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围城”之惑 “围城”内外仍存在鸿沟

　　在今年长沙男篮亚锦赛期间表现出色的后卫郭艾伦，日前与东家辽宁男篮之间的续约风波备受关注。辽宁男篮给出的解释是，郭艾伦只是在与俱乐部商讨合同内的部分保障性条款，而且他能够得到俱乐部最高档次的工资，但辽宁男篮总经理严晓明对外透露的所谓“体制内顶薪”，这个说法并没有明确的释义。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其核心之一是以市场为导向合理调配资源。本期三言二拍我们想探讨的就是所谓“体制内外”有别的现状。这就像是体育圈里有一个“围城”，有的人在里面有收获；有的人却想从里面跳出来单干……

　　■本专题策划

　　本报记者 邬恺山

　　■本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许蓓

　　白志标

　　■本期特邀嘉宾

　　资深篮球专家、经纪人

　　袁俊

　　“围城”内外仍存在鸿沟

　　许蓓：郭艾伦续约事件所牵扯出的“体制内”这个说法，放在CBA来看可能很刺眼，但放到职业化程度还不高的项目，例如田径和游泳上，就是一个常态。简单来说，现在出了名的田径和游泳运动员，比如苏炳添、宁泽涛、孙杨、张培萌以及之前的刘翔，他们都是从少体校起步，然后进入省体校，再进入省队这样一套体系培养的。一般进入省队后，运动员可以得到“编制”，领取工资和福利。

　　白志标：中国体育现在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市场化，这是由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导致的，运动员是地方和国家的，不承认这个关系就等于黑户。就算是大腕级的姚明、李娜，也是与“娘家人”协商好后才有了转会和单飞。

　　袁俊：在篮球这个领域，由俱乐部青年队培养出来的球员，一般与俱乐部会签署一个5年+3年的合同，比如他从青年队上到一线队，那么就要先完成一个5年的合同，合同到期后，俱乐部在后面3年里有优先续约权。等第二份合同到期后，他就可以成为自由球员。有的从青年队上来的球员，可能与俱乐部签署了一份长约，也有的会在体育局系统内获得编制，形成人事关系。

　　白志标：在网球项目上倒是有纯粹的个体户，但发展起来也相当艰辛，比如曾一度很受关注的袁梦，现在已销声匿迹了。至于篮球界的“个体户”，便是当年的奥神，但其在中国的体育领域内寸步难行，最终与CBA不相融而远走美国。再比如清华大学跳水队，伏明霞、何姿这样的高水平选手最终还得归属省队，否则连参加国际赛事的资格都没有。所以，郭艾伦事件依旧是个老话题，反映出的是“围城”内外仍存在鸿沟。

　　袁俊：我倒是觉得篮球的青训体系是比较合理的，在CBA，从青年队上到一线队，球员大多数是由俱乐部挑选和培养的，保护培养年轻球员的主队，这是合理的事情。从篮协的角度来说，还是鼓励联赛推进职业化的，那么球员的合理流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迈向真正职业化的环节，只是我们现在已见到了许多措施，它们都还需要时间去体现。

　　“围城”保护了谁？阻碍了谁？

　　袁俊：其实CBA这些年球员流动是很常见的。像曾令旭、李根、韩德君这些球员，他们从大学培养出来，就不大会被困扰在“围城”里，但一般球员如果与地方体育局有人事关系，要想转会就可能涉及很多保障性的福利。

　　许蓓：在职业化程度还不高的项目里，比如田径和游泳，运动员也能自由转会，但就是容易出现与母队的纠纷或竞技水平下滑的情况。刘翔就是从出道到退役都一直待在上海队。

　　袁俊：当然，已走向职业化的篮球跟其他非职业化的项目不能相提并论。人才流动之所以重要，是要在这套职业化的联赛体系里让每一位球员都实现他的价值，如果没有流动，好的球员身价就不能提高，那么相同水平的球员，可能有的人年薪是500万元，有的人却是50万元，这会给联赛和球队都带来很大的伤害，严重打击球员的积极性。

　　许蓓：省队不愿轻易放走自己的运动员，倒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从选材，到少年、青年阶段的训练，每个地方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地方培养出来的优秀运动员，到了出成绩的时候却不肯代表地方队参加比赛，对于地方体育系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袁俊：在CBA，我曾经知道的情况是某家俱乐部，四五年投入约3000万元资金培养出30~40个苗子，最后能留下上到一线队的可能只有2~3人，这样的青训投入也需要去保障投资的俱乐部的利益。在NBA，对球队的补偿机制已非常完善，而CBA就还需要继续探讨保护俱乐部和保护球员之间的平衡。

　　许蓓：目前的这种“围城”有利有弊，对于职业联赛来说，彻底市场化是必须的一步，而对于没有职业化，却也比较热门的项目，像田径，可能更当务之急的是打造一套更合理、更职业化的体系和赛事平台，但有些冷门的项目也确实需要“围城”的保护，比如举重，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延续竞技水平和项目内运动员的生存状态。

　　合理保护+合理流动

　　白志标：其实现在国内体育人才的培养方式依旧遵循过去的做法，并且是主流的做法，而社会、企业、家庭单独的培养只是一个小小的补充，还不能成为规模。不少体育学者都作出判断，就中国的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来说，社会和高校至少目前还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中国体育在职业化的过程中，“围城”内外必然会出现不同的看法，甚至尖锐的矛盾，这确实需要对现有体育培育方式的改革和变通，尤其是职业体育，需要人员畅通流动，而且这种流动应该是常态，就中国目前而言，显然足球和篮球大略具备了这样的特点，但其他项目无论是职业化还是流动性都与足球和篮球相差甚远，这也是为何国家再次选定足球为体育改革突破口作为尝试的理由。

　　袁俊：现在篮球的选材面比较窄，在CBA，大部分球员是从三队二队一队，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球员大多数是由俱乐部挑选和培养的。所以不管是之前的球员合同5+3，还是现在的4+2，后面的球队选项的初衷是保护培养年轻球员的主队的利益，这是合理的事情。但从5+3到4+2，从篮协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缩短这个所谓的年限。球员的合理流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迈向真正职业化的环节，只是怎么去改，球队和球员利益的平衡，它们都还需要一定时间去体现。

　　白志标：其实我并不觉得原有的体育人才培养和管理方式只是对冷门或者说市场不好的项目有益，事实上，足球和篮球等现在看来非常火的热门项目同样也会有“围城”内的好处，比如2001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以及中国男篮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取得最好成绩的时候，这两个项目当时的“职业化”程度跟现在都没法相比，但职业化以后，水平不见提高，反而还有所下降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关于如何提高中国足球水平，也是众说纷纭，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将矛头对准中国足协，都在批评足球基层教育和足球场地不足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后备人才缺乏，在这方面，你恐怕很难把它简单地归咎于运动员“流动性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