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忆父亲张乐平:“三毛”身上，有他的影子

　　口述 张慰军(张乐平之子)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

　　近来，上海又有一批名人故居对外开放，其中就有《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的故居。他在五原路生活了五十多年。张乐平的家人把他原来的生活状态，包括一些资料和作品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一晃几十年过去。张乐平的小儿子张慰军已经鬓生华发，但他依然会穿过五原路覆着爬山虎的弄堂，进入张家老屋，看着墙上挂着的三毛漫画，回想父亲的往事。

　　人物小传

　　张乐平(1910.11.10—1992.9.28)，浙江海盐人，毕生从事漫画创作。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妇孺皆知，名播海外，被誉为“三毛之父”，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

　　1929年，张乐平开始向上海各报纸投稿。上世纪30年代初期，经常在 《时代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逐渐成为上海漫画界较有影响的一员。上海的报章杂志上都刊登有张乐平的漫画作品。

　　1935年，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漫画形象在上海诞生，其奇特的造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三毛这一典型形象表现了旧中国流浪儿童的苦难生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后又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木偶片。

　　1936年，为筹组全国漫画家协会，当时有7位知名漫画家先行被推定为漫画家协会上海方面的筹备委员，张乐平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

　　1937年抗战爆发，张乐平与上海一些漫画同仁迅速成立救亡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率队离沪宣传抗日。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张乐平担任其中奔赴前线的队长，率领救亡漫画宣传队战斗在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诸地，坚持至抗战胜利。

　　1945年，张乐平重返上海，开始新的漫画创作生涯。后在上海参与发起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和上海漫画家协会。这一时期，《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轰动。《三毛流浪记》 在 《大公报》连载，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1949年4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张乐平举办了三毛原作画展，并义卖三毛原作及各种水彩、素描、写生画，筹款创办“三毛乐园”，收容流浪儿童。此后，他在解放日报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任专业画家。

　　父亲拿我们当模特

　　1954年，我在上海湖南街道五原路出生。由于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哮喘很厉害，所以父母特别宠我。

　　有记忆以来，父亲一直在书房作画，家里7个孩子就在边上玩闹。母亲一直跟我们讲，玩可以，但是不能打扰父亲作画，有时候，同学到我家来，一起绕着父亲奔跑。父亲只管自己画画，不说什么。不过他画画讲究解剖，有时候一个人物动作画不好，他就随手拉过来一个小孩子说：“来来来，做个动作给我看一下。”把我们当小模特了。

　　父亲是坐着画画的。小时候，我知道他是漫画家，但没意识到他那么有名。过年的时候，幼儿园要交年画，每年父亲都帮我画了年画，让我带到教室去贴。现在回想起来，老师们都知道这是张乐平的年画，但我当时没意识到。

　　父亲是慈父和严父的结合体。说他是慈父，是因为他比较放养，从来不要求我们学习成绩要多好。哥哥姐姐功课很好，并不是因为父亲的管教严格。父亲也没有专门辅导过我们画画。我从小喜欢乱涂乱画，他看着，却不帮我找老师。反倒是母亲，后来让我去学画。父亲一直认为，画画不是单靠教的。他自己也上过很短时间的美专，觉得受益不大。父亲一靠天赋，二靠用功，懂得吸收别人的长处。有一次我在练习素描，画石膏像。父亲看到了，他也练过石膏像，就对我说：“你呀，画画胆子不够大，笔法太拘束。不光是要形似，还要神似。”父亲后来一直说，做人胆子小一点，画画胆子大一点。这句话我后来一直记着。可能还是有点遗传，家里的兄弟姐妹，小时候基本上都承包了学校里的黑板报工作。

　　说他是严父，是因为家里家教比较严。从小给我们这些孩子立规矩。如果我在家里跑来跑去，父亲就会说我。有时候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他也会批评几句。父亲的几位朋友，有几个确实做到了食不言寝不语。如果非要说话，也是吃完这一口，停下来再开口。父亲还特别怕我们在外面“轧坏道”，一旦外出晚归，他就会严厉批评，但不会动手。

　　母亲有工作，当时家里全靠外婆打理。外公早年病逝，外婆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特别宝贝母亲。家里有外婆在，总是井井有条。

　　我们家一直很热闹。不光是7个孩子，还有周围邻居、同学、同学的同学，常常串门。母亲习惯让保姆做很大一锅饭。碰到谁来，她就会问：“你吃饭了吗？”如果没吃，就让对方吃饭。于是，家里一桌子人吃饭，很可能几个相互之间不认识。吃饭有时候是“流水席”，谁到谁吃。父亲人缘很好，除了邻居常常来串门，电力公司的抄表员、邮递员，也会和他打成一片，他经常说，“上来坐坐，看看张伯伯”。

　　来，为戒酒干杯

　　父亲爱喝酒，非常出名。我有记忆以来，父母每次吵架都是因为他喝酒。母亲让他少喝，他就说：“好好，不喝不喝了。”随后举起杯子道：“来，为我的戒酒干杯。”第二天照喝不误。几乎每天饭前，他都会用小酒盅喝一杯白酒。我小时候，他去外面喝酒也会带上我。后来他身体不好，喝黄酒比较多，家里有一个壶，专门用来热黄酒。

　　很多人写回忆文章，都会提到父亲喝酒。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市委提出要保障知识分子的待遇，有领导就举例说：“比如张乐平，你不给他喝酒，他能画出三毛来吗？”可见父亲喝酒的名气。写父亲喝酒的文章，我最早看到的是黄永玉写的《我心目中的张乐平》，后来叶刚、戴敦邦也都提起过。

　　“文革”抄家时，红卫兵在父亲吃饭的桌子对面贴了一张大字报，上书：张乐平不准喝酒。然而父亲依然偷偷喝，还对着大字报喝，喝完就把酒杯藏在桌子的抽屉里。他后来自己想起也颇觉好笑，觉得那就是一幅漫画。

　　那段日子，父母再也没有吵架。母亲反而让我们几个孩子偷偷帮父亲去打酒。由于家里附近店铺的人都认得我们家，我们就拿着一个果酱瓶，跑到稍微远一点的乌鲁木齐路上，找不认识的酱油店，每天帮他买3两白酒。当时，父亲每天很晚才能回家，母亲嘱咐我和哥哥，轮流去49路公交车站等父亲，陪父亲一起走回家。

　　父亲晚年时，常常住院。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要不要带什么东西，他对我说：“你给我带个热水瓶。”医院里其实有热水瓶，所以我一听就懂，他要的哪里是热水瓶，是酒。第二天，我带了一热水瓶的黄酒给他。父亲自以为在医院偷偷喝酒没人知道，其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有数，只是拿他无可奈何。

　　上世纪80年代，我移民香港，和父亲的通话内容常常是身体怎样，说一两分钟就挂了。好在我每年会经常回上海看他。但那时候父亲已经得了帕金森，越老话越少。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多次住院。我来上海的频率增加了。我儿子出生后，我带着儿子看望过他两次。老人家特别喜欢小孙子，看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记得第二次告别时我对他说：“我们要回香港了。”父亲坚持一路送我们。他让护士推着轮椅，一直推到大门口，才从自己手上把儿子给我。我把1岁多的儿子接在怀里，准备要走。没想到，父亲抓住孩子的小脚丫，迟迟不肯松手。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依然住在华东医院。我来看他，他第一句话就问：“小巴辣子来了吗？”“小巴辣子”就是指我儿子，我说：“没有，这次是我一个人来上海。”他望着我，没说话。第二天，我再去医院，他正在熟睡。后来医生说，他已经重度昏迷。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1992年9月28日，父亲去世。我当时在香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接到电话后，第二天我一个人先回上海。到家，发现家里坐满了亲朋好友，附近学校的老师也来了，大家都来帮忙。书房、走廊、花园，甚至整条弄堂都摆满了花圈。大家聊起往事，一个说：“我手里有张伯伯给我画的画。”另一个说。

　　追悼会场面很大，出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龙华殡仪馆的大厅里站满了人，却依然容纳不下，还有许多人站在了外面。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父亲在解放日报的老同事丁锡满。我小时候，丁锡满经常到我家来。他写诗、父亲配画。一老一少在书房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那天，丁锡满致完悼词说：“我一定要给老张敬一杯酒。送你吧，就送你一杯酒。”于是放了杯花雕酒。用酒追悼，这件事后来也流传甚广。当时，我们几个子女并不希望放哀乐，觉得不要太悲伤，弄得那么多人很伤心，所以背景音乐是《友谊地久天长》，当时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一路平安》。

　　在画里读懂父亲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香港，看到亲戚寄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主的中国漫画。我把这本书拿给我的表舅魏绍昌看，他对30年代上海的文史都很了解，他看了以后说：“你父亲在那个时候画了好多东西，但是我们都没看到。”

　　原来，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把很多作品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后来朋友也找不到，东西也找不到了。“文革”时抄家，父亲许多漫画的原稿也没了。所以那些原作我们这些亲人都没有，即使有也是很少数的东西。

　　可是自从看到了那本研究中国漫画的书，我忽然兴起了一个念头，想把父亲的漫画原作一一找回来，系统地整理出来。我开始频繁回上海，去徐家汇藏书楼、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方到处找，找到好多父亲早期的漫画。渐渐地，我才了解了父亲。

　　父亲很早就来上海做工，先是做木工，后来做印刷工。做印刷工的这一段在三毛漫画里有所表现，父亲说过，他画的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父亲小时候有一位小学老师对他很好，教过他一些西洋画方面的知识。后来父亲进了美专，学过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就画广告，搞服装设计，这些印刷品是我后来找到的。

　　在我们找到的资料中，最早是他1929年在《申报》上发表的报刊刊头，当时他19岁。据说还有更早的，但是没找到。后来还找到一张画，画的是《大饭店》，从上面画下去，把当时的新闻和市井百态选了一些放在里面，最下面是大堂，正在举办婚礼。许多人看过，觉得非常有趣，现在看也非常有趣。可惜原稿找不到了。这大概是他上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作品。

　　后来，父亲不断有作品发表，他就辞职专职画漫画。虽然上海画漫画的人很多，但很多人是业余画的，专职画漫画的只有两个人，父亲是其中之一。所以到1933年时，已经有报纸把他列为海内一流画家。他已经很出名了。

　　表舅魏绍昌在谈到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了民国就是漫画。当时漫画在中国确实有影响力，漫画杂志销量很高，人们都看漫画，其他流派的艺术发展如印象派、刘海粟的裸体写生，甚至许多国外生活方式与新知识都是借着漫画杂志被介绍到中国的。父亲画“三毛”，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让没读书的孩子题书名

　　1935年，父亲开始创作“三毛”这个形象，四格连环漫画，看起来是一个个小故事。真正的长篇连载漫画是1946年创作的 《三毛从军记》，其他都是小故事，没有串起来。

　　父亲创作 《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有他自己的经历，比如他小时候的生活，到上海打工，和流浪儿做朋友等等。《三毛流浪记》第一幅是《孤苦伶仃》，一出来就反响很大，《大公报》销量上升。有一阵，上海市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报纸，看看三毛的命运到底怎样了。当时还有卖报亭把报纸夹起来给路人看，三毛那一块被人挖走了。

　　父亲后来生了一场病回到嘉兴。他在嘉兴继续画，通过火车的乘务员把画作带到上海，报社再派人到火车站去接稿子。因为影响非常大，后来宋庆龄和父亲还一起联合办了三毛乐园的义卖展览，在第一百货公司(当时叫大兴公司)，展出的都是《三毛流浪记》的原稿。排队的人从大兴公司绕到六合路。

　　对父亲的一生来说，抗日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他刚从农村到上海时，虽然是贫民子弟，追求的生活其实比较“小资”。抗日战争这几年是对父亲的洗礼，坚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看待社会的想法，而且对他后来一生爱帮助人的品质都有影响。

　　1949年后的三毛漫画，删去了很多东西，三毛变成了一个苦孩子，成了父母教育小孩的工具，这让一些小孩子不喜欢三毛。但当这些小孩子长大了，再回过头看三毛，他们会发现，三毛很有意思。

　　我记得，20年前有过一个调查，《三毛流浪记》 是儿童类书籍销量最好的，但都是父母买给小孩看。最近又有调查，《三毛流浪记》依旧是儿童类书籍销量很高的，买书的是当年的小孩子，他们长大后再把三毛买来给自己的孩子看，可孩子依旧不爱看。可能因为三毛从诞生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儿童漫画。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三毛，是在父亲的画册里。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三毛流浪记》简体版，父亲希望“三毛流浪记选集”几个字是小孩子写的。我那时候还没读书，只认识一些字，父亲就让我写几个字出来，再拿去描。画册印出来以后，我有点虚荣心，把书送给同学们看，到处嚷嚷着：“你看，这几个字是我写的。”

　　我小时候画画，不是跟着画册，而是跟着父亲临摹，他画什么，我就临摹什么。记得小时候还去过汉口路申报馆父亲的办公室，看他画画。有一次，他为了画“南京路上新事多”，一连画了一个多月，有几天是住在办公室里的。

　　父亲过世后，我寻找他的画作越发勤快。后来，兄弟姐妹一起加入寻画的过程。我们发现有些商家开始用三毛形象打广告，我们就同他们打官司。官司虽然赢了，但是这给三毛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大家就想把三毛的形象维护起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懂得也不太多，兄弟姐妹一起申请了一个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其实叫公司不太确切，因为一路走来，我们做公益比较多，没什么盈利。此后，兄弟姐妹还发动公司的员工一起帮忙找父亲的画。

　　有人说，男孩应该在20岁前崇拜自己的父亲。但我的少年时代，正好经历“文革”，父亲被批斗。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可能崇拜他。反而在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画作和资料，才发现原来我的父亲这么了不起。

　　父亲为人很好，很为一些朋友称道。许多画家碰到我时都说：“我们当年走上美术道路，和你父亲有关。我们从小看的就是他的三毛，临摹他的三毛来学画。”有些朋友得知我是张乐平的儿子，还会竖起大拇指，说：“乐平，好人！”

　　可以说年纪越大，我越崇拜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