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指针跳向深夜12点。

“今天背不过这首诗，就别想睡觉。”

9岁的小丽斜着眼看着吼叫着的爸爸，她为父亲如此执拗地对待自己感到愤怒和委屈。

这场因为作业而来的亲子大战在客厅已经僵持了快三个小时。

房间里，梅听着客厅里老公和大女儿的争吵翻来覆去，烦躁得难以入睡，再看着好不容易哄睡的9个月大的小儿子，再听着外面大女儿的痛苦和无助，心里的烦躁终于瞬间变成想要摧毁世界的愤怒。

梅不懂，为什么老公还是一副臭脾气，虽说学习了心理学后已经不再像以前会动手打孩子，但还是有事没法好好说。学心理学的效果就只是这个样子吗？

梅穿上衣服怒气冲冲地来到客厅，冲老公咆哮：“有什么不能好好说，你就是一定要让儿子像你小时候那样被打骂吗？你这就是让孩子强迫性重复你小时候的痛苦！”

终于，一场由作业引发的亲子冲突，变成了夫妻冲突。

那一刻，无助可怜的孩子，严厉的爸爸，奋力保护孩子的妈妈，构成了一幅熟悉又惨烈的画面，而这一幕，又是在不知多少家庭里反复上演的情节。

其实这个情节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受害者牢笼。

受害者牢笼的故事里有三个角色：无助可怜的受害者、强大而邪恶的迫害者、愤怒而英勇的拯救者。

受害者牢笼往往起源于我们在婴儿期的体验。

婴儿因为太过弱小，所以每一次痛苦无助之时，他们只能等待妈妈的帮助，如果妈妈能即时满足婴儿，婴儿便会感觉到妈妈的善意和美好。

但当婴儿痛苦无助到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妈妈还不出现之时，婴儿感觉到妈妈变成了那个故意与自己为敌的迫害性力量，婴儿也会因为死亡的恐惧而变得愤怒。

被害者牢笼便是婴儿在面对无法承受、无法认知，甚至达到死亡级别的恐惧时，产生了被迫害感和对妈妈的恨意，但是因为又需要妈妈的拯救，而不得不在幻想里，将妈妈分裂成好妈妈和坏妈妈，期待最终被强大的好妈妈拯救之时的产物。

即使成年后，当外在的危险被内部体验成为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时，每个人都会掉进受害者的牢笼，期待被拯救。

这和事实上的危险到底是不是危及生存并无直接关系。

可是为什么明明我们现实的外在的危险和压力并没有到生死存亡的时刻，但受害者牢笼却常常被激活。

弗洛伊德曾经讲过，我们人类有两个大脑，一个是情绪的旧脑，一个是智慧的新脑。

创伤之所以影响我们，是因为它们潜藏在旧脑里，潜藏在潜意识里。没有被疗愈的创伤，受到外部刺激时，就会被现实事件中的情绪所被激活，所谓新仇旧恨齐涌心头。

困难的是，那个涌起的部分，当事人往往很难觉察，哪些是属于过去，和眼前人无关。

2.

坐在咨询室里，我问梅，“当你听到老公和孩子的争吵时，你的内心里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当时就是非常烦躁，吵到我睡不着觉，我很愤怒，那种愤怒让我想要毁灭世界。”

“你非常困，你很想睡觉，但是这个争吵让你睡不着，”

“是的，这让我很烦躁，理性上我知道孩子拖延的问题要改，就让老公去管孩子好了，但是同时我也觉得孩子很可怜，我想到我自己小时候，我爸爸拿着棍子，半夜逼着我写作业，我妈妈抱着我弟弟回房间睡觉了，我当时很无助，很可怜。”

一个人会将自己的过去搬到现在，想要改变曾经的遭遇。

看起来愤怒的是老公管女儿时的粗暴，更愤怒的是曾经父亲对自己的凶狠。

女儿小丽被爸爸逼迫的遭遇，唤醒了梅内心的创伤，那个无助、委屈的小女孩。

当我们的内心住着一个无助的小孩，就一定会看见恶魔般的迫害者，以及产生想要拯救其实是自己的“他人”。

梅要去拯救“女儿”。

她要向逼迫她的爸爸表达愤怒和反抗。

她不能做那个曾经被自己怨恨的母亲，抱着老二在房间若无其事地睡觉。

被激活的创伤情绪，让梅无法用新脑，也就是智慧脑去思考。

她无法在自己的内部去思考：自己指责老公的方式，能不能对丈夫改变态度起到积极作用。是否能对孩子改变行为习惯产生好的影响？

她难以意识到，她对丈夫的指责不仅再次强化了丈夫的处理态度：粗暴，更是让女儿固化了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的印象：爸爸就是个故意迫害自己的坏人，自己只能寄希望于妈妈，希望妈妈用情绪打败爸爸后，拯救自己。

而这样的场景将为她以后面对压力情况时的反应埋下伏笔，她很可能不是选择主动面对和解决问题，而是留下了被动等待拯救者的惯性。

同时，梅也没能意识到，她的指责让丈夫忍耐着不去打孩子的情绪更加崩溃，就像给快爆掉的高压锅继续增压，丈夫在那一刻，不仅要面对让自己气结的孩子，还要去面对暴怒着指责自己的妻子。

梅陷入了受害者牢笼，同时还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而这一切让冲突的情境变得愈发复杂。

受害者牢笼里的人没有办法理性思考。那一刻的梅忘记了，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孩子拖延了几天作业，说好了要今天完成，又拖延了。梅也无法温和地通过和老公的交流去明白，原来老公的脾气是因为孩子的拖延激活了老公对自己拖延的憎恨。

在老公的心里，或许也住着一个等待着被拯救的，被“拖延症”迫害着的小孩。

只是当梅因为自己的创伤被激活，掉进受害者的牢笼里时，她想到的只是要做孩子心中全好的好妈妈，她在无意识的态度里，便将坏全然投射给了爸爸。

问题是，没有人想要在坏的位置上待着。

但同时，被妈妈分裂和投射后的爸爸，似乎更不能从坏的位置上下来了，因为如果他下来了，那就不再是因为他的内心也爱着孩子，他也想要做一个好爸爸，而是变成了屈服于妻子的威胁。

没人愿意随意向他人屈服，尤其当丈夫的情绪也不被看见和理解时，对抗，就成为了维护自恋的唯一选择。

这让三角冲突历久弥坚。

3.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经典的案例：

妻子和丈夫吵架，丈夫说你可以对我发脾气，但是不能对我的孩子发脾气，我不允许别人对我的孩子发火。妻子内心里浮起的第一个念头，我杀了孩子。当然这是一瞬之间的失控情绪。

当妻子努力平静下来，告诉丈夫，当你以这样的口气说的时候，你剥夺了我自发的对孩子好的本能。因为如果我改变了，好像不是因为我爱孩子，不是因为我努力看见和疗愈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而是因为屈服于你的威胁，我仿佛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好”的能力的人。同时，在你我之间，也变成了仿佛只有你是好爸爸，而我是永远的坏妈妈，就算好也是被你逼出来的，这让我感到很绝望，也很愤怒。试问是否你从来不会对孩子生气，从没有愤怒过呢？

家庭三角关系的冲突里，每个人都将无意识的变成受害者，同时将他人投射成加害者，并陷入等待拯救者的被动状态，从而让冲突被固化和升级。

要想打破这个三角，在冲突最初发生的时候，那个身在外围的人如何应对，就变得尤为重要。

比如以梅的情况为例，如果梅不是在那个关键时刻指责丈夫的情绪，而是涵容丈夫的情绪，动用智力来想办法调节和缓和矛盾，而不是试图用情绪去控制丈夫，丈夫就不会不可控制的将情绪继续撒在女儿身上，甚至强烈地攻击梅。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父母一方与孩子冲突的情境。而这个时刻，恰好是孩子可以学习，父母如何合作来处理困境的时刻。孩子将能够从父母互相涵容并消解冲突的过程中，学到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和如何处理矛盾与冲突的能力。

她将看到父母是如何相互调动和启发彼此的功能来进行协作的，这也将为她日后适应人际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或许你会问，那身为亲子冲突之外的那个人，我们要如何能确保自己是有能力去涵容伴侣的情绪，缓解孩子和伴侣之间的张力的呢？

事实上，这取决于我们是否修通了自身的创伤，是否能够启动站在他人的位置上，将对方的感受放进自己的心理的功能。

而这一切，需要以我们能够理解自己的情绪为基础。自我洞察带来的理解和接纳，会在内部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空间，一个容器，每一个理解自己情绪的过程，都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涵容情绪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当我们能较好地理解和涵容自己的情绪时，才能够不被孩子和伴侣的冲突扰动到失去理智，去为冲突中的双方创造一个更大的容器。

这也是我们避免掉进受害者牢笼的方式，我们能够稳稳地站在问题化解者的位置，抱住问题，抱住大家的情绪，不让它们摔碎成四溅伤人的玻璃碴。

孩子也将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内化起理解和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在这样的过程中经年累月的浸泡，孩子就能够逐渐成长为一个能够拥有较好情绪调节能力的、成熟社会化的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