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彩票33年公益路

中国福利彩票33年公益路本站　　2020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2020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好转，经济加速恢复，一大批新兴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仍明确提出，2020年要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信心。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中国福利彩票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年6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7月，新中国第一张福利彩票发行。33年来，中国福利彩票坚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走出了一条因公益而生、秉公信而立、执公正而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福利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一直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社会福利事业的短板更加突出。以1985年为例，当年国家预算支出民政事业费30亿元，但能用于社会福利的经费仅约3亿元，资金缺口巨大。

　　“不能因为没钱我们的工作就不搞了。”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开始想方设法解决资金短缺这个社会福利领域的首要问题。一系列的调研、调查表明，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不约而同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筹集资金，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

　　彩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糟粕而遭禁止。面对福利事业资金捉襟见肘的局面和近40年来无人敢跨入的敏感区域，权衡利弊的结果是，彩票必须搞。为了不引起人们的反感，当时的“彩票”冠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之名。中国福利彩票因社会公益需求应运而生。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主任冯亚平介绍，1987年7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石家庄上市，这是新中国第一张福利彩票。之后，彩票的各种玩法和产品越来越丰富，拓展的范围也越来越大。1995年，全国彩票销量达57.3亿元，1996年一举突破60亿元。截止到2019年，我国累计发行福利彩票2.211万亿元，累计筹集彩票公益金6568亿元。一直以来，福利彩票公益金在我国专项用于福利事业的资金中，都占到非常大的比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何辉表示，福利彩票在发行之初就确定了“团结各界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士，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兴办残疾人、老年人、孤儿福利事业和帮助有困难的人”的宗旨。可以说，福利彩票的发行是我国筹集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资金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已成为我国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重要支柱。

　　据介绍，近些年，随着公益金数额的快速增长，使用范围也逐步扩大到更广泛的公益领域，通过公益金支持的公益创投、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形式，支持各地的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公益的发展。同时，中央筹集的公益金的60%还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

　　何辉说，福利彩票不仅是我国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更成为我国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除此之外，福利彩票的设计、发行、销售环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间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在全社会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慈善公益，弘扬慈善精神。

　　随着人们对彩票公信力和公益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有奖募捐券”这一互不搭界甚至有着对立意义的特殊称谓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1995年1月，“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命名。

　　作为以致力于解决社会公益为出发点的福利彩票，“取信于民”的公信力是福利彩票一开始筹划时就确定的标准和方向。

　　1987年4月，在福利彩票发行之前的最后一次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明确提出了彩票发行必须要取信于民，要在群众中建立信誉。强调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不能强迫、摊派，奖金如数派发不打折扣，并且要把募集的资金用到解决老人、残疾人、孤儿、贫困户的问题上面，扶贫济困。

　　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1987年7月，由民政部一位副部长带队的一行五人考察组赴港澳地区考察彩票发行及如何防止作弊等情况。在香港，考察组从用纸到印制、保安、审核，以及如何开奖、兑奖等一系列环节作了详细考察。在澳门，考察组主要考察了当地非常畅销的澳门彩票有限公司发行的即开型彩票。经过两周考察，考察组得出结论，我国首先要立足于发行传统型奖券，同时可视情况实验发行即开型奖券。

　　1999年10月，第一张通过计算机销售的乐透型福利彩票在上海面市，开创了福利彩票乐透型彩票和高奖额的先河。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也在上海建成了全国电脑彩票系统监控中心，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不断增强新技术下福利彩票的公信力。

　　此后，各地以“风采”命名的电脑福利彩票纷纷出现，近5万台投注机投入运营，为电脑福利彩票的销售奠定了物质基础。经过不断开拓、创新、调整、完善，从简单设奖到复合设奖，从每周两次开奖到每周多次开奖，从准热线到全热线，中国福利彩票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多样化，也越来越贴近市场。福利彩票的发行方式也开始由以各省分散销售为主转变为以全国联合销售为主。

　　除了体制和技术保障之外，对于社会最为关心的公益金使用和分配情况，福利彩票中心也不断推进其更加透明化。

　　据介绍，彩票公益金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1∶1比例进行划分。地方保留50%公益金，由地方财政和民政部门按照“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方向确定资金分配和项目使用。

　　何辉介绍，中央层面筹集的公益金，60%用于社保基金的注入，30%用于中央专项项目的支持，剩余的10%，民政部和体育总局各获得一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主要用于各类资金额较大的社会公益项目。民政部的彩票公益金，则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社会公益类项目。资金的97%用于补助地方的项目。剩余的3%，用于民政部部属各事业单位开展的社会福利项目。

　　以2018年为例，当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68亿元，用于支持包括“教育助学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扶贫事业”、“残疾人事业”、“医疗救助”、“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等共计16个项目。这些项目具体由多个政府部委、人民团体和基金会实施。

　　福利彩票发行的初衷是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因此彩民对福利彩票公益性的认知和体验非常重要。公信力是福彩发展的源泉，而这种公信力则源于公正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落实。

　　冯亚平坦言，人们不知道的是，作为发行部门，福彩中心并不是希望彩票销售越多越好，在一些方面甚至会出台措施限制彩票销售额的增加。中国福利彩票自创办之初就强调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强调中国福利彩票的群众性，强调主要通过参与者规模的扩大而非单人购彩额的提升来扩大发行量，强调理性投注。

　　1987年10月召开的扩大奖券发行试点工作会议上，民政部就明确了“票面价值应相当于零花钱的水平，介于‘有所谓’和‘无所谓’之间”的标准。这一思想在福彩系统一直保持传承。2005年，福彩中心提出，中国福利彩票诚信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营造寓募于乐、多人少买、重玩轻博、安定有序的彩票市场氛围。

　　正是这一理念，使中国福利彩票的宣传工作一直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产品推销，避免过分渲染中大奖的游戏性，并在游戏的设计上加强风险控制，设置对投注的限制，有意识地把购彩者的幸运心理控制在娱乐、游戏的范围之内。

　　不仅是游戏规则，福彩中心还一直在制度和管理上加大力度，保障福彩工作公正、公开。冯亚平表示，随着彩票形态由简单走向多样，发行方式由分散走向联合，社会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深入，福利彩票自身的运行管理风险也有所增加。不仅包括彩票发行运作中的技术安全、营销安全、资金安全等微观方面，更包括防范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的社会风险。福彩中心一直十分注重完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适合事业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福彩制度体系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福利彩票始终保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范畴内前行，不断提升福利彩票的公信力。

　　“对福利彩票这种靠政府公信力维持运行的特殊产品，诚信不仅是其立业之本，也是其最核心的内涵和价值之一，丧失了诚信也就断送了生命。为此，中国福利彩票一贯重视诚信建设。”冯亚平说，多年来，福彩中心将强化制度建设、推动规范管理作为重点工作之一，组织力量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不断规范各项管理制度工作和工作秩序。例如，建立了合同法律审核和法律咨询制度，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计算机类设备采购管理办法、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规定等多项管理制度。

　　省级福彩中心也普遍加强了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有的建立了省、市、县人财物利益共享机制，以及目标责任管理与适度激励相结合的奖惩机制；有的制定了目标考核和奖励机制、督察机制、队伍建设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有的通过建章立制规范了决策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和监督机制，强化了财务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基础工作。

　　随着《彩票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规定陆续出台，进一步明确了管理体制，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彩票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彩票发行销售各项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持续提高。

　　何辉表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多种形式的彩票用于公益目的，大体上分为三种运营模式。第一种是政府直营模式，第二种是企业或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协作，第三种是特许经营权招投标。在公益金的使用方面，一些国家直接将公益金固定用于某项公益事业，例如教育、体育等；一些国家则相对灵活，基于社会需求进行资金分配；还有一些国家则将彩票收入直接纳入财政预算进行使用。

　　“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选择。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是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情况进行的制度设计。我国自1987年开始发行彩票，在公益金使用上定向用于福利和公益事业。”何辉说，相比国外一些彩票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彩票在彩民的数量占人口比重、购彩资金占人均收入比重、相关彩票法律制度等方面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福彩和体彩的产业竞争关系、在公益金使用的方向和使用效率、在发行费占比等方面，也还有改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