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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力量|专访谢荣兴:“全国第一证券营业部”是如何建成的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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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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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为起点,2020年12月19日,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建立已满30年。3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壮大,今日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在此特别的历史节点,推出《市场的力量》专题,专访30位中国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人物,回望3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时刻,展望下一个30年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谢荣兴 受访者供图

位于上海广东路上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在中国证券史上,应该值得一书。

1990年成立的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也被称作“黄万国”,这家券商营业部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证券营业部,称其为当时最大的证券营业部也不为过。

2020年12月4日,曾经的“黄万国”负责人谢荣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道,开办“黄万国”其实缘于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

1990年4月26日,谢荣兴路过广东路西藏中路口的上海市工人文化馆,看见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大厅出租,年租金40万元”。经过与出租方的两次谈判,最后以每年35万元的租金签约,由谢荣兴负责组建营业部。1990年6月25日,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举行了隆重的开业仪式。

由于经营得当,“黄万国”在开业后三年半的时间里,创下了超过15个全国第一:第一家全天候办公的证券营业部、第一部行情报价电话、第一家开办电话委托买卖股票业务、第一家公开受理股票抵押试点业务、第一家开办异地买卖深圳股票业务、第一家完全实行无纸化交易、第一家进入国际期货市场的证券机构、推出全国第一份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第一家日交易量时常过亿元的证券营业部、第一家年利润超过1亿元的证券营业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国第一家开办异地买卖深圳股票业务的营业部。如今,投资者可以在手机软件上快捷地买卖股票,但在1990年,沪深两地交易所是割裂的,上海的券商营业部不能买卖深市的股票,深圳的券商营业部也不能代理沪市的股票。谢荣兴则成为第一个闯禁区“吃螃蟹”的人。

1991年4月,经过大幅下跌的深圳股市进入底部区域,一些上海股民准备抄底,鼓动谢荣兴开设深圳股票交易,谢荣兴说,经过公司同意,他连夜组织起草有关委托买卖深圳股票交易的相应规定,1991年5月16日早晨,把墨迹未干的通告贴在黄浦营业部门口。

这样,“黄万国”成为上海第一家代理买卖深圳股票的证券营业部。

据谢荣兴回忆,发展到后来,深市的买盘80%竟出自“黄万国”,“黄万国”的交易量占据深圳半壁江山,成为引领深市的风向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是“全国第一营业部”也不为过。

由于“黄万国”股民众多,交易规模大,影响大,很多领导都考察过“黄万国”,其中就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

一晃30年,证券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万国”在2020年上半年关门歇业。但是,依然会有老股民在周末的广东路谈股论金,“黄万国”马路沙龙还在继续。

以下为记者对谢荣兴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初设“黄万国”】

:作为亲历见证中国股市30多年的老人,能否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和资本市场结缘的吗?

谢荣兴:在1985年1月,延中股份(编注:延中实业)原始股发行,我是原始股股东,三股,其实对我们上海人来讲,老股民来讲,我们认为延中股份是上海第一家发行的股票。虽然官方的媒体讲1984年11月份发行的小飞乐(编注:飞乐音响)是第一家,延中是第二家,其实有争议的。为什么?因为小飞乐发行是公司内部职工发行,不向社会公开发行,所以认为它是个内部发行的股票,延中不一样,公开招股,全上海人都可以去排队买。所以我们是延中股份在原始股东,我有三股,一股是50块钱。当时我还在上钢五厂(编注:现宝钢集团上海第五钢铁有限公司)做财务。

:后来怎么会去万国证券工作,又去广东路上组建了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呢?

谢荣兴:后来万国证券招聘第一任计划财务部经理,我是应聘的,应聘的时候,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说,根据他的第六感觉,觉得我可以。我以前在上钢五厂是干财务的,理论队伍也干过,所以资本论、哲学、政治经济学都学过一点。对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来说,一聊天,管金生就觉得和我距离很近,说我可以,所以我就正式加入万国证券,做了第一任财务经理。因为我是财务出身的人,我利用资金、沉淀拆借资金买国库券,获得很大的差价,管金生就觉得我很会赚钱。

偶然机会,我发现工人文化宫门口挂了一个牌子,40万年租金,底楼。我们上海人知道,人民广场是上海最中心。我一看40万,这个地方很好,我就跟公司汇报,公司让我去谈,于是我和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王培军(音)一起去谈,我们谈下来一年租金35万元,谈下来就是我去做经理了。

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谈下来,1990年5月份谈下来,6月25日营业。我们还没装修好就抢着营业,因为6月20日开始可以兑付国库券。就是老百姓买的国库券可以到营业部兑付成现金,然后我们有佣金可以赚。我把营业部6个大的橱窗,都搞成证券知识橱窗。1990年5月1日,我的财大老师把尉文渊叫来,希望尉文渊能够批准我们营业部开业,管金生也来了,但他因为夏令时晚了一个小时。尉文渊听说我们在宣传证券,他说这个好这个好,支持我们营业部,所以6月25日我们就营业了。

【股票交易开闸】

:营业部正式营业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交易股票了呢?

谢荣兴:7月份,当时我股票还没做,结果香港人来到上海来,因为当时深圳股票炒得比较热,然后一看上海差价比较低,一看也没有好好的柜台可以买卖,要求我开股票交易,包括我在深圳证券公司的徐同也来盯着我,所以我在1990年8月1日就搞了股票的柜台交易,我把我们开股票交易发传真发到深圳去,徐同帮我贴在特区证券公司门口,上海万国黄埔营业部开股票交易了,所以很多香港人、深圳人都来了。

当时比我早的一个营业部,就是工行信托的静安证券部,他先做垫头交易,他是有一个文件,每天涨跌停板不能超过3%。但我没有收到这个文件,我就什么价格都放开来。

所以在工行营业部没交易量的,因为价格太低了,2%涨停板人家不卖。我这里放开的,一下子比他高10元、20元,涨了10%、20%,这样全部人都过来了,一下子那里就没人了。

当时杨百万来挂豫园商城,挂300块,他挂了玩。

于是就有人投诉举报,说我没有按制度做,第三天尉文渊来找我,尉文渊当时是上海人民银行金管处的副处长,他问我为什么不设涨跌停板?

我说现在这个价格太低了,这样强行规定损害了持有人的利益。第二个,我也没有收到文件,我不知道有这个文件。

后来查了,文件是专门发给工商银行信托公司的,这个文件是专门的文件,不是整个市场的文件。

第4天开始,我就遵守纪律,涨跌停板就做了,但是我起步已经高了,我比工行高10%、20%了,然后我有3%的涨跌停,一下子我的市场上来了,而且我的地理位置比较好、地方比较大、人比较多,所以一下子也形成了市场。

:工行信托的静安证券部当时有想办法吸引客户吗?

谢荣兴:当时上海7个股票里,万国证券只能过户小飞乐,别的股票过户都在工商银行,结果工行就说,黄万国来的不给过户。不过户就抛不掉。

本来是一个星期可以过户,半个月也不过,就不给办,买了以后不能卖出。

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开业,我很开心,统一托管后,因为交易所开业后所有过户权收归交易所(后为上交所中央登记公司)。就这点而言,我也是憋足了冤枉气,期待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早日开张。

【沪深交所设立初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前,有什么值得分享的故事吗?

谢荣兴:1990年12月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前来考察万国黄浦营业部。他是来了解证券市场目前状况怎么样,我记得朱镕基讲过这么句话,要和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当时,我们营业厅有个客户看朱镕基来了,就和我说,想让朱镕基在他的小飞乐股票上签字。

汇报交流结束后,朱镕基一行人一到大厅,股民就蜂拥而上,美国记者也来了。保安一看到有人要朱镕基签字,马上出来阻止。我就解释说,他是我的客户,能否请朱镕基帮他签一下。

可惜的是,几年后集中交易回购股票时,需要股民把凭证交到交易所去,这张有朱镕基签字的股票,交了之后,要不回来了。

:1990年12月1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开业当天,营业部投资者的投资情绪是怎么样的?

谢荣兴:12月19号开业都知道,12月18号下午,我在大厅里讲,明天交易所开业了,委托现在就排队、登记。所以我不是当天排队,我提前半天,那么里面有一个人,中路集团的董事长叫陈荣,他是买增发股票没买到后,就到我营业部来逛,他排到第三个,人家都买电真空、延中,他想买凤凰。

他是上海本地人,上海本地口音非常重。 我营业部工作人员也没听清楚,他说我买凤凰。我们营业部工作人员说,这里是买股票,不是买自行车。我们营业部这个柜台经理当时还不知道凤凰要上市,所以发生误会。

然后又有好多人问,你为什么不要电真空,买凤凰,陈龙说你们都去买电真空,买不到了,我就买凤凰,成交了。

:九十年代初期沪深两地营业部是不能代理异地买卖股票业务的,“黄万国”怎么会成为上海第一家代理买卖深圳股票的证券营业部呢?

谢荣兴:1990年12月份开的是上海交易所,那么深圳股票是在1990年夏季就炒得很火,引起中央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讲,上海还是比较低,后来深圳经历熊市10个月,上海一路牛市,到1991年4月22号,深圳整个股票交易量是0,抛不掉,你挂牌没人要。所以到了5月份,很多人要求我做深圳股票,因为价格低了。所以我们1991年5月16号,我就做了深圳股票。

当时深圳交易所归深圳市政府管,上海交易所归上海市政府管,监管是人民银行监管,券商你做了上海的理事单位、会员,你就不能代理深圳的,我们当时自说自话,做了深圳股票。 我们通过一个传真线,传真委托发到深圳去。

不过也有过矛盾,当时所有的人委托都市价委托,通过传真过去,一般要5天后才能知道结果,但我们做的又是市价委托,市价委托就是任何价格我都要,很多股民就在营业厅把我围住,问我为什么不成交。其实是因为当时资金电汇过去需要时间,这些资金都是在途资金,所以行情火爆的时候资金还没过去,那就成交不了。

我就想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我也起草一个协议,我是学过法律的,我说本业务部只接受传真委托,成交与否与本业务无关,签字,签好字你才可委托,不签字你不能委托。

深圳的交易量,尤其是初期,熊市时候,80%的买盘全在我一个营业部。我们上海人和江浙两省人通过我这个营业部去买。

那么为什么就我这里爆量,别人为什么不做呢?因为这是违规的,别人不能做,我是既成事实了。

当时央行上海分行的金融监管处找我谈话,说我把上海的资金全部弄到深圳去了。

火爆到什么程度?有人在营业部外面排队排5天5夜,为了拿一个委托单,什么委托单?是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委托单,什么时候买股票是规定的。今天排到是下个星期三、星期四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排队排了,我委托单发光了以后,还有很多人,他们在门口叫“谢荣兴、谢荣兴”,不肯走。怎么办?我让工作人员出去继续发,发下下星期的委托单。这样就没有矛盾了。

那么我这个情况从1991年的5月份到1992年的下半年,一年半将近,深圳才说你们可以到深圳来搞代理,所以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独家代理。

所以深圳市场80%买盘,至少50%的交易量在我营业部,整个上海的交易量A股,我占10%。所以一年半的时间里,全国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量50%以上,在我一个营业部。

【亲历资本市场这些年】

:你在黄万国工作了多少时间呢?

谢荣兴:工作了三年半,1990年半年,1991年-1993年三年,1994年我到公司总部去做交易总监。我到退休都没离开过资本市场,1995年起任君安证券副总裁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君安证券董事、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1999年8月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分管风险控制部、法律事务部、机构客户部,2004年国泰君安投资公司总裁。

最后我是在国泰君安控股的公募基金,国联安基金做督察长,再退休的。

:我国资本市场走到如今的水平,你之前有想象到吗?如何评价我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的发展?

谢荣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股市功不可没,各个省市龙头企业,各个部委龙头企业都上市了,行业细分的都上市了。

应该说当时国家的初衷也没有说可能跟经济有多大的关系,都没想过,只是认为我们国家开放,我们就搞一下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改革形象,然后发现怎么发个股票,拿了1亿、2亿的钱不要还的,也不要付利息的。

利息多少?10.98%当时。所以企业就是为银行打工。上市后我不要付利息了,就变成利润了。所以当时发现有这么一个那么好的方式,国有企业解困,所以大量的龙头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拿到钱,把企业为银行打工的这个局面打破,功不可没。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资本市场一开始,大家在实验、在摸索,不管做的对和不对,又有哪些过失,我个人觉得应该宽容地去看待。那么对早期的推动者。我觉得再怎么评估也不为过。从证监会、人民银行到证券公司、交易所,到股民,人人都有功,都是组成部分。

:未来十年,中国资本市场会朝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谢荣兴:中国资本市场是全世界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投资环境好,我们生产的产业链、生态链是全世界最完美的,我们上下游全部配套,所以人民币资产配置的比重加大是一个长趋势。

从这个角度讲,股票市场又是一个比较可以的,买和卖的资产配置。不是其他东西投了以后又卖不掉,三年以后再说有偶然性,所以最灵活的市场,同时人民币资产,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和国债。我个人觉得随着全世界加大对中国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对股票市场配置也会越来越大。

:亲历资本市场三十五年,退休后还会从事一些跟资本市场相关的工作吗?

谢荣兴:我经常会利用我的公众号写些政策建议,原来在职的时候有渠道反应,包括三大政策的时候,刘鸿儒推出来我也去参加开座谈会的。

现在离开了体制内,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为资本市场建言献策,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0多年了,很多新人不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的,也不知道应该一步步怎么走,好像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我们正好在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初期的时候,我们走过路过,经历了难忘的事情,所以这些积累,让我觉得有想法应该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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