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医生与王医生》：知识、尊严和自我

《张医生与王医生》：知识、尊严和自我联想g450a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最近的一首《漠河舞厅》再次唱起东北的悲凉与浪漫。过去几年间，这种以抒情的笔触来描写一段记忆中泠洌往事的叙事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最近的一首《漠河舞厅》再次唱起东北的悲凉与浪漫。过去几年间，这种以抒情的笔触来描写一段记忆中泠洌往事的叙事手法几乎贯穿于所有东北文艺作品中，从《铁西区》《钢的琴》《白日焰火》到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等的小说中。在这些表达中，读者将会不断强化自己对东北那些语焉不详的印象：近乎荒诞的人的命运、无数个风雪夜、凋敝败落的工业遗迹……东北的一切像是一首挽歌一样动人心魄，因为强大的感伤而格外迷人。

但感伤不是东北的全部情绪，有时候或许更需要一些理智来看看东北究竟经历了什么。最近，由媒体人伊险峰和杨樱写作的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出版，这本书讲的是两位医生的阶层跃迁的故事。他们在1970年和1971年出生在工人家庭，用四十年的时间成为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但这不是一个成功学的鸡汤故事，相反，它以39万字的体量尝试去解释过去的三代东北人经历了什么。

伊险峰

探索一代人知识、尊严、自我的建构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代人，构成了解读中国社会四十年变化的极佳样本。这是流动性最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与此同时，这一代人还经历了社会剧烈转型、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

串起这本书中故事的张医生和王医生，是本书的作者伊险峰的初中同学，他们都出生于沈阳的工人家庭，从幼时开始，他们二人便在家庭与学校的引导之下，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阶层跃升之路。在1990年代国企改制、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两位医生的家庭都曾面临生存困境，但依靠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刻苦，二人最终考上医科大学，成为了医生。

步入社会后的数十年间，张医生与王医生凭借聪明勤恳，在医疗界站稳了脚跟。医疗事业的高速发展与两位医生个人努力相结合，共同促成了二人事业的成功。如今，他们已是各自领域内的知名医疗专家，备受社会尊重。左右着二人命运的，除了自身努力，还有诸多因素——家庭、学校、职业、社会。任何一处差错，都有可能让他们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影响二人成长的“诸多因素”中的重要组成、也是作者着墨很多的就是他们的家庭，在第十一章“母亲的社会”里，可以看到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人怎样经营自己的生活，王医生的母亲曾慕芝在家家户户还没有电视的时代在当地“大东影院”影院的业务员，可以决定电影票的归属，而在沈阳那样一个人情社会中，曾慕芝这点小小的特权可以置换很多便利，曾慕芝由此就建立起自己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而张医生的母亲张淑霞则是“坚韧不拔”的代表，她异常勤奋，供弟弟读书，15岁、工作第二年就攒钱买房，一生操劳。

由主线人物的人生经历贯连出整个时代，写作者们采访写作的过程中不断闯入的新素材也大大丰富着书中的细节，书中很多的看似脱离了主线故事的“番外”有时则构成了书中最有趣的情节，如“女性记忆——‘干净利整’”解释了在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前期，人均住房面积不到四平方米的时代，为什么“干净利整”成为对女性的至高评价之一；“番外：关于南方人的都市传说”一章，作者们盘点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沈阳日报》上刊登的文章的标题，如《如何改变小商品的南货北销的局面》《“华丰”为何挤了“众乐”》等等，来表示失去了在计划经济中一骑绝尘的地位的沈阳，对“南方”的诸多想象、羡慕、疑惑……

“我们写作之前并未预期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工人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不同的家庭当中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分配，或者说他们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他们都很想成为的‘社会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拉拉杂杂写了很多。”作者杨樱谈道。

另一位作者伊险峰也提及写作的艰难：“这本书涵盖的内容太过庞杂，我们最初也不知该怎样处理如此丰富的素材。”

杨樱也谈及：“张医生和王医生这两个人身上有三个东西我们一直很关心——就是知识、尊严和自我。他们是进步型的专业人士，毫无疑问他们有巨大的知识积累，这是很专业的知识；尊严是我们聊出来的，这个后来变成‘社会人’的部分。自我这个问题，后来越来越模糊，一度困扰我到最后。他们的自我，你说有？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晰。你说没有，又特别清晰。后来我发现它跟尊严是有相关性的。我一直想给他们做一个结论，人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到底获得了什么？后来我发现他处于未完成状态的时候，这才是答案。”

杨樱

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与人

作者伊险峰在书中多次提到非虚构写作者李海鹏，也在最近的线下分享会中提及李海鹏写作沈阳的文章《长日孤独的城市》，而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两位作者在写作《张医生与王医生》时，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不断重现过往。

同时，许多社会学相关的材料、理论也被频繁引用，如谈及两位医生的成长时，作者引用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将凭借优异成绩逃离阶层的一群人称为“奖学金男孩”，并把两位医生的真实经历与霍加特对奖学金男孩的描述相对照。成绩优异的奖学金男孩们，肩负着带领全家实现阶层跃升的重任。他们被置于严密的保护中，除了学习之外无须考虑任何事。两位医生家教甚严，不被允许沾染扑克和麻将等任何恶习，也无法与家长老师眼中的“坏孩子”接触。

单纯的成长环境，限制了两位医生对于社会的认知，也导致他们性格淳朴耿直，缺乏足够的人际交往技巧。在熟人社会氛围分外浓厚的沈阳，这是一项严重的缺陷。因而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两位医生都屡屡受挫。以至于多年后，二人即便已经成为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却依然难以融入社会，整日活在焦虑与挣扎之中。

想融入社会而不能的两位医生，在李海鹏的口中，是“不情不愿的荷花式人物”——“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不同于很多城市的复杂性和难以被定义，沈阳好像是一个特别容易提炼出城市性格的地方。学者罗新认为：“不像在广州、上海、深圳，在南方的其它城市，财富剧烈增加，加入的人才也在剧烈增加；而沈阳是相反的，人才流失，社会变窄，机会变少。这种情况下某些因素会变得非常突出。那些我们称之为大众文化的东西，那些道德观，那些社会概念、社会观念，那些因素都出现了，而且占的分量越来越大，人们开始认同这些东西，其实是反映社会的一种紧张，资源的紧张就呈现社会道德和文化资源的紧张。”

“共和国长子”东北面临的时代困局

张医生与王医生出生于计划经济重镇沈阳。过去的四十年里，二人的人生不断上升，故乡沈阳却在产业转型与城市化过程中遭遇困难。

书中，作者提及了以故乡沈阳为代表的东北城市面临的时代困局。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东北拥有光辉的过去：东北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心；工业总产值一度位居全国首位；城市化率、GDP与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曾长期领先全国。

半个多世纪里，东北经历了兴盛与阵痛，如今已成为了外界眼中的落伍者。从城市发展来看，东北城市不仅在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还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与人口外流问题。“振兴东北”的口号屡屡被提起，而到底激起了多少回响，人们不得而知。

从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到今日的“落伍者”，东北经历了什么？一个工业城市的命运由何决定？城市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会如何变化？工人阶层这个概念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最终呈现的图景，比最初设定的一些问题更为错综复杂。

首发会上，杨樱表示：“这四十年是中国变化最剧烈，也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会改变很多东西，叫做‘命运’的东西会作用于每个人。”伊险峰则表示：“其实有很多东西，你没太注意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尽己所能为这如同过山车般光怪陆离的四十年留存一份完备的记录，便是两位作者写这本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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