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用兴奋剂得官方默许 国家荣誉揭发即错

“马教练多年来对我们的打骂虐代（待），是真实的。多年来引诱、逼迫我们大剂量地服用违禁药品，也是真实的。”当作家赵瑜近日将一封21年前“由王军霞等几人讨论，由王军霞亲笔写就”的联名信曝光给媒体后，上世纪90年代振奋国民的“马家军奇迹”再次大规模受到舆论质疑。

这段故事本应出现在赵瑜的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1998年出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详述“马家军”使用兴奋剂的章节《药魔重创马家军》在出版时被编辑建议删去，直到17年后，“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给队员喂服或者注射针剂兴奋剂”及女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有的不来例假，肝病越来越多，甚至听说会生出畸形儿……”等细节，才通过3万字的叙述震惊了普通民众。

“这说明中国在揭露兴奋剂的问题上难度很大。”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卢元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中国体育历史上对兴奋剂处罚的不公开、不透明，压制舆论对兴奋剂事件的揭发披露，是造成那个时代某些人滥用兴奋剂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

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体育界迷恋金牌的趋势愈发明显。“因此，即便马俊仁在女子中长跑上用了手段，但有了‘国家荣誉’的牌子，好像谁来揭发谁就是错误的。”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表示，当时，为争取金牌而大规模使用兴奋剂的运动队不在少数，“马家军只是比较突出的”。

1993年，“马家军”在斯图加特世锦赛上包揽女子1500米、3000米及10000米金牌，马俊仁和弟子王军霞、曲云霞等一群姑娘名声大噪，也引起外界持久的争议——“是否使用了兴奋剂”？卢元镇在21世纪初赴国际田联讲课时，被他人质问“中国女子中长跑为何会突然出现大量好成绩”，“暗示要回答兴奋剂的问题”。卢元镇表示，一旦坐实质疑，“这种影响是多少金牌都抵消不了的”。

不过这时“马家军”在国内获得了“英雄”般的荣誉。“即便都知道‘英雄’的真相，但从那之后，全国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开始猛抓金牌，后果就是出现了一次兴奋剂的狂潮。”金汕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这些事件除了在中国体育历史上留下污点，更留下了教训。“国外使用兴奋剂大多是教练和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当时国内的兴奋剂使用其实得到了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默许’，毕竟兴奋剂成本高昂，这种用法绝不是小团队所能承担的”。

上世纪80年代，因中国被排除在国际体育大家庭之外，除乒乓球、举重等少数项目有国际体育竞赛活动外，其余大多数运动项目只有国内比赛，当时国内体育界强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在卢元镇看来，这个口号过分强调了体育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功能，而忽视了体育文化中必须共同遵守的体育精神和道德，因此，“违禁药物便被披上华丽的外衣，开始在国内有组织地普遍使用。那时体育界流行一句话：查出来是兴奋剂，查不出来是高科技”。

但兴奋剂对运动员生理和心理层面的双重伤害最终促使王军霞等人无法再跟从马俊仁训练，她们集体出走，令如日中天的“马家军”分崩离析。

真相在十多年后逐渐浮出水面。卢元镇表示，“马家军”最终由“红”转“黑”，除了体育行政部门正在逐步推行体育改革，对比赛成绩的谎言化采取高压态势、严厉阻止外，民众的体育价值观也在发生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体育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大家对‘金牌至上’的观点不再赞同”。

如今，稳定且有强大资金支持的竞技体育专业队伍，仍将比赛视作求生存、求利益的最终舞台，兴奋剂也仍然是中国体育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毕竟国家队层面监管相对容易，但基层运动员与体校学生的反兴奋剂工作仍是难题。对此，卢元镇认为，“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长期脱离社会，思维容易被绑架，尤其女运动员都是弱势群体，不敢说话，如果运动员觉醒得早，诉诸法律，也许事情早就解决了。有时候遗憾的事，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个人责任，反兴奋剂最终还得靠教育。”

本报北京2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