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涌现大量科技类杂志 以笔为戈科技救国

■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

　　文·唐 靖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面对强敌入侵，有识之士再次意识到“科学救国”的重要性。抗战期间，诸多科普刊物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科学家纷纷以笔为戈，为刊物撰稿，科普刊物传递国内外最新科技成就，并紧扣抗战，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爱国热情。

　　岁月流逝，那些抗战时期兴办的科普刊物早已纸页发黄，仅余少量存本。聊聊过去的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纪念抗战，缅怀烽火岁月里，科学家们试图通过科普来支援抗战的炽热之心。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

　　1932年11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南京创办了《科学世界》，它以中小学师生为主要阅读对象，以通俗有趣为特点，发表通俗文章，并配合科学演讲和展览来普及科学知识，为适应抗战需要，抗战期间，着重介绍各种军事技术和防空、防毒、防疫、救护，刊载资源调查报告等。

　　中华自然科学社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由赵宗燠、李秀峰、苏吉呈、郑集四名中央大学川籍学生发起，1927年成立于南京，其初衷是促进祖国西部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受国难刺激，该社决心献身科学救国，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抗日救亡和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上来。

　　该社发起人之一郑集，是《科学世界》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他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归来，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研究室，并兼任中央大学教授，后因战事所迫随工作单位西迁。他一生主要从事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做了不少科普工作。《科学世界》创刊后，郑集发表了诸多文章，诸如《战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到民间去》《食物与中毒(在广播电台演讲稿)》《近年来生理化学中几种最有趣味的进步》等，在普及生物化学知识的同时，他还强烈呼吁科学家承担起“科学救国”的责任，为抗战贡献己力，并以身作则，除写文章外，还常到广播电台进行演讲，传递科学知识，他是烽火年代里众多为抗战奋斗的科学家代表之一。

　　另外，在抗战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还进行了其他一些科普工作，如1942年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主要面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科技进展，1943年创办了英文刊物《科学文汇》，介绍国外科学进展，有意识地推动战时我国科技的国际交流。

　　科学化运动和《科学的中国》

　　半月刊通俗杂志《科学的中国》创刊于1933年，是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的产物。“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普遍发出了科学救国的呼声。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1932年11月，一批科学家、教育家和部分政要、名流，组织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了科学化运动。由于战势需要，该协会将国防科普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科学的中国》第八期为“国防专号”。

　　《科学的中国》以张其昀为总编，戴安邦等人为编辑，并有许多科技界人士为该刊撰稿。总编张其昀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开山大师，作为主编，他曾在创刊号上撰写《“科学”与“科学化”》来阐述科学是什么及中国为何要科学化，在同期刊发的《也来“寒暄”几句》里，他以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地阐述为何温带地区要优于热带地区、自然带的垂直及水平分布，并从方位论上来探讨中国人为何被称为中国人。

　　科学化运动协会成员吴承洛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出生于19世纪末，是著名的化学家和学会工作活动家。“九一八”事变后，尚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任职的他与人合作对烟幕、毒气进行研究，并研制出防毒面具，为国防化学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组织重要工厂西迁，组织学术团体开展活动。在动荡不安的抗战岁月，他极力推动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曾创办多种科技刊物并担任主编，积极从事科普工作，试图以科学来支援抗战，在《科学的中国》上发表了诸如《国防事业科学化纲要之拟议》《中国科学化的先决问题》等文章。“嗜好只有工作，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服务科学技术，服务祖国”，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抗战期间，他尤为如此。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肆虐蔓延，《科学的中国》暂停刊行，直到1938年1月，在湖北汉口发行了《科学的中国——战时半月刊》，作为战时特刊，它共出9期，至1938年5月停刊，《科学的中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聚焦科学与战争的《抗战科学》

　　在抗战形势极为紧张的1939—1940年，《抗战科学》在成都诞生，从1939年1月到1940年12月，共出刊20期，如其创刊号所言，《抗战科学》是战后勃发的无数刊物里极为少见的将科学与抗战联系起来的科技类月刊。它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的原则，宣传抗战中的各种科学知识，传播内容应对抗战需要，如军事科学等。

　　在力学、物理学、应用数学领域均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谈镐生曾为该刊撰稿，他自幼便爱好广泛，极具艺术才能，但在艺术与自然科学两者之间，他选择了自然科学，因为他曾说，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自然科学比艺术来得重要。在交通大学就读期间，他还积极带领同学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运动，1940年，他来到中国航空研究院工作，发明了当时空军教练中急需的“滑翔机蒙布表面张力测试仪”，解决了空军的燃眉之急。这年，他在《抗战科学》上所发表的《给有志工程的青年们》一文里，以一名过来人的身份阐述如何才能成为工程师，并热切呼唤，在抗战建国的艰难时期，国家需要能实干、苦干的工程师们，望有志于工程的青年们能勇敢奋斗。彼时已在科技界崭露头角的谈镐生，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还积极撰写或翻译国外文章，发表于《抗战科学》上。自幼家境贫寒的他明白，世道艰难之时，唯有科技，才是击败敌人的最佳武器。

　　而呼吁广大青年学习科学知识投身抗战正是《抗战科学》的最大目标，在民族危亡之际，它应运而生，《抗战科学》曾说，“祝胜利之花遍地发芽，年年岁岁开自由之花”。它存在不长，但作为一本专为突出科学与抗战关系的科普类刊物，它独特，所以不应被遗忘。

　　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的《科学与技术》

　　《科学与技术》是官方主办的科普杂志，创刊于1943年，具体停刊时间不详，它凸显了战时政府对科技的重视，意义重大，主办单位为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它于1942年在重庆成立，是军政部为动员全国科学家积极参加抗战、推进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设。

　　在《科学与技术》的创刊号上，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发表了悬赏文章，悬赏100万元巨款征求10项科学发明，引起了极为重大的反响。战时的特殊情况决定了需求，也从侧面表明，他们所主办的《科学与技术》着重普及国防科学，以提升国防科学为目标。

　　文理兼通奇才顾毓琇曾为该刊撰稿，在1943年发表的《今后的理工教育》长文中，他从对我国以往理工教育的检讨及今后理工教育的趋向两大方面来探讨我国的理工教育。在他看来，中国国防建设必须和科学技术结下姻缘，而基本工作应当以理工教育为主题。在文末，他强烈呼吁已有科学成就的人能继续奋斗，尚未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能勇敢地走入科学与技术之门，我国的国防建设道途险阻，但科学工作者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艰难。

　　著名电信专家赵曾珏亦为该刊撰写过不少文章，他在《科学与技术》上发表了诸如《抗战以来之科学进展》《要科学化必须要数学化》《国防与交通》等。在《国防与交通》(该文发表于1944年第1卷第5期“国防交通专号”上)一文中，他从铁道、公路、邮电、航空、水运、驿运这几种交通运输方式来分析阐述我国的交通网，并呼吁大家摒弃侧重发展自己所在行业的偏见，以构建全国大交通网帮助国家建立坚强国防后盾为目标，相互帮助，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抗战后，他被交通部任命为电政第3区特派员，兼任浙江省电话局局长，1943年又担任交通部邮电司司长，对我国抗战期间的邮电事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呼吁，是他个人对我国交通建设唯一的目标，也是战时科学家们的心声。

　　上述几种科普杂志，代表着战时大量涌现的科技类杂志，限于篇幅，笔者难详述，它们基本上都已成为了历史，却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科学中国化，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记得，在度日维艰的抗战岁月里，曾有一群科学家，在为科技事业奋斗时，还曾以一批杂志为阵地，笔耕不缀，慷慨陈词，以一颗科技救国之心，来挽救民族危亡。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