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提供启示意义。研究得出结论：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人群体的爱国精神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的时代背景是爱国精神形成的原动力，教育经历对爱国精神的形成具有引导作用，爱国精神是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三者的有机统一。

　　近几年，科技人物研究注入了不少新的血液，研究学者年轻化、背景学科交叉化、研究路径多样化，这些都为今年的科技人物分会场增色不少。这次年会的另一亮点是在研究方法上，许多报告都呈现了新的史料，在对新史料的搜集、考证以及研究角度等方面都有值得讨论的新内容、新思路。更有学者针对口述史学方法中的叙事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新的思考。

　　最精彩的突破在于研究对象的选取。这次年会，关于跨文化交流的科学家研究占据不小的比例，不仅有与我国科技发展关系密切的外国科技人物，如赖朴吾、李希霍芬等，也有常年游走于中外交流的我国科技人物，如周培源、舒高第，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也进一步地拓宽。令人惊喜的是，开始有学者将目光转向科学发展中不应忘却的“小人物”身上，这是一个新颖且值得探索的研究分支。一个大事业需要很多前赴后继的人，对藏身其后的人进行人生复刻，同样重要。此外，本次报告也出现了不止一个的群体研究报告。每一个人物与群体都代表了一个“小历史”，只有“小历史”更多样与全面，“大历史”才能更加真实与鲜活。

　　“要以研究平常人的心态，真实地去挖掘、辨析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要标签化、脸谱化。要挖掘真实的人性，宣传科学家精神、科学精神是有必要的，但研究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诠释精神而去宣扬科学家精神，而是要去理解、去深度地挖掘。所以，首先要以求实严谨的态度分析、辨识史料，挖掘尚不为人知的鲜活的细节，把基本工作做好后才谈得上宣传。为了宣传而列举典型事例是本末倒置的，这不是科学史研究的本意。希望年轻的学者们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理念来落实研究。”在报告的尾声，北京大学教授张藜如是总结并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