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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足球改革如何圆梦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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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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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

  今日社评

  自己下场多踢几脚,周末带孩子去球场,和朋友一起去给喜欢的俱乐部现场助威,聚沙成塔,我们都将成为中国足球的“造梦师”。当政府已经按要求“靠边站”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顶上前”。

  历届奥运会大项项目中,中国在团体竞技类运动中的成绩远不如个体竞技类。垒球、棒球、手球等项目我国还没有广泛开展,但篮球、足球、排球三大球在国内群众基础深厚,整体成绩并不理想,尤其是男子项目,迟迟无法进入国际一流行列。国足这些年来在国际赛场上的抑扬顿挫,国内联赛水平的进退盘桓,带给广大球迷的伤感似乎总要比快乐多一些。“泱泱大国为何出不了几个会踢球的”,几乎成了体育界的“钱学森之问”。

  乙未年始,国家以最高的规格正面破解这个难题。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新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近日公布的改革方案中,足球事业从顶端到基层被全面梳理了一遍。方案务实地提出了三步走计划:先梳理管理,再谋亚洲强势,进而打造世界一流。没有设时间表,可能少了几分霸气,但一份事业,最忌讳的也正是乱放卫星。由于足球事业毕竟没有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那样困难,因此这份方案难得地呈现出“一次性解决根本问题”的力量。体制上讲究举国与市场结合,管理上要求监督与运营分开,人才上强调全民之上的选拔,联赛上突出竞争环境的培育,方案要点,大概在此。

  这份改革方案的鲜明特征是,政府大幅度退出微观管理,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的边界重新刻画。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拔尖出个别优秀运动员,达到世界超一流水平,所以在个人竞技类项目上,我国硕果累累。从传统的乒羽、体操、举重、射击,到近年来有所突破的游泳、田径,都与此有关。但对于多人团体作战的大球类项目,这种措施就显得有心无力。尽管我们能培养出姚明、杨晨等世界一流的球员,但从来没能“量产”,更别提让这些牛人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强队。反观足球强国的实践,基层足球文化与市场化的俱乐部竞争是水平提升的必要条件。在现有体制下,前者更多有赖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后者则更多考量政府“靠边站”的能力。

  我国足球谈“管办分离”已经有年头了。“中超公司”的牌子早在2005年就挂了出来,远远走在篮球等其他项目前面,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实现管办分离。这是此次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关节。方案中,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并具有人事和财务上的自主权,不设行政级别,成为社团法人。这是一大步,值得肯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足协权力如何保障?如果完全不靠政府背书,那么足协能否约束住各大金主力挺的俱乐部?如果还依靠体育总局权威,那么二者的界限又在哪里?足协一把手谁来任命,足协高层是否仍然拥有通往体育总局职位的“通行证”……这些问题貌似细节,实则关系到改革刀刃的锋利度。如果似是而非,足球的市场化取向可能就会像很多国企改革那样,成为半吊子工程。

  可以拿银行业作类比。经历几轮改革之后,国有商业银行也具有相当的内部人权和财权,甚至公开上市,市场化程度不可谓不高。监管部门绝无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嫌疑,“管办分离”做得也相当彻底。但由于高层与政府官员之间晋升渠道互通,同时资产质量受国家财政隐性担保,所以银行仍然呈现政府特征。银行业讲求稳定,如此安排可谓妥当,但足球并非国之根本,其活力在远离政府处更大,所以希望能够再放开些。

  足球基础方面,足球特色学校大扩张、完善青少年联赛和鼓励体制内单位开展足球运动,成为改革方案开出的药方。这些政策要么实现起来较慢,要么人群范围不广,一旦触角进入每个人的娱乐选择,政府就往往力不从心。然而,这也正是大家都可以有所为的地方。自己下场多踢几脚,周末带孩子去球场,和朋友一起去给喜欢的俱乐部现场助威,聚沙成塔,我们都将成为中国足球的“造梦师”。当政府已经按要求“靠边站”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顶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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