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不同导致待遇差距大 运动员维权到底有多难

　　《中国青年报》近日连续刊发《户籍怎能成为运动员领取退役费的障碍》、《北京女子拳击全国冠军与队友的艰难维权路》等报道之后，外界也是第一次知道北京队运动员还有本地户籍、外地户籍之分，身份也有正式队员、聘用队员之不同，待遇相差很大。这些维权的运动员，一次次在运动队、体校、北京市体育局的相关部门之间奔走，得到的答案却总让人失望。媒体曝光和拿起法律武器，成为他们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

　　今天下午，北京队的拳击、游泳、赛艇、跳水等项目7名已退役队员相约来到中国青年报社，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此前辛酸的维权经历。还有两名已退役的北京自行车队队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根据这9名运动员的诉说，本报记者大致勾勒出基层运动队从招收运动员、培养运动员到最终运动员退役过程中的种种怪现状，一部分运动员在退役费问题上遭受的不公待遇不过是这些怪现状衍生出的恶果。

　　许诺并未兑现

　　北京游泳队原队员杨凯，2003年从沈阳来到北京队。在北京队的十多年，杨凯就是在一次次被许诺又一次次面对诺言落空的反复中度过的，“刚进队的时候，说我的成绩能达到参加全国最高水平比赛的标准，就能办户口。2006年我达标了没给办，说政策改了，要达到全国前八名才能办，后来拿了全国前八名说政策又变了。就这样，政策一直在变，直到我拿了全国冠军还是让我等。”

　　北京女子拳击队原队长谢丽丽，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队里说拿到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身份也能转正。我已经拿了三次全国冠军，每次拿了成绩后找队里，都是拖着不办，等到下次比赛之前，就许诺你这次拿了成绩再办。”出身在黑龙江的谢丽丽，训练、比赛时都有一股东北女孩的玩命劲，哪怕身上有严重的伤病。退役前，谢丽丽一直是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重点队员，直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拿到全国前三的成绩。但一个多月前，她还是铁了心要求退役，“我一次两次受骗也就罢了，难道还让我一直被骗下去吗？”

　　北京跳水队原队员霍思中，2004年从广东队交流到北京队，霍思中回忆队伍当初说是拿了全国前三就给办北京户口，而后转为正式队员。但2010年，霍思中拿到了全国前三成绩后，队里又说要大专毕业才能办，等他大专毕业后又说大专没有办户口进京的资质。总之，队里每次都有理由不给办北京户口。

　　交流乱象丛生

　　北京赛艇队原队员冯臻臻2009年从广东队交流到北京队，她的户口随即从广东迁到北京木樨园体校，但这并不表示户口已经进京，因为是学校的集体户口，在冯臻臻退役的时候，冯臻臻的户口还是会被派遣到她的原籍。但问题来了，老家在辽宁的冯臻臻，2005年从辽宁交流到广东队后，被广东队设法改了年龄，1992年出生的她被改成了1995年出生。2009年，冯臻臻从广东队交流到北京队时，广东队告知冯臻臻可以把年龄改回去，被北京队拒绝。等到冯臻臻2014年从北京队退役时，户口将被派回辽宁老家，但辽宁老家却无法接收冯臻臻的户口了，“因为年龄改了，原籍的身份信息和现在的对不上，老家说我的户口不能回去。”退役这一年来，冯臻臻头疼的已经不只是拿不到退役费的问题，还为自己几乎成了“黑户”，“北京队不承认我的年龄是被运动队改过的，我只能自己在两地的人事和户籍管理部门周旋，四处碰钉子”。

　　杨凯向记者介绍了他曾被北京某重点中学注册过学籍，导致其在木樨园体校中专毕业时丧失一次户口派遣在北京的机会。

　　杨凯向记者出示了他在2006至2009年期间，获得北京中小学生游泳比赛、北京传统体育项目学校游泳比赛蛙泳、仰泳、个人混合泳等多个项目前三名的奖状，部分奖状中注明了他所代表的北京某重点中学校名，但2003年就进入北京队的杨凯当时是在木樨园体校就读，从未在北京其他学校上过一天课。杨凯并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自己获得了北京市某重点中学的正式学籍，并能合法代表那所学校参加比赛，作为运动员的他，那个时候必须听从队里的安排。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在木樨园体校中专毕业时的户口派遣机会，却因为自己被注册过北京市普通中学的正式学籍而受到影响。

　　工作协议莫名“丢失”

　　来自辽宁的北京市赛艇队原队员杨小锋2008年进入北京赛艇队，到去年退役时，最好成绩是全国第二名，杨小锋在签订协议时并不知道还有退役费一说，他说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协议，也不知道自己的协议里有没有关于退役费的约定，直到退役前才从老队员那里听说了退役费一事，也就此向运动队交涉过，但得到的答复只有一个字“等”。杨小锋很清楚，那些老队员直到现在也没有等到退役费。

　　同样是与北京芦城体校签订协议的北京自行车队原队员王乐，更遭遇过让他觉得不可想象的事情，“学校不仅不把本应属于我个人的工作协议给我，还在我找到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后，向执法人员说我的协议被弄丢了。”王乐表示，让他气愤的是，学校相关领导完全不把法纪放在眼里，“把我的工作协议弄丢这么严重的事，学校领导竟然跟我说，让人事部门写个‘检查’完事，学校领导难道不清楚，我是要一份‘检查’吗？我是要讨回我应有的退役费，而工作协议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证据。”

　　北京自行车队原队员邹波设法从芦城体校要到了他与学校签订的工作协议，协议中写明“乙方为外地户口的，如在年度最高水平比赛中获得全运会项目前三名以上成绩(集体项目主力队员)，甲方将按照北京市体育局有关政策，为乙方向体育局及市有关部门申报户口进京手续。”不过，自从2006年进入芦城体校以来，邹波的比赛成绩早已达到了申报进京户口的条件，但学校并没有给他办理。“学校已经明显违反了我们签订的协议，却依然振振有词地跟我们说，就是办不了。”

　　维权遭遇冷漠

　　北京女子拳击队原队员李娜娜是队中的老队员，但她今年在向队里表达准备退役的意向后，却很快收到了“队里已批准，尽快搬离宿舍”的绝情短信。

　　在追讨退役费的过程中，北京女子拳击队的三名原队员谢丽丽、单鹏宁、李娜娜尝尽了人情冷暖，曾经在大赛之前，对她们好言好语、有求必应的教练、领队、学校领导，一概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

　　王乐曾经在一次训练中严重受伤，在做完手术一段时间后，需要从体内取出钢钉时，却发现队里上下没有一位教练或是领导愿意为他提供任何帮助，“我是在训练中受伤的，虽然队里承担了我做手术的费用，但最后取钢钉却是我自己四处借钱才把钢钉取出来的。”

　　在运动队里，运动员几乎没有为自己争取权益的空间，一切都要听命于领导、教练，否则就会招来非议，冯臻臻述说自己的切身遭遇，“如果稍有一些为个人权益讨说法的举动，教练都可能说‘你是白眼狼’。”

　　谢丽丽曾经去北京女子拳击队所在的北京什刹海体校人事科讨要自己的工资条，得到的答复是必须经过领队批准，而领导批准之后，谢丽丽在工资条上发现自己的相关待遇确实比北京户籍的队友低，请队里给个解释时，领队的说法却是“我就知道不该给你看工资条”。

　　霍思中来自广东农村，2014年，他在还没有做退役打算的情况下，只因队伍已经不需要他，就要求他立即退役，“我原本还希望继续在队里效力，同时逐渐转换到队员兼教练的角色。”但队里并不是这么考虑的，也没有人考虑过霍思中适合怎样的出路，只是希望他尽快离队。“我并没有写退役申请，是领队替我写的。”霍思中表示，退役第二个月，他的工资就被停发，没有人关心他怎样生活。他在别无所长的情况下，只能尝试在社会上谋生。曾经效力了十几年的运动队决绝地抛弃了他，无论是教练、领队还是学校领导，转眼间就与他形同陌路。

　　本报北京11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