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刘翔，中国体育改革的先行实验品

　　刘翔，中国体育改革的先行实验品——无论是其成功还是其引发的争议，都来源于此。

　　刘翔生长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大众对金牌的渴望已经大为下降，相对于数量的增加，大众更加渴望质量上的突破；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体育正从为运动员服务的“精英体育”向为公众服务的“大众体育”转变；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国体育处在裂变的前夜，中国体育正在由专业体制向职业体制转变。在中国体育产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在中国体育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明星，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体育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去求变、去寻求改革。所以，刘翔(以及姚明和李娜)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比刘翔早20年，生于1963年的李宁和朱建华也同样在各自项目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他们却没能成为刘翔一样的巨星——是时代成就了生于1983年的刘翔。生于这个时代，使得刘翔成了中国体育改革的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部分地取得了成功，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争议。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那就是：中国体育打开了一扇门，姚明和李娜走了出去；而刘翔坐在了门里，脸朝着外面。姚明和李娜是对旧体制的一种颠覆；而刘翔，则是对旧体制的一种改良。与姚明、李娜最终依靠个人团队成功不一样的是，刘翔的成功始终不曾离开他背后的集体、背后的体制。

　　在刘翔之前，所有的运动员都属于“国有”，他们基本脱离社会，只对体育部门“负责”；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运动员与社会之间的那道墙必须推倒。于是，才有了刘翔，他站在旧体制里，面向着新的时代。这使得他前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项试验，运动员与大众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并没有人真正清楚——事实上，时至今日，这对于体育部门而言仍然是个新课题，对于公众而言亦是如此。比如说，对于体育部门和刘翔而言，那两次退赛背后的原因，只是属于技术范围内的东西，不需要向外界公布；但公众却认为，他们在刘翔身上付出了情感，刘翔也因而得到了巨大的商业利益，那么关于他的这些事就需要对公众有交代——正是这种认知上的错位，造成了刘翔的巨大争议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翔的例子比姚明、李娜更加具备典型性。因为他始终未曾脱离体制，因此从他的例子更能看出体育部门的某些局限性。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刘翔能够“单飞”，拥有自己的个人团队，那么在两次面对退赛的前后，是否会在公关危机的处理上更加成熟？

　　可惜假设永远是假设，但与此同时，在他的身后，孙杨却陷入了与刘翔同样的窘境——与刘翔一样，孙杨也被限制在体制之内；而在其出事之后，体育部门不合时宜的处理方式也同样加重了事态。我们不能直接指责体育部门是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但至少可以这样说：某些体育官员的官僚作风，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的体育产业化、体育职业化的需求了。

　　在刘翔的身后，有着无数个体制内的运动员；在他们中间，将产生一个又一个的明星——这是时代的需要，其势不可阻挡。如何顺应而不是阻挡这个潮流，将是对中国体育改革的一大考验；而作为先行者，刘翔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疑值得中国体育改革者们好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