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体育与科学》 胡小明：《体育与科学》与我

我和《体育与科学》 胡小明：《体育与科学》与我本站　　年代中期，我正与成都体育学院的一群中青年研讨《体育学》书稿修改事宜，神交已久的吉林体科所的王瑞与我首次谋面，还带着一位白净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相见甚欢

　　年代中期，我正与成都体育学院的一群中青年研讨《体育学》书稿修改事宜，神交已久的吉林体科所的王瑞与我首次谋面，还带着一位白净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相见甚欢。就这样，我认识了至今仍然与《体育与科学》如影随形的人——程志理。那时他刚从山西师大毕业不久，来成都参加体育科学学会论文报告之类的会议。聊天时得知他是理工科出生，且不善言辞，故未深谈。

　　记得《体育与科学》创刊之际，正是我当时已经完成了在所有的体育报刊上均要发表文章的初步目标，手中正好还有一篇体育美学的文章，就题为《作为一种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审美价值》，发表于《体育与科学》1986年第4期，即刻被当年的《复印资料·体育》转载。说起体育美学，那只是我进入体育行道的敲门砖。因为我所能接受的学校正规教育自“”始恰是初中一年级且第二学期尚未结束，不久就上山下乡当“知青”，与许多想回城里生活的青年一样，苦练球技，摆弄乐器，投入精力最多的是疯狂阅读一切可以搜寻得到的书籍，无知无畏地拿起笔来没日没夜地写作。所幸遇到改革开放，真可谓欣逢盛世，学而有用；不幸的是未获准参加高考，只得继续自学，后靠函授混及大专学历于高校立足。靠借阅了一套皱巴巴的大学中文系的教材并搜购大批文史哲新旧书籍，发表了一两篇小说散文后来到体育学院，借着对文艺理论的一知半解，写出一篇《体育美学初探》，入选1980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的论文报告会。《体育美学》的探索带来了我在海内外出版和发表若干专著与论文的理由，也意外地使我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全国体育院校集中评审破格晋升唯一人，也是当时体育界最年轻的没有任何学位的高级职称获得者。20年前《体育美学》在韩国的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个版本，今年暑期我完成了《体育审美论》，算起来是我出版的第31本书，可能也划上了我探索这门学科的一个句号。

　　研习美学，深层原因来于少年青春期的黑暗记忆。我曾在一网络在线自述：“生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个土家族家庭，幼年于旁入托儿所数载，少年居蜀汉古都武侯祠侧接受小学教育。未成年即体验‘文化’的腥风血雨，受过刀刺、挨过枪击，关过牢狱，饱尝；随大潮‘上山下乡’，四度迁徙，叹人情冷暖，知世态炎凉。”懂感恩易知足，迈入人生之初所经历的幸福与苦难的极大反差，使我厌倦人际内耗而渴望回归自然；因缺少而向往，追寻美雅善良，一端上体育饭碗便由自学过的文艺理论顺理成章联想到草创体育美学。常年跋涉于穷山恶水，扮闲云野鹤，不止于呆看浮云卷舒；几番海外游弋，浪迹天涯，不甘蜗居做书痴。在彷徨选择的若干年中，我深深体会到，人的自由和尊严，皆源于思想。换言之，有思想方可自由，存精神才有尊严。于是，在十余年前作为广东省高校引进人才调入华南师范大学，校人事处负责人皱着眉对我说“在外面别讲自己是大专”时，我一笑置之后反而更加固了我继续行走学术之路的坚定。读书、教书、写书，万卷书万里路渐成旧梦；寒居羊城、暑避青城，已成幸福生活常态。

　　想那人过中年，需养家糊口，90年代我学习和探索的兴趣转向更现实的人类学，并尝试体育界以外的各种谋生门道，使一段时间撰文较杂间或停滞，偶有拙作刊于《体育与科学》，往往不愿修整。因为《体育与科学》是一个省级科研所的刊物，具体操办者又是比我整整小10岁的程志理，所以潜意识中难免看轻，胡乱掷些散文般小稿去，让志理为难。记得有几次见他索稿太频，就反向他讨润笔，他还真寄稿酬来。后得知这点钱还是从单位的奖金中抠出的，令我汗颜不已。据我的学生说，最喜爱读我在《体育与科学》上发表的《西方人文体育管窥》之类的散文，回过头来再看，有些小文章的确是我发表文章中别具品味的。其中，源于自摄的几幅图片而联想到民族体育传播与跨文化比较、展现亚洲人通过白令陆桥迁徙到美洲“爱斯基摩人之路”的考察计划，曾寄予我无法完成的超大梦想，漂泊异国反复折腾铩羽而归，所幸因为编辑的坚持刊用，在《体育与科学》上留下一篇终生留念的短文。

　　掐指一算，我在《体育与科学》上发表的文章不多，大约有18篇。这些文章的内容虽然都是有关体育的，但“科学”性质却不突出，倒是人文意味浓厚些。如《民族体育与传统文化》《文化研究与体育观念的更新》《民族体育与“爱斯基摩人之路”》《西方人文体育管窥》《新世纪体育的走向——娱乐与健康》《游戏的美和美的游戏——再论SPORT文化属性的皈依》《体育与健康新论》《休闲理论与体育的娱乐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休闲时代体现文化多样性》等，摆出来一看，几乎都偏重人文色彩。全仗《体育与科学》编辑部的信任和坚持，才使一份宣示“科学”的期刊，兼具如此浓郁的人文情怀。更重要的是，《体育与科学》不仅在体育界内，还在体育界之外聚集了一批文史哲功底深厚的相对稳定的作者群，数十年如一日不懈为《体育与科学》撰稿，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成就了这个刊物的鲜明人文特色。比较其他体育刊物，虽也各有特色，但每每起伏波动，很少像《体育与科学》这般稳定。时至今日，志理已到知天命之年，且刊物越办越精神，与他数十年不离不弃绝难分开。《体育与科学》以一个省级科研所为依托却在国内众多的体育期刊中跻身前列，长期在学术质量上保持向上追求，近日居然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对学术刊物的特别资助，真是可喜可贺。

　　《体育与科学》给我专业发展上的帮助，一言难尽。仅举一例：在探索体育人文学科的曲折路途中，唯有《体育与科学》曾给予我如此坚定支持和有力鼓舞。这又要从改革开放初期说起，当时受“文化热”的影响，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的天窗。我与成都体育学院一群热血青年自发形成体育文化沙龙，呼唤中国体育长期缺失的文化价值本位的回归，并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召开了全国首届体育文化研讨会，成长了一批体育人文学者。这一至今仍为当代中国体育思想史所忽略的群体自发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事件，当时不仅使地处西南边陲的成都体育学院声名鹊起，也不经意成为国内体育界认真评估体育人文价值的萌芽。至90年代末，应卢元镇先生之约，我写了一篇在体育界首倡体育人文精神的短文《人文体育观的渐入和生物体育观的淡出》，期望体育回归到使人身心俱泰的发展常轨。不料，即使在国内思想界已广泛接受以人为本观念的社会环境下，该篇短文居然陆续遭到体育理论界若干学者的猛烈批判，各体育核心报刊上连续发表抨击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论文，其声讨的文字不惜超越学术范畴上升到意识形态立场，其激愤程度几近“”期间的大字报，其延续时间竟然长达七八年之久（最后一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批判文章可见2007年的《天津体院学报》）！面对老一代体育理论工作者对人文精神因陌生而畏惧而抵触的大力讨伐，看到稚嫩的体育人文价值观念与以科学主义面貌或在“讲”大帽子下出现的军国民残余的首次正面冲突，听说我被某刊物约稿的文章已被束之高阁，在一次讲座的间隙，程志理先生代表《体育与科学》诚恳地伸出手来轻轻对我说：“把你的稿件给我，我们支持你。”

　　这篇在《体育与科学》2000年第2期发表的题为《体育人类学概论》的文章，入选当年的国际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全国大会论文报告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六届报告会，并被《复印资料·体育》转载。从此，我的专业重心一直没有离开体育人类学，至今仍然把这门学科作为招收博士生的研究方向。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体育人类学》教材，使这门新兴学科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合会（IUAES）第16届大会”召开，主题为“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我国体育学者经过集体努力，承办了“发展中的中国体育人类学”和“体育人类学的国际视野”两个专题会议，参会学者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生态学等研究领域和视角，发表的论文就竞技的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及竞技的价值与未来走向、生态体育与人类身体运动形式的发展、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游戏与民族传统体育、休闲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行动取向、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文化、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苗族独木龙舟竞赛的体质人类学分析、身体运动对东巴文字的影响、鄂伦春族猎民健康状况、民俗体育的发展逻辑及其现代道路、旅游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体育资源开发等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全面反映了当前中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热点。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引起多次热议的黔东南独木龙舟，也是程志理代表《体育与科学》共同参与田野调查工作的成果。这次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的体育人类学开始步入世界最高级别的学术殿堂，但并不意味它将止步于更宽广的学术领域。

　　最令人难忘的，是几年前我在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关头，《体育与科学》的代表出现在我的病床前，紧握我的手，在我心底掀起激动和感恩的涟漪。为此，我许下心愿，如果尚存一息还可写作，代表体育刊物先后来医院探视给我带来莫大精神力量的这3家编辑部（其他两家是《体育科学》和《体育学刊》），今后是我投稿的首选。

　　夕阳无限。余下的时间和精力，我计划仍然以人类学视角探寻体育对文化的贡献。这显然是一个庞大到边际无比广阔的领域，我正在做的只是试图在冰山之颠戳下一星半点。体育在自然和社会的大环境里获得生长的基础，从其他学科领域汲取了太多太多的营养；而由自身构建的稚嫩学科尚处于幼年期，有若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零散知识碎片需要整合以反哺于人文社会的进步。为此，我即将完成《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为这门学科的构建奠定扎实的基础，从而使我们更有底气去探索体育文化对人类发展的贡献。

　　第一阶段的工作要从源头做起。身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影响，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就使我产生好奇，后来在研究体育美学时发现，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就是自己的身体。通过运动，体育与各艺术门类从源头萌生并交互影响至今。在人类文化的原始积淀期，当代分得很清楚的门类，那时是混在一起的。因此，面对某种原始遗存对象，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融和了诸种成分──宗教、艺术、教育，当然还有体育的萌芽。它们是混沌的、朦胧的，具有萌生和本源的意义。体育人类学的特殊任务，是对这些原生态的身体运动进行人文价值评估，梳理它们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寻找它们对原生态文化形成的影响，使人类更加了解自己的文化创造行为特别是体育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为文化和体育的发展尤其是如何把握具有“前体育”（潜体育）性质的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向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当然，随之还有深入对体育活动在当代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这个广阔领域恐怕更多是由我的学生做后续工作。

　　人类学的特点，是没有亲自参与调查实证就不能够单凭臆想妄下结论。在足迹几乎已遍及中华各族聚居区并选择藏、苗、纳西族等地区率队较大规模进行了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之后，2012年2月和4月，我又两次率队奔赴滇西于原生态山寨村民家蹲住，深入东巴聚集的祭祖节日和东巴大会进行参与性观察，测量了巫师们的身体形态机能，对融和了舞蹈和武术动作的巫术仪式中表达与文字记载进行了双向实证。作为东方文明重要支柱的中华民族自源文字，在远古诞生之后作为举世罕见唯一传承至今的图画象形文字，其原产地是否在中国至关重要。譬如，有学者认为，东巴文是受印度的梵文及藏文的影响形成。体育人类学从身体运动的角度出发用文理融通的田野调查方法努力证明东巴文诞生自中国的原生态状况，这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东巴文与达巴文、沙巴文等中华民族自源文字的诞生及流传至今的地区，集中于中国大西南川滇交界方圆数百公里的地域，地处横断山脉东南麓相同的自然环境，都有通过原始宗教的巫师的身体活动进行传承的共同特点；再推及更早的巴蜀图语、殷商甲骨文中大量出现的与及其动作有关的符号，都应该是原始巫术的产物，遗憾的是尚无人从身体动作的角度去探讨它们的形成。中华民族自源文字的形成与身体运动的关系的研究课题，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研究体育与文化的关系，其重要性已显而易见。身体运动，作为体育文化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显著标志，对人类文字、宗教、艺术及其他原始文化的形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探寻或许已超越功利而重在旨趣，哪怕有些微进展，在我看来也是沉甸甸的学术之果。

　　人生苦短，人情无价；生有涯而知无涯，体育刊伴体育人。今已至花甲之年，本人乘坐的职场生涯“公交车”已经到站；但承载着中国体育学者们思想硕果的《体育与科学》却仍在疾驰，带着美好的体育理想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