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周恩来友谊深:年轻时相识 政治上密切合作

　　2016年，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同时也是宋庆龄逝世35周年，他们二人都为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挚友，而周恩来、邓颖超也非常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无限悲痛的宋庆龄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于大革命之中。1927年8月20日，为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并实现孙中山要她代表其访问苏联的遗愿，宋庆龄决定赴莫斯科。在她发表的声明中，不仅指出“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而且还赞扬“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这正是在以后漫长艰辛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宋庆龄坚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并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密切合作的思想基础。

　　“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上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宋庆龄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特务对她的监视很严密，但她无所畏惧，仍坚持斗争，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还曾设法帮助恢复地下党电台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期间最使她难忘的是与周恩来的会见。

　　1936年春天，宋庆龄应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访问的请求，给周恩来写了信，通过地下党组织，由王牧师(即董健吾)送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首次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正步步紧逼，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打算去看望宋庆龄。

　　当地下党组织把这一消息转告宋庆龄时，她非常兴奋。因为这十年间，她虽然关心着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也时有书信往来，但地处南北、天各一方，同周恩来一直难得相见。当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的寓所时，宋庆龄热情地迎到了门口。

　　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着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和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与周恩来的会见，宋庆龄从他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当时任务的论述中，更加坚定了她对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很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特意拍来电报，请她尽快撤离上海去香港。到香港后，宋庆龄积极筹备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团结国际朋友及海外华侨，筹集各种物资，为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北上

　　1949年1月19日，周恩来给宋庆龄发电：“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

　　这封短短的电文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深切关怀和敬重。然而当时宋庆龄处境危急，国民党当局正在阴谋筹划劫持她离开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正在帮助她秘密地转移着住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宋庆龄第一次以公开身份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欢庆。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前去接宋庆龄北上。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自修函一封：“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即迎接——编者)之便，仅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驾，实为至幸。”

　　北平(今北京)在宋庆龄心中曾是最伤心的地方，她当年就是在那里送别了孙中山；但现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如此殷切邀请，使她果断地下定决心北上。

　　9月1日，宋庆龄到达北平，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火车站站台迎接她。

　　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为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伟大爱国者、孙中山革命思想忠实继承者，同时也是新中国的一位缔造者，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从此，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开始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与她协商。

　　新中国第一份对外刊物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创办中国当时唯一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她在《怀念周总理》一文中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

　　1951年3月，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就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周恩来考虑到为了能让国外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需要创办一个对外的刊物。因为宋庆龄在国际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声望，并且在上世纪30年代主持保卫中国同盟时就办过新闻通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周恩来认为创办对外刊物的任务请宋庆龄来承担最合适，就同她协商此事，宋庆龄十分赞赏周恩来的主张。

　　1952年初，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创刊了，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金仲华、陈翰笙、爱波斯坦等人都参加了编辑出版工作。

　　为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个对外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之余常给予关心。1957年1月，周恩来曾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题词：“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同年还就编辑方针做了具体指示：“以社会主义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2年1月，为了庆祝《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应宋庆龄邀请，周恩来、陈毅等与她一起赴北京百万庄《中国建设》杂志社看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鼓励大家为增进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把杂志办得更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痛失了一位亲密的战友，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写下《怀念周总理》一文：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系原《今日中国》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