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那一年，我们宅家观鸟，度过了武汉最难熬的日子

专访｜那一年，我们宅家观鸟，度过了武汉最难熬的日子竖琴的价格 2020年初，武汉市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1月23日，武汉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

2020年初，武汉市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1月23日，武汉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随着武汉按下“暂停键”，武汉市观鸟协会也暂停了持续43个月的重点区域鸟类监测公益项目，会员们遵照国家有关法令，自觉在家隔离。

当时人们对病毒所知甚少，真真假假的消息在网络上流传，随着疫情的蔓延，焦虑、悲伤等负面情绪逐渐侵蚀着每一个人。

短暂的彷徨之后，武汉市观鸟协会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宅家观鸟活动。参加活动的20多名会员们在“封城”期间，通过家中的窗口，观测并记录武汉18个小区及周边的野生鸟类，也由此诞生了这本特殊的武汉宅鸟观鸟报告——《窗外的鸟》。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鸟类观察家们的特殊视角，重新认识那些“司空见惯”的城市鸟类，还能看到鸟类朋友们如何帮助窗内的人走出阴霾，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光。一名观察者写道，“看看窗外的鸟，等待春回大地，感觉好多了。”

-私家地理专访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聊聊“武汉宅家观鸟”背后的故事。

红嘴蓝鹊 姚波 摄

：书的副标题很有意思，叫“武汉宅鸟观鸟报告”，为什么会想到开展这样的活动？

颜军：契机其实很偶然。武汉市观鸟协会最早叫做“武汉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观鸟分会”，于2007年成立。2016年，社团发展近10年之际，我们发起了一项武汉重点区域鸟类监测的公益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在固定区域开展定期观测，把武汉的鸟类分布情况调查清楚。30多个资深会员负责承包了武汉的40个监测区，每个月进行一次观测，收集的数据集结成月报发布。

从2016年到2020年1月，我们发布了四十多份月报，还出版了三本年报，但没想到正在编辑第四本年报的时候，疫情突然来了，大家出不了门，监测被迫中断。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比较紧张，毕竟作为普通人，谁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网上又充斥着鱼龙混杂的消息。在家无所事事，每天刷手机，人很容易产生焦虑。但幸好，鸟总是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透过窗户，我们还能看到小区里活蹦乱跳的鸟。

于是，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在家观鸟？看看我们的居住区及周边哪些鸟儿最活跃？同时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转移一下大家的心情。倡议发出后，很快就得到20多名会员回应。

在吃花粉的白头鹎 杨利 摄

：在家观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颜军：我们给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窗边观鸟”，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家里找一个可以看到鸟的窗口，做定点观测。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三年的重点区域监测，有自己的记录软件、数据库和一套非常成熟的数据分析系统。所以大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分享每天观察到了什么。

我家住在十四楼，小区绿化不错，视野也开阔。从这个高度俯视，你会发现与站在地面往上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仰视的时候，树枝挡住了我们大部分的视线，而向下看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鸟在树冠里的活动。再加上因为疫情的关系，小区里没什么人，鸟的活动就更加活跃。我清楚地看到一只雄性珠颈斑鸠把尾羽打开，围着一只雌性打转，试图吸引配偶。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可以在窗口坐五六个小时。

但其实在家透过窗户观测鸟类听起来很美好，实际操作起来也十分虐心。有些观测点离地面距离太远，发现目标和辨识鸟种的难度增大。还有些观测点受到窗户大小的限制，观察死角很多。

红嘴蓝鹊 姚波 摄

高楼上的丝光椋鸟 杨志锋 摄

：活动开展后，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吗？

颜军：“窗边观鸟”进行了一个月以后，我们根据一直以来的惯例，做了一份武汉市小区鸟类监测月报，总结在小区里看到的鸟类种类和数量。

按照我最初的设想，能看到30种鸟类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武汉地处中国腹地中心、江汉平原东部，2月是雁鸭类水鸟集中越冬的时节，不会有太多稀有的过境鸟类。但没有想到，我们最后收到了50种鸟类的记录，甚至还有凤头鹰、领角鸮等等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猛禽。

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知道武汉有166个湖泊，165条河流，但通常我们说的是数字，没有直观的感受。直到看到大家发来的数据，才发现原来我们居住的周围有这么多水域，武汉真的是一个坐落在湿地上的城市。

凤头鹰 何岭松 摄

灰头麦鸡 颜军 摄

：其他的鸟友有什么感受吗？观鸟对缓解疫情期间的焦虑有帮助吗？

颜军：疫情刚开始时，的确没有太多人有心情谈鸟。有位会员在书里这样写道：“自从武汉封城以后，一度深陷焦虑担忧中，每天关注疫情数据，神经高度紧张，偶尔看到观鸟协会会员群，不理解为什么鸟友还有心情谈论鸟。”

但后来，他看到我们在群里发的一张张照片，渐渐也走出阴霾，开始关注窗外。3月份的时候，更多的人加入了进来。

为了看到小区附近的三角湖，我把家里每个窗口都试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一小片湖泊。我把望远镜架起来，一只红嘴鸥出现在镜头里，这在武汉的冬季，着实非常罕见。我当时十分高兴，这种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亲自去三角湖走了一趟。

实际上除了观鸟外，协会也会聊疫情，包括一些会员也因为工作的关系，奋斗在抗疫一线，我们互相打气、关心，生活的确没有那么焦虑了。

三角湖的红嘴鸥 颜军 摄

白鹭 颜军 摄

：我注意到在2000年左右，全国开始兴起了一股观鸟热潮，很多地方的观鸟协会也是在这时期成立的，您是怎么喜欢上观鸟的？武汉市观鸟协会的成员们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颜军：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的观鸟圈里，“南有廖晓东老师，北有赵欣如老师”，他们都拥有专业的学术背景，最早向大众推广观鸟活动。武汉市观鸟协会的创始会长是朱觅辉，也是第一批观鸟活动的发起者。

我对观鸟的兴趣可以追溯到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旅行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黑龙江扎龙湿地的文章，照片上的丹顶鹤特别漂亮。因为我也喜欢摄影，于是就萌生了想去观鸟的想法。但在那个时候，网络不像现在那么发达，找不到什么观鸟的信息。

2005年，我把攒了的钱买了一台单反数码相机——美能达α-7和一只300毫米的定焦镜头，跑到家附近的汉水公园找鸟，我记得当时拍到的第一只鸟是一只白鹡鸰，很有成就感。同年六七月，我恰巧在网上找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武汉论坛，并由此认识了几位武汉的观鸟前辈，这才找到了“组织”。

实际上观鸟一直都很小众，武汉市观鸟协会的会员最多时期也就六七十人，男女比例各占一半，40岁以上人群占多数，其次是25岁以下的大学生，年龄最长的会员今年70岁了。但这两年突然暴增，尤其疫情以后，现在达到了197人。

斑姬啄木鸟 颜军

：像观鸟协会这样的民间志愿者团队，能为本地的自然科学研究带来哪些帮助？

颜军：虽然我们是业余爱好者，但我们也有自己优势，比如对鸟类形态熟悉，有辨识鸟类的专业能力；能吃苦，野外调查能力强；很多人出于热爱也配置了很好的装备。因此自开展重点区域监测以来，我们收集的大量数据得到了政府和研究学者们的认可和采用。

协会成员来自各行各业，还可以发挥专业特长，比如我们的鸟类搜索app和数据库，都是由我们的副会长开发的，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

另外在爱鸟护鸟方面，我们也能够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把观鸟知识通俗化地向社会普及，比如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在武汉天兴洲开展保护黑鹳的宣传活动，那里是黑鹳抵汉越冬的聚集地，而就在最近，洪山区政府下达了通告，禁止车辆驶入天兴洲洲头，并拟落户黑鹳救助保护中心。

普通翠鸟 颜军 摄

黑尾蜡嘴雀 钟永乐 摄

：您觉得观鸟爱好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颜军：过去，我也喜欢“集邮式”的观鸟方式，今年看了400种，明年能不能达到450种，诸如此类。但很多年之后，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我更追求深度观测，看鸟在干什么，试图了解它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性格变得更加沉稳，生活中遇到什么难事，似乎也只要看一看鸟，一切烦恼都能烟消云散。

颜军说，书的封面上刻了一只燕子。燕子代表新生，代表希望，划破了原本沉闷的场景。

2020年4月8日，武汉终于“解封”了，我下楼在小区看了一次鸟。第二天，我又跑到后官湖做了一次监测，看到了27种，166只鸟类。

虽然窗外观鸟本质上是苦中作乐，但陪伴大家度过了这段很难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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