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圆桌】体育和平与国家体育外交战略构建

【学术圆桌】体育和平与国家体育外交战略构建本站　　2022年2月5日，习主席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欢迎宴会上指出：“自古以来，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奥林匹克运动为和平而生，因和平而兴

　　2022年2月5日，习主席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欢迎宴会上指出：“自古以来，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团结、进步的美好追求”；“奥林匹克运动为和平而生，因和平而兴。”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在增强国际社会凝聚力、缓和冲突、促进人类文明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体育外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期“学术圆桌”邀请三位学者，分别从体育外交战略体系、体育外交政策、现代奥林匹克与西方民族主义的关系三个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学理阐释，以期更多学者加入到有关体育与国际关系的探讨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多理论与实践路径。

　　体育外交战略是以建立有利的国际与国际安全环境为目的，由一国、多国或国际组织作为发起者，运用体育手段对目标国家或国际体育组织机构的战略设计与外交实施的整合。目前，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均建立起专门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与机构。基于体育外交影响力与多元化价值，融入国家大战略已成为发展趋势。对中国来讲，跨越“摸着石头过河”经验式体育外交实践，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战略体系迫在眉睫。

　　当前，中国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状况还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体系模糊。相对于其他领域，体育外交战略体系还处于“体系模糊”状态，主要表现为缺乏系统性的整体战略规划和专门性研究机构，体育外交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掣肘了战略整体性合力的推进。这使体育外交成为中国总体外交战略中的一处短板，亟待“转型升级”。二是战略推进不畅。由于体育外交推进策略问题、体育机构存在“分门别类”问题，一些体育机构缺乏积极主动开创我国体育外交新局面的动力与创新机制，影响体育外交战略推进的整体功效。三是战略推进方式陈旧。中国体育外交能力尚未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及需要，存在不少“软肋”和“短板”。例如，过分依靠国际大赛的方式开展交流，缺乏以体育平台构建“讲好中国故事”新议题的创新动力以及运用新媒体进行体育传播的系统性机制，在省市层面上体育外交主动性欠缺，缺乏中国体育特色的整体性规划。因此，加快构建中国体育外交战略体系必须紧紧围绕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出发点展开战略部署。（阅读原文）

　　西方国家关于民族主义建构的丰富理论成果，对于解释奥林匹克与西方民族主义的互动实践提供了依据。在众多民族主义形成的研究范式中，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族群—象征”主义。“族群”强调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原生元素，是民族主义自发演进的基础。“象征”强调建构民族主义主观能动性，是利用现代元素努力建构民族主义的主动过程。将“族群—象征”主义理论范式效用应用于奥林匹克特定主题下，能更为科学合理地阐释奥林匹克构建西方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能为目前一些空泛的断言提供必要的修正。

　　第一，奥林匹克的体能文化是建构西方民族主义的 “族群原生”因素。体能文化是伴随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与生俱来并发挥功能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特殊文化，虽然各民族由于生存和发展环境需要不同而产生不同形式的体能文化，但不同民族体能文化却蕴含着人类追求的众多价值，包括力量与美、战胜困难、超越自我等精神，这是现代奥林匹克的核心部分，是促进各民族共同体叙事的要素，是奥林匹克建构民族主义的基础。再则，体能文化是关怀人类生命健康的文化哲学，对凝聚民心、增强国家认同有着特殊功能。总之，奥林匹克体能文化所具有的超强吸引力，足以让没有血缘关系、文化共性的观众产生共鸣，理应在构建民族主义中发挥特殊价值。

　　第二，奥林匹克建构民族主义的主观元素，来自奥林匹克中的、经济等社会价值，是精英们对奥林匹克原生文化的一种深思熟虑“发明”或对伴随奥林匹克逐渐演变的族群联系的重新诠释。奥林匹克中被认可的游戏规则、仪式程序、象征符号等“发明的传统”具有强大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基因，是被西方精英们视为能灌输情感和价值观的象征元素，通过向国民重复灌输奥林匹克中这些易于接受的、更具同质性的规则及价值观，来推动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信仰的民族群体。无论是在奥运会中获得胜利还是成功举办奥运会，国族荣耀都会油然而生。相较其他领域，体育领域的共同参与归属感，能让不同群体“局外人”易于形成“我们”的群体认同，有利于形成具有同质性的“想象社区”。因此，现代奥林匹克被西方精英们当作建构理想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工具。（阅读原文）

　　“如何制定”是在明确体育外交政策制定主体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内容与方法。目前而言，体育外交政策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通过决策咨询项目的形式广泛发动各界力量特别是学界来完成。当前，学界对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严重不足，成为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掣肘因素。美国学家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C. Snyder）认为，决策是外交政策研究的核心。但在我国的体育外交政策研究中，很难见到有体育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分析的论述，现有的研究只是提到了我国面临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什么，体育外交政策应是怎样的等。这样泛泛而谈于体育外交政策的制定作用不大，因为体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制定主体所面临的信息是复杂的，影响其思维的变量是纷繁的，因而在对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因素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制定的体育外交政策才是合理的。因此，尽快确定适合的体育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并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是当务之急。

　　此外，现有关于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研究还存在两方面明显不足。一是缺少对影响中国体育外交政策变量的分析。在有关中国体育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很少有对影响中国体育外交政策变量进行分析的论著，有的也只是从国内变量而不是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事实上，国际关系与国内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对变量考虑的不全面，有可能使体育外交政策在出台后缺乏实践依据。

　　二是存在研究方法的局限。就体育外交政策制定的方法而言，主要缺陷是比较研究严重不足。国际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方法之一是进行国别的比较，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和积累外交政策分析的科学知识。（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