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作家们，20多岁时都在干些什么？

世界著名作家们，20多岁时都在干些什么？女主播水仙 记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那个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艺术大师们的年轻时代，是如何从“流放者”成为大师。 这本书适合谁读？ 向往“爵士时代”的巴黎的人； 喜欢那个时代中任何大师

记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黎，那个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艺术大师们的年轻时代，是如何从“流放者”成为大师。

这本书适合谁读？

向往“爵士时代”的巴黎的人；

喜欢那个时代中任何大师，如海明威、毕加索、菲茨杰拉德的人；

所有文学爱好者，以及致力于走上艺术道路的人。

我

为什么推荐你读这本书？

你有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吗？

有人认为，20世界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文化空间自由，是黄金时代。

有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性解放、嬉皮士、摇滚民谣空前发达，人们开始审视自由，是黄金时代。

但更多的艺术爱好者们心中的黄金时代，我想，都会是巴黎的20世纪2、30年代。

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有一部电影，叫做《午夜巴黎》，讲述的就是穿越回到那个时代的故事。那个时代到底有多特别？

当今如雷贯耳的大师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毕加索等等，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们，齐聚巴黎，一起学习创作，讨论文学艺术。那时大家都还籍籍无名，谁也不知道，他们未来会成为大师。

一窥天才的年轻时代，谁会不想呢？

那些年轻人，被斯泰因称为“迷惘的一代”，那个时代，被菲茨杰拉德称为“爵士时代”，海明威生前最后一本书，就是回忆那个时代的《流动的盛宴》。

而今天推荐的这本《流放者归来》里，他们又被称为“流放者”们。

本书作者马尔科姆·考利，是那时的亲历者，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主要的美国评论家之一。

而这本《流放者归来》，最为完整、最为生动地，表现了那个无数人心中的，黄金时代。

前言

第一章亲子角色互换之时

1父母的职责

2无法认同自己

3无法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

4被压抑的恨意

5撒娇的过程

6神经症式的“亲子角色颠倒”

第二章住在父母体内的“孩子”

1基本焦虑

2严重的创伤

3不被理解的痛苦

4无法感知爱

5精神暴力

第三章不得不长大成人的孩子

1退行需求

2父母的布偶玩具

3对母亲的固恋

4依赖孩子

5尚未确立的自我

6依赖与敌意

7真实的自己

第四章育儿的背后

1过度宠爱

2隐形虐待

3堆积在心中的不甘

4把孩子当发泄口的父母

5施恩图报

6假性互惠

第五章直面真相

1强迫行为的形成原因

2牵连他人

3家人依赖症

4为控制而爱

5否认现实的父母和孩子

6名为“好孩子”的牺牲者

7一味否定

8如何获得幸福

后记

本书试读

第四章 巴黎朝圣

3 巴黎快车

我并不想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和我的朋友在欧洲时把时间全都花在了寻找文学的向导上。我会在早晨的一小段时间内写作，研究莫里哀和拉辛，坐在咖啡馆里玩多米诺骨牌，钱够的话我们还会去旅行——总有一座新的城市，那里的生活更便宜，也更愉快。

在巴黎待了一个月后，在第戎的葡萄棚里生活过后，我去了南边的蒙彼利埃，在那里注册进了大学。导师问我是否认识米切尔先生，他也是一个可爱的美国青年。我当然认识他，他就是诗人斯图尔特·米切尔，他在哈佛大学和后来在纽约担任《日晷》的总编时，我都和他有过接触。

三月里我参加了一场考试，获得了法国研究的文凭。我本想继续在大学里深造，但这座地中海海滨之城的五月骄阳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人们戴着墨镜在街上走，阳光下的蒙彼利埃简直像一座盲人之城。我和妻子向北漫游，在巴黎又待了一个月，在布鲁塞尔待了三周，在慕尼黑待了两天，在维也纳待了三天。

去维也纳旅行就像是一种使命，我随身带着格勒姆·B.芒森和马修·约瑟夫森为他们的小型刊物《分离》的第三期收集到的材料。在维也纳，只消花上二十五美元就能印刷五百份这样的杂志。

接着，我们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伊姆斯特待了六周，在那里我们听说约瑟夫森即将担任另一本杂志《扫帚》的副总编，那本杂志是用优质纸张印刷的，而且给供稿人稿费。在伊姆斯特邮政旅舍幽暗的阳台上，老板娘问我是否认识Herr Braun von Amerika。我回答说：“Jawohl，gnadigeFrau，我认识美国来的布朗先生。我和他很熟。”

他就是威廉·斯莱特·布朗，就是格林威治村和马萨诸塞州韦伯斯特的比尔·布朗，就是和卡明斯一起被监禁在一间巨大的房间里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小伙子。那个时候，年轻的美国作家漂泊在西欧和中欧的各个地方，在火车相向驶过时，他们会在窗口互相挥手致意。

我们再度向北旅行：那是在1922年10月，德国进入了通货膨胀最疯狂的时期。在我们越过国境时，德国马克的售价是八百马克兑一美元，到慕尼黑后跌至一千，到拉蒂斯邦再跌到一千两百，第二天到了柏林，用一美元竟然可以换到两千纸马克，或者买一条全羊毛的大衣。

约瑟夫森和《扫帚》的出版人哈罗德·洛布到车站上来接我们，他们俩共同编辑这本杂志，每月的开销别说我搞不懂，就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懂要多少美元或马克。艺术是液态的东西，会流过国境线寻找最低的价格。

对一个每月一百美元薪水的人来说，约瑟夫森住在一间复式公寓里，雇了两个佣人，老婆还要去上骑术课，晚饭只在最贵的饭店吃，给伴奏乐队小费，收藏绘画，援助苦苦挣扎中的德国作家——住在柏林的外国人过的是疯狂的生活，没人会在那里觉得幸福。我们赶紧坐上国际特快回法国，车上挤满了走私贩。

一个英国军官带了七只新箱子，里面装满德国黄油，他打算拿到比利时去卖，每公斤能赚四先令。一个法国人把一辆德国的婴儿车藏在座位底下。一名法国海关官员看见了，尽管法国人表示不满，但最后还是付了关税。——La Patrie鼓励大家多生，可是买一辆婴儿车居然要付两次钱！为什么，简直岂有此理，这是愚蠢的，也是亲德行为。——这样挺好，我觉得，能听到法国人在关于爱国主义、钱和绝对命令的争执中再次提高了嗓门。

我们在吉维尼过冬，八十岁高龄的克劳德·莫奈依然在这个村子里作画。他的继女嫁给了美国画家西奥多·巴特勒，巴特勒有几个朋友就住在附近。战前的吉维尼是一个艺术家的聚居地，有点像卡茨基尔山的伍德斯托克。

留下来的大多数美国画家都很一本正经，一股子学究气，看到新来的狂野的年轻人，他们显得一脸不屑。村庄坐落于艾普特河畔，这条河虽然只有十一米宽，却是诺曼底和法国之间的重要分界线。河西有一些零落的村镇，那里是海盗式的农夫的家园，他们谁也不怕，不怕上帝，也不怕法国人。

河东是围绕着教堂的一座座紧紧相连的村庄，这样的布局是为了在精神上取暖和自我保护。吉维尼属于诺曼底，那里的人说到相距不到一点五公里的河对岸的村子里的马匹和女人时，会这么说：“那里的马是劣马，是法国马。那里的女人是法国人，她们随便什么男人都睡。”我们住在铁匠铺楼上的三间房里。

早晨我写作或学习，在短暂的冬日午后，我骑自行车去法国，或者欣赏山坡上的雨云和阳光的更迭移动。二月初，杏树开花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在河边钓鱼，有谣传说河里有三条鳟鱼，我在六月里钓到了一条。每周一次，有时是两周一次，我会在巴黎待一天。

这些巴黎冒险是我史无前例的精神活跃期……你天不亮就起床，喝一夸脱奶咖作为早饭，然后赶紧去乘支线火车，火车上挤满穿着盛装去赶集的农民，然后在联轨站换乘巴黎特快——这么匆忙，加上睡眠不足，就像可卡因一般刺激着你。

你无法安静地坐在车厢里，你在拥挤的走道上走来走去，看着塞纳河随着火车喀嚓喀嚓越开越快而在你眼前渐渐铺展。思想、诗歌、情节在你的脑海里闪烁，可你从没有时间把它们记下来。

巴黎！你跳上车站外的第一辆没载人的出租车，让司机快开。巴黎的地铁慢得离谱，出租车也开得不快，而你正急着要从一场约会赶赴另一场约会，从一家画廊赶到一家书店，而你在那里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逗留，然后你又赶去听一场音乐会，但在那里你也从来不会听到结束——再快点，再快点，总有什么在等着你，你也许这辈子就和它错过了，于是你拼命敲打隔板玻璃，让司机开得再快点。

巴黎是刺激神经、削尖感官的一台巨大机器。绘画和音乐、街上的嘈杂、商店、花市、时装、衣料、诗歌、思想，一切都似乎在朝着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痴迷状态运动。在咖啡馆里，色彩、香气、味道和醉意可以从一只酒瓶或许多酒瓶里一股脑倒出来，从方的、圆柱的、尖锥的、高的、矮的、棕色的、绿色的或红色的酒瓶里倒出来——但你选择喝清咖，因为你相信巴黎本身就含有足够的酒精。而且，随着夜色的加深，它的酒精度会越来越高。到了深夜，你搭最后一班火车回诺曼底，幸福地回到你的乡村生活。

有一个礼拜三，我在巴黎第一次结识了达达主义者。“马蒂·约瑟夫森说对了，”我在那一周的一封信里如此写道，“他们是巴黎最有趣的人。安德烈·布勒东，他已经不再是三十岁的人了，一团淡棕色的鬈发从高高的额头往后梳——布勒东是这一派现在的领导人，他发现了一出他赞同的表演。至少他不是半心半意的赞同，而且他带来了二十个朋友及他们的妻子和情妇。他参加了彩排、首演、第二夜和第三夜的演出。我去看了第四天晚上的演出，达达派依然在楼厅里占据了三十个座位。开场戏是一出愚蠢的独幕剧，达达分子发出了嘘声；然后是一出伟大的、疯狂的戏。‘注意了，注意了！’男主人公吼着，达达分子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听到这句话，其实它可以适用于达达派的任何成员写的任何书、任何诗歌、任何小说，他们拼命鼓掌、大呼小叫，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出来干预了。布勒东对着正厅前面的观众做了半小时的演讲。观众们分成一个个小组，展开了讨论。实在是太有趣了。”

那是在1922年12月初。到了第二年的二月，我开始更加严肃地描绘达达主义者。我发现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派系，由布勒东领导的那一派人数更多，也更不妥协。“巴黎，”我写道，“是一座人们高高兴兴而来、了无遗憾而去的城市。我上次去那里时基本都和达达主义者待在一起。

这是十八个月来的第一次，查拉、里贝蒙·德塞涅、皮卡比亚和布勒东、阿拉贡及他们的追随者碰面了。他们争论不休，当然，最终还是决定要发表一份联合宣言。我们大概有二十个人签了一份文件……他们对文学的爱出人意料的冷淡。

在这场有纪念意义的聚会上，提出了一份在未来的三个月里他们不可以为达达以外的出版物写稿的议案。达达的出版物销量向来有限，而且不付稿费。要不是二十个人里有一个提出反对，这项提案本可以通过的。

和他们在一起既刺激又累人。我带着五十种新想法和对达达主义者的憎恶离开了巴黎。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可卡因，他们不吸毒，但这个团体本身就是他们的毒品。上周三我认识的所有美国人都去参加了一个茶会，大家都喝嗨了。但是，参加这场三小时的法国人聚会要比那次茶会刺激得多，尽管在聚会上甚至连水都不供应。”

疲惫、刺激、疯狂、有趣……我开始觉得达达运动就是巴黎的精华所在。它的水平比乔伊斯的抱负和瓦雷里在形而上方面对自我所做的研究低得多，但至少它是年轻的，是充满冒险精神的，也是充满人性的。

编辑｜轻浊

原标题：《每日新书 | 世界著名作家们，20多岁时都在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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