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七爸周恩来：将贺龙转移由军队保护是他终身遗憾

　　1960年10月，周尔鎏、王章丽(右一右二)订婚时与邓颖超合影于北京西花厅家中，旁立者为兄弟周尔均、邓在军夫妇

　　一罐上海梅林牌花生米罐头成为我们的结婚礼物

　　1960年，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在天津地区，食品供应不足。大学里青年人多，情况更是如此。当时还有一个“双革四化”的技术革新群众运动，提倡日夜奋战，力求在最短时段内做出实际成果。

　　那时我正负责“电化教学”的实验项目，经过七十多个不分昼夜的奋斗，居然把质量粗糙的录音磁带以及能放映十六毫米胶片的自动电影放映机试制成功。正当我同我的“战友们”为此兴高采烈，但同时感到体力消耗过甚疲惫不堪时，当地车站附近的某仓库突然失火，许多工人和群众都因救火而严重烧伤，紧急需要大量的血源输血。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响应号召，前往输血站体检以便合格后及时供站方采血。我因营养不良、体重过轻，不符合要求被刷了下来，而我一向重视自己在青年同学中能否起到带头作用，于是心有不甘。我马上跑步回到数里外的学校，穿上棉袄和厚重的皮靴，使自己的体重勉强超过50公斤，体重达标后迅速转身跑回输血站重新献血，一次大约200CC。

　　对于身体健康的人来讲，献血本是件正常的事情，但因我当时营养过度不良，献血前已感觉到轻微的浮肿乏力，加之连续熬夜休息不足，因此我在献血后的当日夜间就气喘不已。我被同学们送到医院急诊，发现竟是严重浮肿、血蛋白指数只有正常值的一半，最后不得不住院治疗。可是，住院每月五十多元钱的费用我也无力承担，我就回家了，打算在家里休养，让同学王章丽来照顾我。为避别人不了解内情闲言闲语，我和王章丽商量，决定去登记结婚。

　　1960年10月，我与王章丽订婚时，七爸因工作繁忙未能参加。我们与七妈在西花厅家中合影留念，当时我的弟弟周尔均夫妇也在场。但七妈觉得照片中人物的排列未能显示出此是我和王章丽的订婚纪念照，因此示意警卫员重拍并重排位置让我俩分别站立在她两侧。此后，她余兴未尽亲自拿起相机为我和王章丽两人拍了张订婚纪念照。

　　我们结婚时，物资缺乏，经当地人民代表批准，我们买了一条粗布被子和一台蜂窝煤炉，除此之外家徒四壁别无长物。七爸七妈知道情况后就召唤王章丽到北京汇报情况，于是她只身前往。

　　在北京，七爸七妈给了王章丽100元钱和少量糖果，然后七爸还亲自拿了一罐上海梅林牌的花生米罐头作为结婚礼物，说：“现在是困难时期，物资缺乏，不必用糖果来招待来宾，把这罐花生米打开吃吃就可以了，重在彼此间的情谊而不是重在物质上的礼遇。”并嘱咐说：“花生米吃完后把空罐头盒子卖给附近的废品公司。”在此之前，我和王章丽确定关系时，七爸七妈就在西花厅接见了我们，当时七爸就说： “现在是在困难时期，结婚时不用买糖请客，拿罐花生米吃吃就行了。”原来理解这仅是一个譬喻，即教育我们在困难时期一定要特别注意与群众同甘共苦，但没想到我们正式结婚时，七爸果真实现了他的“诺言”。

　　这次接见王章丽时，七妈疑惑地对章丽说：“你和尔鎏早不结婚晚不结婚，为什么偏偏在尔鎏生病时结婚？”七爸马上接过话头，面对七妈和章丽说：“你七妈不懂这个道理，这一定是爱宝(我的乳名)在献血以后，困难时期严重缺乏营养，再加上劳累过度，身体损伤过度，需要亲人照顾。章丽作为单身女学生去照顾尔鎏，容易被周围人误解，也不宜到处作解释，所以他们结婚一定是属于一种名义上的结婚也可以说是‘假结婚’，你不要错怪了孩子们。”

　　当时章丽还是一个比较羞怯不多言的女孩，所以听了这番话以后非常感动，热泪盈眶，这也是我们夫妻终身感念难忘的事情。

　　林彪事件后，有人传是七爸下令击落的

　　早在1919年，李富春也曾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党，1925年回国。自参加北伐战争以来，数十年始终是七爸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他的夫人蔡畅与七妈邓颖超也是长期战斗在一起的妇女领袖。建国后，李富春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仍然在七爸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75年，我陪同外宾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李富春也因肺癌住在北京医院里。当时，尽管他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是因为被认定为“二月逆流”派，他的职务实际是被挂起来了。医院职工觉得这位老革命职位虽高，但为人老实谦和，很尊重他。医院派了一位曾任护士长的医务人员专门看护他，按规定每两小时进去看护一次，当时医院没有屏幕监视设备，恰恰在这无人看护的两小时内，他因痰堵气绝亡故。

　　据看护他的医生护士说，李富春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就是七爸，他说过：“不知道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如何，担心他的病情，希望不要恶化。中国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周恩来，特别在困难时期。”那正是七爸的职务一度被挂起的时候，李富春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必须要拿出走出困境的对策。李富春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为此他去西花厅找七爸商量。七爸思索后，将六字方针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后来，这八字方针被确认和付诸实施，终于走出经济困境。

　　“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我很高兴。”此话，是七爸在1956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的。那次，七爸曾召见他的三弟周恩寿和我谈话，由于谈话内容涉及周恩寿，因此吩咐在场的恩寿的一个女儿回避。七爸谈到周恩寿早期革命时期的表现时说到：“周恩寿与林彪都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林彪如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历史证明他坚持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我很高兴。”那时给我的感觉是，七爸对自己的学生是很器重的。但是“文革”期间，我却因是七爸的后辈，被他的部下某空军学校的军代表整了多年。

　　林彪事件发生后，有人传他的座机是七爸下令击落的。那时七爸也听说了，曾无奈地说：“我在军队没有直接的领导职务，我怎么有权力对军队发号施令击落党的副主席的座机？”

　　将贺龙转移由军队保护是他的最大遗憾之一

　　贺龙在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副司令员，我却无缘与他面见。七爸向我问及二野领导人时，我曾汇报见过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宋任穷等领导人，听过他们讲课。关于贺龙，我只听到解放四川后，他非常关注峨眉山景区，下令予以保护，又负责西南大礼堂的建设。七爸听后就笑了说，谁说我们军队的老同志仅是一介武夫，贺龙在西南初告解放时，就关心峨眉山景区的保护和建设，岂不是文武双全！贺龙定将大有作为，也是办了一件深得人心的大好事。每逢谈到“八一起义”，七爸就对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特别是研究工作者和讲解员讲，贺龙所率领的起义军是“八一起义”成功的主力部队。纵观贺龙的一生，他在党最困难的时期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毅然投身于革命。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应该让后人铭记的。

　　1967年，七爸为了贺龙的安全，将他接到西花厅暂住。我那时常去西花厅所在的府右街观察周围情况，发现红卫兵居然安营扎寨，将西花厅围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反对周恩来甚至要求罢免总理职务的大字报，甚至还扬声广播。在此情况下，七爸明显感到西花厅未必安全，因此，就将贺龙转移由军队保护。但没有想到当时的军队实际上在一定情况下是由林彪掌控的，原意是为贺龙的安全着想，不幸贺龙还是没有避开劫难，这铸成七爸终身的最大遗憾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元帅被囚禁了整整八年，经受无休止的批斗、审查与铁窗生活的无情折磨。

　　1973年春，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监护人员联系把他送到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同样遭到了拒绝。

　　恰逢其时，我陪同一位外宾去解放军301总医院看病，在医院大厅遇到陈毅元帅。陈毅元帅与这位外宾早就相识，他们并未交谈，仅仅相互握手问好而已，但马上就有医院工作人员过来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你为何如此疏忽大意，让‘二月逆流’派的陈毅与外宾接触。” 幸好此时301医院院长迎面走来，见到此景，院长以严肃的眼神示意该工作人员离开。我理解到院长意思，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不可小题大做，节外生枝。该工作人员立即领会，随即迅速离开了，我也就放下心来。看来该院长对我早就有所了解和信任，我们便聊了起来。院长情不自禁地对我聊到彭德怀身患癌症想要到301医院治疗的事，他很同情地提到彭总的待遇降到军级，已是其一生很不幸的遭遇，院方的医护人员很愿意接收彭总来院就医，可是未曾料到，黄永胜总参谋长竟然亲自打电话给院长，强烈表示彭德怀如果住进301医院，他就拒绝来医院看病。院长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不知道如何应对为好。幸好很快七爸闻讯，马上指示：彭德怀的问题还未明确作出结论，但对他的疾病必须重视并给予积极治疗。这样，彭德怀才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治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彭德怀曾多次要求七爸为他平反，但是七爸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