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抱石人物画的历史故实题材，看其创作灵感与创新

从傅抱石人物画的历史故实题材，看其创作灵感与创新动漫美女被上图 傅抱石人物画大多与文史和典故有关，追溯其历史故实题材，追索傅氏创作灵感的来源，傅抱石艺术成就之高大，绝不只是画艺技巧的修养而已，乃天才、学识、品德，即全部人格的精神齐力迸发的结晶。

傅抱石人物画大多与文史和典故有关，追溯其历史故实题材，追索傅氏创作灵感的来源，傅抱石艺术成就之高大，绝不只是画艺技巧的修养而已，乃天才、学识、品德，即全部人格的精神齐力迸发的结晶。

作者通过对傅抱石人物故实画画题新义的详考，认为傅抱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深谙，对美术史知识的勤学与积累是其进行人物故实画画题创新的首要基础。他创新的方式和途径大致有三：旧题出新、自制新题和老题新作。本文选刊自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希古与幽怀：傅抱石的人物故实画》一书。

故实画的画题有“常”有“变”——前者指千百年来较为恒定的画名和相对稳固的精神内蕴与价值指向，后者是说它同时也在随着历史文化和士人风尚的流变而不断地更新和演化。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中探讨画题的古今演变时讲道：

古今画题，递相创始，至我明而大备。两汉不可见矣。晋尚故实，如顾恺之《清夜游西园》之类；唐饰新题，如李思训《仙山楼阁》之类；宋图经籍，如李公麟《九歌》、马和之《毛诗》之类；元写轩亭，如赵孟頫《鹤波亭》、王蒙《琴鹤轩》之类；明制别号，如唐寅《守耕》、文壁《菊圃瓶山》、仇英《东林玉峰》之类。

傅抱石在上海的个人画展上（1947年）

画题的演变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叙述框架内，持续地吸纳时代新意、在“递相创始”中丰富自身进而缔造新传统的过程，当世的“新题”也就不断地成为后代的“故实”。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熟知传统的画家都承领着守护传统和启迪新变的责任，傅抱石也不例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深谙，对美术史知识的勤学与积累是其进行人物故实画画题创新的首要基础。他创新的方式和途径大致有三：旧题出新、自制新题和老题新作。

一、旧题出新

所谓“旧题”，就是画史上长期流传的、被历代画家反复绘制的故实画画题。这一类画题在傅抱石故实画作品中占很大比重。这证明了他对画史传统的熟知与承继，对于这些旧题往往参度己意，赋予新貌，在形象塑造、构图特征、精神寄寓等方面或多或少地有别于前人同题作品。傅氏《壬午重庆画展自序》文中着重谈到了这一区别：

这种，有通常习知的，如《赚兰亭》、《赤壁舟游》、《渊明沽酒图》、《东山逸致》等，题材虽旧，我则出之以较新的画面。

这段记述提及曾入选壬午画展的《赚兰亭》（或称《萧翼赚兰亭》）、《赤壁舟游》（或称《赤壁赋图》）、《渊明沽酒图》、《东山逸致》（或称《东山丝竹》）和《兰亭图》（或称《兰亭雅集图》、《兰亭修禊图》）五帧作品，均已散佚，只能通过傅氏在其后创作的同题存世作品窥其概貌。另，同属“旧题出新”类故实画的尚有很多，选代表性作品列于下。

1、《东山逸致》

此题为谢安隐居东山时寓情丝竹、雅乐常欢的故实，又称《东山丝竹》（在傅画中亦名“雅乐图”），与上文《东山携妓》联系甚密，皆是谢东山名士风流的鲜活记录。现存同题画作有元代无款的《东山丝竹图》，层峦叠水下有阁楼庭院，歌姬、士子等人物众多，无法辨识谢安的具体形象。晚清任伯年作此题较多，在其画集中共见4帧，作人物于松林、坡石上，三仕女抚琴弹阮，谢安或端坐倾听或抚琴同奏。傅氏《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所说选入画展的一幅不得见，其后同题作品构图较为简单，常为谢安端坐，两仕女奏乐，神态超迈，宛有乐歌声流转其间。

2、《兰亭图》

此题故实本事源于王羲之《兰亭集序》，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史载，当时参加雅集者共41人（一说42人），赋诗者有王羲之、谢安、王徽之、孙绰、谢万、孙统、孙嗣等26人。或写一首或写两首，写两首者，一为四言，一为五言，汇集成《兰亭诗》37首。4这场兰亭修禊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雅集之一，以致在后世文人集会中常被举为精神象征和标志符号，读着这些《兰亭诗》的高迈之句，天人合一的庄子境界与栖心玄远的名士风度凝聚在这一故实中。

傅抱石自述文中谈到旧题出新，重点举《兰亭图》为例：

譬如《兰亭图》，是唐以来的人物画家的拿手戏，北宋的李公麟、刘松年乃至明季的仇英，都精擅此题。据各种考证，参加兰亭集会的人物，有画四十二个的，有画二十七个人的，这因为王羲之当时没有记下到会的姓名，所以哪位是谁，究有多少，无法确定。我是大约想，画三十三个人，曲水两旁，列坐大半。关于服装和道具，我是参考刘松年。就全画看来，从第一天开始，到第六天完成，都未尝一刻忘记过这画应该浸在“暮春”空气里，我把兰亭远置茂林之内，“惠风”虽不敢说画到了“和畅”，然一种煦和的天气，或不难领略的。

这段话论及这一画题的历史延续，讲明了人物的设置和服装、道具等画法的来源。刘松年的《兰亭图》收于《宋画全集》，尺幅不大，人物分列曲水两旁，稍显局促，兰亭设于水畔。另，南宋无名款的一卷《兰亭图》画人物列坐曲水两旁，附榜题上书每人姓名与其所作《兰亭诗》，水中有流觞点点。文徵明的《兰亭图》也是突出了名士们列坐曲水两侧的情状，但人物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呼应。傅氏文中说对刘松年图的参考主要是服装、道具，而在人物与环境刻画上则是完全出于己意。他在客蜀时期共作6本，无论立轴还是手卷，皆场面宏阔，名士们三五成簇，或坐或行，饮酒赋诗，谈笑酬酢。兰亭远置，曲水悠长，掩映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画面设色清幽明快，通幅皆洋溢在暮春三月“煦和的天气”。（图1）

傅抱石《兰亭图》 轴 纸本 设色 1944年

3、《洗桐图》

这一画题记载了“元四家”之一的倪瓒嗜洁成癖的故实，《明史》卷二百九十八本传称其 “为人有洁癖，盥濯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明顾元庆撰《云林遗事》记录倪瓒事迹，分高逸、诗画、洁癖、游寓、饮食五门。“云林洗桐”和“云林洗马”的佳话来源于此。傅抱石作此图三帧，1942年首作上的题识颇具意味：

洗桐为倪云林雅事，明以后画家多喜图之。钱磬室所作，呼童数人汲泉登桐，坐而赏之；崔道母则写云林作注视状，双鬟捧古器以侍，见姜绍书《无声书史》所记。予不能写人物，然每遇诸名贤行事之可以丹青记者，辄喜构制一二，固不问工拙也。壬午四月，新喻傅抱石并记。

此段题识讲的明钱谷和崔子忠的《洗桐图》今仍可见，而傅抱石或许未见，仅据姜绍书《无声书史》中的文字描述为绘制底本。据笔者考，这段文字的直接来源是傅氏编译的《明末民族艺人传》，书中“崔青蚓传”云：

先生尝作《倪迂洗桐图》，《无声诗史》详记之云： “云林着古衣冠，作注视貌，具逶迤宽博之概。双鬟捧古器随侍，亦娟好静秀，有林下风。文石磊砢，双桐扶疏，览之使人神往。”盖非先生托名倪迂以自况欤？

傅抱石 《洗桐图》 轴 纸本 设色 1942年

傅抱石1942年画《洗桐图》（图2）中的形象与此段描述的细节一一暗合，云林袖手独立桐前，孤风高标，双鬟相对，捧古器准备洗桐， “文石磊砢，双桐扶疏”也在画中显现。他说： “《洗桐图》是明以来画家画过的题材，我是根据他的传记而画的，故洗桐不用童子，而用双鬟。”这里面提到的传记应是《明末民族艺人传》。对比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崔子忠《洗桐图》，云林立姿，双鬟捧古器随侍，又有两童子，一人汲水，一人擦拭桐干。可见“捧古器随侍”者是双鬟，而洗桐者还是两童子。这或是傅氏仅知《无声书史》记载但未见崔图而出现的讹误，或是因为崔子忠这幅与姜绍书所记并非是同一本。另存1943、1944年所作两帧，前图倪瓒似穿宋儒服，仅一童子洗桐，后图云林端坐注视，两童一上一下，汲桶水而洗桐，身边一仕女握拂尘随侍，其构图与钱谷图类似。

4、《洗马图》

此题也是倪瓒故实，写云林濯洗其钟爱白马之事。2018年现身北京保利秋拍的一幅傅抱石1942年所作《洗马图》立轴，应为壬午画展入展作品。傅氏曾说：

《洗马图》故事更加有趣，我半年来屡屡试画，结果失败，因为我不能画马。六月下旬，徐悲鸿先生自星洲返渝，我即将此意告诉他，求他为我补一匹马，徐先生慨然答应，我这个心愿才得到非常的补偿。不然，这一幅是永远拿不出来的。

据此可知，图中白马是徐悲鸿所画，画上徐氏所题“悲鸿献马”也印证了此事。倪瓒立于画面左下方，与图中央的白马和仆人形成一个对角线，图左自下而上几占通幅的两株古桐决定了画面的纵深感。另外，同年同题画作中云林身着儒服，一童立身后，正观一仆在古桐下洗涤白马，晕染老树浓荫，白马格外显眼。1943年之作（图3）有变化，画面上没有了古桐等环境描绘，云林立观，一女童持拂尘陪侍，两仆人牵马、捧盥器。马的形象也改变了，加了鞍辔，线条更加流畅。这是画家在前图基础上的提升，尤其是对画马的学习，可见其用功之深。

傅抱石《洗马图》 横卷 纸本 设色 1943年 南京博物院藏

5、《琵琶行》

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某夜，在浔阳江头送客饮宴之时，循琵琶声而邂逅一京城歌姬，婉转低回的曲调中尽诉身世零落与人生无常，遂生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慨叹。《琵琶行》渐成千古绝唱，明郭诩、文嘉、仇英、清吴历等都画过此图。北京故宫藏仇英《浔阳琵琶图》主要突出了船中饮宴的场景，人物众多，琵琶女并非主体形象。郭诩的《琵琶行图》则取立轴构图，画中江州司马端坐，女子抱琵琶于前，将故事主角简化为两个人，且去掉了全部的环境元素，代以全诗长跋置于两人之上。傅画此题个性独特，夜色江头，舟中江州司马与客同听琵琶，琵琶女是图中的主体形象，仿佛暗夜里的一束聚光投于其身。岸上牵马仆人也驻足静听，气氛清幽，每个人都怅然有所思，宛若一曲琵琶将所有人的心事都凝结在一起，人世的变幻与生命的悲惋在瞬间定格。秋风月夜中，琵琶声叩开尘封的心门，证明了抱石画境楔入人心的力量。（图4）

傅抱石《 琵琶行》 轴 纸本 设色 1944年 南京博物院藏

6、《平沙落雁》

这一画题出自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

“潇湘八景”是山水画家笔下常被描绘的题材，据姜斐德的研究，这一题材与屈原以后的“贬谪文学”相融合，暗喻“忠诚的贤士被不公正的流放”。傅抱石画此题多幅，表现出对传统画题的革新。画面依然是平远构图，空天辽远，江滩漠漠，但添加了关键的人物。画中一高士端坐抚琴，右上空中鸿雁群飞，左侧一童子与高士相背而坐，琴声流转于天地之间，宁谧而空灵。此前研究者对傅氏此图的故实本事并未指明，笔者认为，此图所写乃嵇康《送秀才入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诗意，属于诗意故实画，图中高士即嵇中散。这一推断与傅氏对顾恺之的研究有关。《晋书》卷九十二“顾恺之传”云： “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傅抱石在《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论及顾氏曾言： “他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是何等精湛的高论！”构此境为图既出自研究心会，又传递了千年之下对六朝风度的无限钦迟。

二、老题新作

画题的创新是以作者对美术史的精熟为基础的，在对画史、画论的研究中有所体悟才能施以创造。傅抱石最先以“美术史家”知名，出于史家的担当与画家的敏感，他将画学著述中某些尚有文字记载但无图像流传的古老画题形诸笔墨，赋予这类画题以崭新的图像。关于这一类画的创作初衷，他这样讲道：

还有的是前人已画过的题材，原迹不传，根据著录参酌我自己若干的意见而画的。如《人人送酒不须沽》，这是写怀素的故事，李公麟以下的画家，常喜采取此题，有的名之曰《醉僧图》。《醉僧图》和《醉道图》的问题，从初唐起是画史上一件不易清理的问题。我是根据安岐的《墨缘汇观》和王世贞的《弇州续稿》而写的。因而把怀素诗的第一句做题目。诗云：“人人送酒不须沽，终日松间系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又如《东山图》《觅句图》，前者是根据叶梦得的《石林建康录》，我加了一枝六朝松；后者是出自刘克庄的《后村集》，我把那苍奴站在一旁，并尽量加强主人的“穷”。

这段话里提到了《人人送酒不须沽》（又名《醉僧图》）、《东山图》（又名《山阴图》或《山阴道上》）和《觅句图》三帧，同属这类的还有《〈画云台山记〉图》、《晋贤图》、《罢阮图》，下文依次探讨。

1、《人人送酒不须沽》（《醉僧图》）

此题关涉画史上一宗《醉僧图》与《醉道士图》的公案。《历代名画记》卷九记范长寿、何长寿 “并有《醉道士图》传于代，人云是僧繇所作，非也”，还称 “《刘竦传》记云：张僧繇为《醉僧图》，僧敛钱与立本，添冠子改为道士。殊不近理矣”。《广川画跋》“书《醉僧图》”云：

《醉僧图》唐说本出张僧繇，以为《戏僧图》，又谓顾长康尝以所见于寺而寓之图，以发嗢噱。今考张舜（爱）宾、李嗣真、朱景玄画录，皆无此事，不知其说果何据。刘餗又谓阎立本添冠巾为道士，此自为《醉道图》矣，非此谓也。 或曰梵教西来，自魏黄初始许中国人依律为僧，其法戒甚严，不应至顾长康时已极于此。曰余观惠深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便谓不遵禁典，无赖奸人，囊槖其间，本非求净土泥洹也。当太武西伐，盖吴长安沙门饮以宫酒，发其窟室，命有司按寺诛之。阅其财产，大得酿具。然考之太武与顾长康其交近可以知也。彼授僧律者，沉酣若此，则聚饮而歌舞，亦当时常有也。

同书载“书《醉道士图》”云：

范蜀公谓此本《醉僧图》，阎令加冠巾，黄注道谓顾恺之《醉僧图》，或疑其说。谓蜀公得其传记，注道以世所传便谓然。今考于《画记》等诸书，长康惟有《西园图》，世犹有传摹，得者与此异甚。刘餗则谓阎令别作《醉道士图》，而《醉僧图》亦自见于世。尝考之，二说皆非也。然衣服冠栉尊器，皆是晋隋所尚，疑亦当时人所为，自是极致。

这两段文字皆被《佩文斋书画谱》引录。另，《佩文斋书画谱》卷八三“历代名人画跋”录《弇州续稿》“宋李公麟《醉道士图》”云：

且谓张僧繇曾作《醉僧图》传于世。怀素有诗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系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于是聚镪数十万，求阎立本作《醉道士图》。并传于代，于是范长寿亦为之，而公麟继焉。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及坡公所临怀素绝句，信然。

结合以上几段记载可对这一公案大略梳理出一个轮廓。佛教传至东晋时，部分僧众不受戒律，饮酒寻欢。针对此景，顾恺之与张僧繇都曾作《醉僧图》（或曰《戏僧图》），顾图不传，张图传世，至唐怀素借此写“人人送酒不曾沽”一绝。唐刘餗《隋唐嘉话》载众僧不堪道士讥讽，聚金聘请阎立本作《醉道士图》，阎氏在张图基础上为僧众增添冠巾而成为道士形象，之后范长寿、李公麟等人皆继此而作。但这一说法被张彦远等学者质疑。

傅抱石 《醉僧图》 轴 纸本 设色 1943年

傅抱石客蜀时期作《醉僧图》（《人人送酒不须沽》）8帧，（图5）画题来源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说是安岐的《墨缘汇观》和王世贞的《弇州续稿》。《墨缘汇观·名画卷上》这样描述李公麟的《醉僧图》：

其中一僧，坐石于古松之下，面貌奇伟，微含醉态，执笔作书，左手按膝，一童伸纸于前。松干悬一葫芦，石上旁陈砚墨。卷前二人作相顾状，一人双手擎酒瓶前行，一人左手提瓶随后。描写“人人送酒”诗意，神情生动，超然绝俗。

这一描述与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一本题为李伯时所作的《醉僧图》极其相似。傅氏所画与李图有别，他绘一老僧坐于古松之下，一手伸纸，一手提笔（或握杯），另一侧画一老者和一小童提酒壶来访（或仅一小童，或老者、小童皆无）。松枝上悬挂一葫芦，石案上置文房、觞觥诸物。或在松间涂两叶芭蕉，是以“怀素书蕉”的典故进一步暗示了怀素的身份。依本文考察，傅抱石关注此题，也与他对顾恺之的研究有关。他曾说， “一个美术史家比画家难，要不畏艰苦，《佩文斋书画谱》我翻破了好几部。……解决顾恺之的问题全靠它。”从《佩文斋书画谱》中爬梳有关顾恺之的文献资料发现此画题并依怀素诗成此图，这一推断是极有可能成立的。需要说明的是，《醉僧图》并非傅氏所谓 “前人已画过的题材，原迹不传”，只是囿于当时文献的匮乏而未及见到同题画作或印刷品。据笔者查考，除上述署为“李伯时”的一图外，尚有一本刘松年的《醉僧图》传世。僧坐松下石上，提笔作书，两童子一展纸一端砚而侍，老松侧挂葫芦。此图应是对李图的继承和改编而来。

2、《东山图》（《山阴图》、《山阴道上》）

此题属于谢安故实题材。《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条注引《中兴书》云： “安先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 记述了谢安隐居东山时与同在会稽周边寓居的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处同游，《东山图》（或《山阴图》）就是对这一故实的图绘。李公麟此图曾被当时文人广为传赞，周密《云烟过眼录》载李伯时《山阴图》云：

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像，并题小字，是米老书。缝有睿思阁小玺，并米印，上题：“南舒李伯时为襄阳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绍兴小玺。跋尾云：米元章与伯时说：“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当时同游适于山阴，南唐顾闳中遂画为《山阴图》，三吴老僧宝之，莫肯传借。”伯时率然弄笔，随元章所说，想象作此，潇洒有山阴放浪之思。元丰壬戌正月二十五日与何益之、李公择、魏季通同观，李琮记。壬戌正月过山阴，伯时作，迥若神明，顿还旧观。襄阳米芾《山阴图》，长沙作，一幅轻绡三尺阔，百岁丹青半尘脱。谁将光景写吴绫？神采森然动毫末。临卷叹张芝，落笔入妙思。舒眉映朗目，白玉无泥滓。堂堂伟且长，想见坦腹姿。山阴道士，鹤目龟趺多秀气；右军将军，萧散精神一片云；东山太傅，落落龙骧兼虎步；潦倒支公，穷骨零丁少道风。仲殊述。伯时为元章作《山阴图》，神情迈往，令人顾接不暇，今归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师正同观。

可知此题南唐顾闳中曾绘，该图已不传世，李公麟是根据米芾的口述而提笔画成，遂赠予米芾。另《佩文斋书画谱》卷八三录《石林建康录》“宋李公麟《东山图》”云：

龙眠李伯时画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东山图》。玄度超然万物之表，见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安石肤腴秀泽，着屐反首，与道林语；道林羸然出其后，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意于俯仰走趋之间。笔墨间远，妙绝一时。

这两段文字将此图中四人的形象、动作、神情等描述得活灵活现，尤其是后者，对四位名士的细微姿态和肢体动作都作了详尽的解说。李公麟后，李唐也画过《山阴图》，唐寅有仿李唐之作。这些图皆不得见。

傅抱石作此题8帧，自言根据叶梦得《石林建康录》而来。笔者以为，此题也是他研读《佩文斋书画谱》所获。叶梦得《建康集》中确有《东山图赞》一文，《佩文斋书画谱》所记是对这段原文的摘录。另，《佩文斋书画谱》所引“《石林建康录》”这一书名本不存在，实为“《建康集》”，纯属讹误，而傅氏自述中亦称“《石林建康录》”，可见他完全是从《佩文斋书画谱》中沿袭而来，故有此推断。他依照《佩文斋书画谱》所记李公麟图绘制，将图中人物形貌、神情、姿态与文字细节一一比对，几乎不差分毫。（图6）

傅抱石《 山阴道上》 轴 绢本 设色 1947年 南京博物院藏

之后，此画题又被他重新命名为“山阴道上”，语出《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的两则记载：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这一画题名称的变化也从侧面印证了傅抱石对六朝故实与人物的熟知和通融，沉浸着他对中国早期山水画研究的心得以及对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热忱。若不知晓这一画题本事的来源和演化，易将“山阴道上”一语误解，如黄苗子就称此题出自《世说新语》中王子敬的故事，乃典型的望文生义之误，同时把画题内涵简单化了。

3、《觅句图》

此题是林和靖故实。《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四录《后村集》“宋马和之《觅句图》”云：

夜阑漏尽，冻鹤先睡，苍头奴曲两桡煨残火。此翁方假寐冥搜，前有缺唇瓦瓶，贮梅花一枝。岂非极天下苦硬之人，然后能道极天下秀杰之句邪？使销金帐中浅斟低唱人见此必发一笑。

1942年傅抱石作此画，自言构思出于刘克庄的《后村集》，实亦出自《佩文斋书画谱》。傅氏生平只作一帧。画中两人，一老者即林和靖，闭目坐于案前，一手支案托下颌，一手垂在炭盆上取暖。案上放笔笺，凝思觅句而未落一字。旁置一梅瓶。一仆袖手侍于案前。傅抱石说创作此图时 “尽量加强主人的‘穷’”，从图中看，一是室中四壁清冷而倍显寒酸，二是器物寡少且梅瓶与炭盆皆破损。更深层来说，对“穷”的强化实质上是为突出 “极天下苦硬之人，然后能道极天下秀杰之句”的主题。（图7）

傅抱石 《觅句图》 轴 纸本 设色 1942年

北京故宫藏钱选《西湖吟趣图》一卷，图右起置一瓶，贮两枝干梅。中间一位着儒巾的老者俯于石案之上，双眼上望，若有所思，案上纸笔摊开。身旁一童仆手脚皆屈，坐于炭火盆之旁，童子身后一鹤蹲立。图尾有钱选自题诗： “粲粲梅花冰玉姿，一童一鹤夜相随。月香水影惊人句，正是沉吟入思时。”据图题和诗跋可知，沉吟觅句之人为林和靖。观此卷与《佩文斋书画谱》所记马和之图有诸多类似。傅氏应未见过钱图，所以也将此题归于 “前人已画过”“原迹不传”一类。

4、《擘阮图》

这一画题仍来自《佩文斋书画谱》，卷八一“历代名人画跋”录《弇州山人稿》“唐周昉《擘阮图》”云：

《擘阮图》相传为周昉画。一人坐而擘阮，即蔡京诗所谓“左弹右擘弄清音”者也；一坐而持扇若拍，口若启，所谓“手捻轻蕉口自吟”者也；一坐而倾听，意甚专，所谓“侧耳含情披月影”者也。京不足道，其诗亦长语，第奉宣和帝命题此诗。而帝手署三字，用瘦金体，极遒美，押法尤妙。考《宣和画谱》，不载昉《擘阮图》，仅周文矩有之。文矩五代人，亦一时名手。此图设色、运笔、风神、态度几可与顾恺之、陸探微争衡，似非文矩所办。若文矩画，帝亦不令京题咏也。岂谱成而昉此画最后得之者邪？记以俟夫鉴识者。

可知此图最早为周昉作，采自唐人故实。宋徽宗妙赏此图，命蔡京据图题诗于其上，之后五代周文矩也有同题之作。

傅抱石 《擘阮图》 轴 纸本 设色 20世纪40年代

傅抱石共作此题4帧，今可见1944年的两帧与1945年的一帧。第一帧（图8）未署具体创作时间，款题“侧耳含情披月影。新喻傅抱石，东川写”，叶宗镐编著《傅抱石年谱》定为“1944年约7月”，陈履生主编《傅抱石全集》定为“约1946年”，本文依《傅抱石年谱》说。第二帧篆书题款“甲申处暑前四日于东川，抱石写”，现藏南京博物院。《傅抱石年谱》将题款误录为“甲申大暑前四日于东川”，进而错定时间为“7月19日”，应为“8月19日”。第三帧篆书题“乙酉十二月望日，抱石东川金刚坡下写”，后赠蒲若华。观其画，前两图中三位女子的姿态、动作、神情与《佩文斋书画谱》记载一致，只是擘阮者与倾听者左右位置互换。另外，第一图人物坐于庭中茂阴之下，虽未画月，但能感受到“披月影”的月夜之境。第二图则绘一屏风，将情境移入室中。第三图只绘二人，舍去了“手捻轻蕉口自吟”者，其他二人姿态、神情无变化，树顶之上涂一满月，画面下部添加几株芭蕉。这一芭蕉形象直接指示出傅氏创制的一个与本题堪称“姊妹”的新画题——《罢阮图》，待下文详解。

5、《晋贤图》

傅抱石1945年作《晋贤图》一帧，（图9）画上自题：

《秦淮海集》题《晋贤图》云：此画旧名《晋贤图》，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举杯欲饮，其余隐几、杖策、倾听、假寐、读书、属文，了无霑醉之态。龙眠李伯时见之曰：“此《醉客图》也。”盖以唐窦蒙《画评》有毛惠远《醉客图》，故以名之焉。伯时善画，人所取信，未几转相摹写，遍于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图也”，非伯时畴能辨之。独谯郡张文潜与余以为不然，此画晋贤宴居之状，非醉客也。伯时易其名，出奇以炫俗耳。图中诸公了无醉态而横被沉湎之名，岂伯时评此画时方在酩酊耶？余曰：伯时负重誉，当时而尚有失如此，评画何其难也？数年来淮海此文往来脑际不轻去，因设为是帧，俾得常入目也。

傅抱石《晋贤图》 轴 纸本 设色 1945年 南京博物院藏

此款文仍是傅氏抄录《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画辨证”录《秦淮海集》“晋贤图”一条。“余曰”之后表述了他的自身所感，“评画何其难也”之语非兼事画史研究与笔墨实践者不能彻知。此轴绘六朝古贤十人，将《秦淮海集》所记举杯欲饮、隐几、杖策、倾听、假寐、读书、属文者逐个呈现。另置一屏风，桌上有琴阮与投壶，酒具分置几小桌上，座中除一人举杯外，他人再无饮者。这样的设计和处理即尊重了文献所载故实，又强调了“非醉客”的主题，十位晋贤的悠然神貌非“醉客”之酩酊所能涵盖，从而作者笔下的画显示出他的研究观点。

6、《〈画云台山记〉图》（《画云台山图》、《云台山图》）

此题源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录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一文，也是傅抱石对顾恺之及此篇画论的数年探究所得。傅氏对顾恺之的研究始于1933年冬，是时，针对日人伊势专一郎的研究报告《自顾恺之至荆浩：支那山水画史》撰写辩驳文章《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史的问题》，立足五个问题与伊势论辩。1934年，又考证出《画云台山记》中的“赵昇”这一关键人名。321940年2月，完成《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一文。同月，刻印“虎头此记自小生始得其解”。约3月，首作《〈画云台山记〉图》，这是傅抱石对此篇画论深入研究后的图像化成果，1940—1942年间共作三卷，画中题识皆录《画云台山记》全文。1942年所作图上款识云：

右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余最近重为考定者也。端午中秋间，曾据拙获撰成《中国古代山水画史》，附所作《云台山图卷》，以资参证。是殆千五百年前不章坠绪，发而成象之第一次。

言辞中充满傲岸的文化担当，欣慰与自豪之情愫跳荡其间。此图将顾文中关于场景、人物、事件等多种细节因素的记叙逐次“成象”，并以手卷的形式完成了山水空间与人物情节的交错和连贯。逶迤、宏阔的山水背景中，融入了道教祖师张道陵在云台山巧试弟子的经典故实。故而本文将其归入人物故实画范畴中。（图10）

傅抱石 《晋贤图》 轴 纸本 设色 南京博物院藏

三、自制新题

优秀的艺术家必然是富于创造力的。傅抱石对于人物故实画画题的创造，表现为他根据读书、思考和研究所得自制新题，并注入饱满而真诚的情感。这一类作品的绘制，最能彰显他的学术深度和独创水准。

1、石涛“史画”

在“明清之际”题材中，石涛“史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傅抱石自言这个系列作品 “其中大部分是根据我研究的成果而画面化的”。众所周知，傅抱石是20世纪石涛研究的开拓者和重要学者之一。他在留日期间就开始了对石涛生平、诗文、画论与绘画艺术的关注和研究，积年不辍，成果累累，较早以“石涛研究专家”名世。尤可称道的是，他对石涛的研究不是冰冷、刻板、浅表的，而是投以痴慕与深情。《石涛上人年谱·自序》中说： “余于石涛上人妙谛，可谓癖嗜甚深，无能自已。……忆乙亥丁丑间，余片时几为上人所有，此中一言一字，固与上人清泪相揉，然就余言，爱惜何异头目。”字里行间足见他在这项研究中满注的真性情，和切身感获的生命共鸣。根据石涛生平行迹绘成的“史画”，是与作者这些文字论著不可分割的图像成果。只有将两者统一审视，才能完整地认识傅抱石的石涛研究。他的论著往往偏于理性的考证，而画中的情思寄寓却以一种更为细腻、温婉、沉潜的格调深植观者之心。他说：

至关于明清之际的题材，在这次展品中，以属于石涛上人的居多。这自是我多年来不离研究石涛的影响，石涛有许多诗往来我的脑际，有许多行事、遭遇使我不能忘记。当我擎毫伸纸的时候，往往不经意又触着了他。三月间，本企图把石涛的一生，自出湘源，登匡庐，流连长干、敬亭、天都，卜居扬州，北游燕京……以至于死后高西塘的扫墓，写成一部史画，来纪念这伤心磊落的艺人。为了种种，这企图并未实现，但陆续地仍写了不少。如《访石图》、《石公种松图》、《过石涛上人故居》、《张鹤野诗意》、《四百峰中箬笠翁》、《大涤草堂图》、《对牛弹琴图》、《石涛上人像》、《望匡庐》、《送苦瓜和尚南返》……十余幅。

笔者认为，除该文记述的入选傅氏壬午个展的10幅外，尚有《送别图》（《萧伯玉登庐山诗意图》）等作品也属于这一“史画”系列，它们集中创作于1945年之前，尤以1941、1942两年为多。

傅抱石 《访石图》 镜心 纸本 设色 1941年 傅氏家藏

将这个画题系列再细区分，一为单纯的石涛造像，如《石涛上人像》；二为表现石涛行事与交游的作品，如《访石图》、（图11）《石公种松图》、《大涤草堂图》、《对牛弹琴图》、《送苦瓜和尚南返》，《张鹤野诗意》和《望匡庐》皆是石涛和友人唱和之作，也归此类；三为表现后人追怀石涛的作品，如《过石涛上人故居》。此外，石涛有印“四百峰中箬笠翁图书”，《四百峰中箬笠翁》一图应来自于此，图不得见。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傅抱石生平所作与石涛有关的画作可分为两类，一是本节所述的石涛“史画”，另有一类根据石涛的诗绘成的诗意画，如“隔岸桃花迷野寺，乱帆争卷夕阳来”、“西风吹下红雨来”、“日日凭栏洗耳听”、“萧然放艇学渔人”等皆为傅氏所常写。前者“史画”作品在画面上基本都有石涛形象在场，属本文探讨的故实画范畴；后者为石涛本人抒发山水情怀之诗作，并无实在可考的故实情节，因而不予讨论。二是傅氏在1939年至1942年间喜在石涛主题画作上钤“苦瓜诗意”一印，上述两类作品皆有用此印的情况。如1941年的《访石图》，属“史画”系列但也钤此印，研究者需加辨清。

傅抱石对于石涛“史画”的新题制作，是美术史文献研究图像化的一次学术尝试，其价值与前文提到的根据顾恺之《画云台山记》所作《〈画云台山记〉图》相同，但因其是同一主题下连贯而成的系列作品，构思繁，面相众，蕴藉广，故较之后者更具学术含量。

2、《洗手图》（又名《观画图》、《文会图》）

此题是傅抱石据《历代名画记》所载东晋桓玄故实而制。《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载： “昔桓玄爱重图书。每示宾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餐寒具，以手捉书画，大点污，玄惋惜移时。自后每出法书，辄令洗手。” 对于这幅图的绘制，他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曾细致陈述：

有些题材很偏，但我觉得很美，很有意思，往往也把它画上。如《洗手图》，这是东晋桓玄的故事。桓玄在正史家并没有好的批评，说他是桓温的孽子，性贪鄙，好奇异，性嗜书画，必使归己。这位桓大司马，和顾恺之、羊欣是好朋友，常常请两位到家里辩论书画，他坐在一旁静听，这行径已够有味。又宴客的时候，喜欢把书画拿出来观览，有一次某客人大约吃了“油饼”（寒具）没有揩手，把书画污了，他气极以后，有宾客看书画即令先洗手再看。我以为这故事相当动人，尤其桓玄那种人，贪鄙好奇，偏偏对于书画护持不啻头目，在现在的情形看来，多少文绉绉的先生们还怀疑书画是否值得保护，以今例古，怎教我不对这桓大司马肃然起敬？于是我便在五尺对开的宣纸上，经营一张横幅。画四人观画，一人正在洗手，而桓玄则庄重的望在屏风之旁。这幅，是七月十二、十三两日画的，这两日正是骤热，我室中有一百零三度，但我为尽量传达画史上的桓玄，并不感着热的难受。

从画题而言，此图无任何前人画过， “是完全无倚傍的，凭空构想，设计为图” 。1942年首作，共作4帧，亦名《观画图》或《文会图》。不同的作品，人物形象和数量有微调，但画面中都会明示出“洗手”这一关键情节。风格上，从1942年首作至1943年8月复作，再至1943年9月之作，呈现出从细致工谨到率意自由的笔线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傅氏人物画风渐趋成熟定型的进展轨迹。（图12）

傅抱石 《洗手图》 手卷 纸本 设色 1942年

3、《今古输赢一笑间》

此题语出石涛题画诗，该诗写的是谢东山故实。石涛《金陵怀古诗画册二十帧》中《东山多在望》题诗云： “着屐难冲恨谢安，如何埋局在东山。太平棋子无人下，今古输赢一笑间。”述及的故实见《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振物如此。

石涛诗将亲身所感系于这一故实之中，借古抒怀，而傅抱石绘制此题即是糅合了对谢安故实和石涛诗意的双重体察。

关于此画题，他最早的一帧作于1942年，已佚。1942年9月18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联合国艺展”，展期五天。他的《今古输赢一笑间》和《歌乐山印象》两图参展。笔者认为，这两幅画在艺展结束后很可能进入傅氏壬午画展。10月7日重庆《时事新报》就“联合国艺展”刊发了系列文章，常任侠、彭子等人的文章均对《今古输赢一笑间》一作评价不凡，可以说是傅氏在壬午画展开展之前的一次声名“预热”。常任侠《联合国艺展参观记》云： “傅抱石画人物一幅，两人散步闲话，童子抱瓶随其后。背景古桐一树，笔意高古。”此图虽已不得见，但1945年9月所绘同题之作，构图与常文所述基本无二，可资参酌。

4、《罢阮图》

傅抱石 《罢阮图》 轴 纸本 设色 1947年

这是《擘阮图》的“姊妹题”。傅氏1947年12月作《罢阮图》（图13）题款中说明了画题来源： “阮咸拨罢意低迷，独坐瑶阶有所思。一曲薰风天末寄，芭蕉叶绿上娥眉。忆前岁，在重庆一写此图，曾承沫公惠题一绝，原图今不知藏于何所，亟录之，以留纪念。”款文所记之事，即1944年11月17日郭沫若为傅抱石《擘阮图》（或曰《熏风曲图》）题七绝一首。这幅郭题之图已佚。但据郭诗可以想象，画面主体是一拨罢阮咸后凝思之女子，这可以视为傅氏对《擘阮图》三女子构图形式的再度简化。现在能够看到的多幅《罢阮图》，画面均相似，其中的仕女即《擘阮图》中“侧耳含情披月影”者，置阮咸于身侧，芭蕉叶垂下，暗示了郭沫若的诗意。在某些傅氏研究著作和画集中，《罢阮图》和《擘阮图》的题名常存混淆，如上述1947年《罢阮图》在《傅抱石年谱》中就标为“擘阮图”。再如1945年2月之作，画面二仕女站立，一人抱阮咸，在《傅抱石年谱》和《傅抱石全集》（第二卷）中皆题作“罢阮图”，本文以为与擘阮、罢阮皆无关，应题为“阮咸仕女”。画题、画名的辨识与核准是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些讹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对画题及其故实本事认识的模糊不确。

此外，在自制新题方面，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情况：即傅抱石根据所赠画者和购藏者的身份、喜好、要求等具体情况，为之量身定制一个画题。绝不是友情应酬，草率为之，而是冥思苦创，其来有自，既符合现实的、个人化的指向，又蕴含了学术内涵的深度。较出色者，有如下作品。

《隆中对图》

此题出自《三国志》，即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纵谈三分天下之事。傅抱石1946年写此一帧赠至交罗时实，凝集了二人经年的情谊。平生此题只写一幅，图不得见。

《郑庄公见母图》

此题出于《左传·隐公元年》，郑庄公克段之后：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傅抱石此图所绘即是广厦深闱的殿庭上庄公与姜氏母子相见之景。粗笔淡墨写泼相间绘制出几根错落明柱和卷舒的帐幕，营构了皇家殿堂那如“大隧”般的幽邃空间。身穿红衣的郑庄公正面端坐，神色恭肃宁静，朱砂与淡墨调和的红色并不刺目，但作为一种显贵身份的标志足以将之与其他人物区别开来。庄公母袖手侧坐，略微颔首对视而情态蔼然。身旁另有一士人，应是颍考叔。画家图绘的这一幕，似是母子初见的一瞬无语相对，又仿佛已说过了万千知心话而感慨凝思。画中几位人物的塑造极具傅抱石人物画的类型化特征，而又将个性化因素植入类型化刻画之内且不露形迹。描画衣纹用笔迅捷，散锋劲扫，线条飘逸老辣，敷彩自然，清通明透。某些画集将此图标为“殿庭对话”，不确。

《西山夜渡图》与《夜破东羌图》

这两幅与《郑庄公见母图》皆为傅氏为法国驻华使馆人员杜安（Doan）之父段永顺所作。杜安在重庆时喜爱傅画，特请傅氏根据其姓氏联系中国历史故事制图。“杜安”谐音“段”，傅抱石先依从杜安之需，从《左传》中寻找故实绘制了上图。又按照这一思路，根据《后汉书》中对东汉名将段颎的记载，创作了《西山夜渡图》与《夜破东羌图》两帧。这两幅作品，因是戎马行军场景，涉及人物众多，构思精妙，画境深邃。傅抱石的人物故实画中，这种人物群集的式样并不多见，显示出作者经营宏大场面的能力。

《希古与幽怀：傅抱石的人物故实画》书影

（本文原标题为《傅抱石人物故实画画题新义详考》，原文有注释，此处未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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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致思深广，旨闳义丰

——《希古与幽怀：傅抱石的人物故实画》评介

文/何怀硕

我对少年时代令我最震撼、最喜爱的近代画家的赞扬，却不为社会上多数人所赞同；连我从中学到大学的美术老师或爱画的同学都如此，而且常对我加以讪笑。大约上世纪50年代末，我读武汉艺术师院（后改为湖北艺院）附中，有幸听到傅抱石先生莅校演讲中国画的特色，师生之间，大概只有我如受电击，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终生难忘。经过“反右”及自然灾害三年，后来我经香港到台湾师大就读。1965年，我大学毕业，同年傅先生逝世，我从香港得到传闻，在心中暗自落泪。那时候台北没有人听过“傅抱石”。我读大学美术系时，便立志未来要写一本“近现代画家论”。写“画家论”，对我自己而言，是因为我要当画家，我得先探讨在我的前面、远自唐宋、元明，近到清代与民国，绘画史里面最重要的几条发展演变的路线是怎样的走向；尤其近现代，我的父、祖辈中，谁是我最认同、最敬佩的画家？为什么我会认定他们是第一流的画家？因为我要继承他们的事业，参酌他们的成果，探索我自己的道路，我必研究他们的利弊得失，有助于建立我自己的主张。写这一段的画家论，就等于写一段断代史。所以有人称我是“美术史家”，其实我不曾立志做“史家”。我大学毕业不久，那时被罢官多年的叶公超先生是台北故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很关心我，想推荐我去故宫博物院任职，那是许多人想要而难得的机会，但我却不要。我的理由是“我不想去故宫变成小古人”。因为我志在创作，想当画家与文章家。

傅抱石 《仿桥本关雪〈石勒问道图〉》 纸本 设色 约1945年作 南京博物院藏

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我从纽约回台北教书。不久，开始写近代中国画家论，选出八位第一流的画家，在报刊陆续发表。90年代后期在台北立绪文化公司以《大师的心灵——近代中国画家论》之名出版。后来天津、广东等地出版了简体字版，二十多年来发行很广。里面我写了很长的序言，论及为什么名满尘寰的张大千在我的书中却不入第一流中国画家之列。此事引起两岸三地许多人不悦，多年来有许多争论。我们的同胞，包括俗人与雅人，对艺术的品鉴普遍如此，有点出我意料。我写画家论，初心在为自己探索未来创作的方向。此外，因为社会与艺界一直为俗世因袭观点所蔽，也受媒体的误导与商品化的干扰，艺术的真正价值，玉石不辨。这种情形，虽然中外历史并不少见，我还天真地以为苦口婆心，能启人慧眼，能辨禾莠，能使真正的大师早日为天下所见识，后来有点失望。

回想我自少进入艺术学习之门，幸蒙天启，古今中外许多文艺天才与大艺术家，早在我的“心龛”，以不渝的诚挚、不磨的信念虔诚供奉着。近现代中国画的部分，我选了八人。生于19世纪末的大画家，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20世纪有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200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特别请余光中先生为大陆版写序。他说：“看得出，怀硕深心最仰慕的，是傅抱石……于中国微妙的诗境最为入神，对怀硕的感召显然颇深。”我早年所选八人现今都是令人咋舌的大价钱。想想60年前我独排众议，不畏人讪笑的坚定，那时，京、杭之外，全中国大多数人不知道后面这三位大画家，我很早看到这几颗“寒星”，不能不说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事。回想起来，即便我半生因此受某些师友的冷眼与排斥，也甚值得。

傅抱石《屈原》 纸本 设色 1942年作 南京博物院藏

我用心写傅抱石，以《大气磅礴，纵横排奡——论傅抱石》为题。这位天才大画家，我从十几岁开始憧憬、服膺、追踪、鉴赏、研究的心得在这篇文章中倾泻尽净。他是明清两朝以后，能摆脱旧传统窠臼，继石涛之后最重要的画家。我用一万多字论傅抱石，对画家与他的卓越成就总体的评论、阐释与评价。我在《大师的心灵》“序”与“绪说”中讲了许多我的写作目标，不单为画画的人而写，也为艺术界及关怀中国文化的人而写；不专为今人，更不专为把艺术当投资的收藏家而写，而是把我的见解交付历史，为未来而写，为后来的知音而写。

今年11月22日，北京画院邀请我在画院美术馆举办我第一个在神州大地上的个人书画作品展。我的老朋友邵大箴、郎绍君等七位大评论家事先都给我的作品集写了很诚挚的序。这次认识了绍君兄的高足、首都师大副教授张鹏，他给我洋洋大观一本《希古与幽怀——傅抱石人物故实画研究》的书稿，请我写序。该书稿将在中华书局付梓，我说只能写小序。没想到追忆这数十年我与傅抱石先生的缘份，竟下笔滔滔不能遏止。记得80年代两岸艺术交流，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傅抱石画展，我的演讲结束，傅家姊妹流着泪说：“你怎么这样了解我父亲？我们愧不如你！”我说：“你父亲是我心中的神啊！”有一次我从日本回程去上海看我叔叔一家，正好碰到傅抱石三十多年前在沪画展之后的第一次画展。我到会场，丁羲元副馆长马上请我上台讲话。我记得我十分激动述说我对傅抱石的景仰与心得，得到众人的共鸣。又一个30年过去了，我极高兴，新一代学者张鹏的研究，正是我所期望于后来者，没想到现在已出现在我眼前。他专题研究傅抱石人物画，指出傅抱石借历史典故来怅望千秋，也寄托今情，很精彩。

傅抱石 《湘夫人》 纸本 设色 1943年作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鹏与我都注意到傅抱石的“历史癖”。傅抱石的画与他的人格精神、学识见解密切相连。他曾说，“我对中国画史上的两个时期最感兴趣，一是东晋与六朝，一是明清之际。”我在《论傅抱石》一文中只提示他创作灵感部分来源是史识、学力与才华的交集。对古人的同情，也借古人寄托怀抱。其实他的人物画，与一般画家如张大千、季康等，画松下高士与芭蕉美人，其意境与深度，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历史上重要的大画家，百代以下，常会涌现出精专的学者，深入研究，爬梳发微，提出新见，才能不断扩大、加深世人对艺术家的认识。研究傅抱石，应该有许多题目。如傅抱石在精神上、技法上与陈老莲、梅清、石涛的研究，傅抱石最重要的金刚坡时期的研究，等等，有待张鹏以及其他后来者再接再励。

张鹏透过傅抱石人物画的历史故实题材，追索傅氏创作灵感的来源，很有见地。引领欣赏者认识大画家的艺术表现，源于心智的追求、历史的理解、心灵的寄托与感情的共鸣。傅抱石在历史中发现“六朝精神”与明清之际的“遗民情怀”，张鹏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兼俱，所言确切有据，是学术论文的正格。指出傅抱石对艺人的气节、人格、品德的要求，对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之倡重，都可见傅抱石艺术成就之高大，绝不只是画艺技巧的修养而已，乃是天才、学识、品德，即全部人格的精神齐力迸发的结晶。中国艺术对民族情操的重视，也是中西绘画不同特点之一端。

傅抱石全家在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山斋”合影（约摄于1942年）

张鹏这部著作，对一般读者与学艺者了解傅抱石、了解中国画都大有帮助；对于我这个自少仰慕抱石先生、到白头犹未敢谬托知音的老学生，也被唤起进一步认知并感受抱石先生艺术堂奥之深邃的信念，有待好好钻研，以补不足。在我历年搜寻所得有关傅抱石研究的书中，张鹏这一研究，题旨之明确精到、资料之丰实周密、推论之切中肯綮，是我所见过的最深入的一部。后生可畏，实堪嘉赏。匆作此文，愿为之推介。

2019年12月20日于台北涩盦

（作者为艺术史论家、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