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任北平市长何其巩:曾为和平解放北平做贡献

▲何其巩（左二）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左三）等人

▲中国大学建校时旧址

　　何其巩，字克之，1899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南乡镇。他自幼随做塾师的父亲入塾读书，后就读于桐城中学、江淮大学政法系。1919年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因参加“五四运动”，领导学运，被校方除名，遂到芜湖办乡村农场。为了谋生，还做过教师和记者。

　　1921年，何其巩北上投军，在张家口加入冯玉祥部队，任旅部上士文书。1925年，急于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情况的冯玉祥，派何其巩去苏联留学。何一年后回国，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介绍加入国民党。1926年夏，冯玉祥又亲自带领何其巩等人赴苏联考察政治。1927年春，国民联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何其巩任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政府顾问。

　　何其巩何许人？今天的读者知道的可能已经不多。概而言之，他是抗日爱国的西北军将领、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民国首任北平市长。在平津战役的关键时刻，他力劝傅作义“不要做民族罪人”，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贡献。因此，他是历史不该遗忘的人。

　　身居高位

　　1928年6月，冯玉祥举荐何其巩，何成为民国首任北平市长。1931年夏，何其巩在上海被委任为全国财政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应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之邀，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33年5月3日，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蒋介石任命其盟兄、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何其巩被任命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引发了何其巩对宪法和国体问题的思考。1934年9月，他在平津各报发表《宪草评议》，指出国民党拟定国体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是“不伦不类”，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在宦海浮沉中，何其巩目睹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导致大片国土沦丧，对当局越来越失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又让他感受到民众的力量。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更使他受到鼓舞，转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教育救国

　　1936年夏，何其巩担任中大代理校长。在中大主持工作期间，他借鉴当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倡导“讲习自由”，学术气氛日渐活跃。他还积极支持进步教授和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划出五间校舍作为学生会办公场所，并供给油印机、笔墨纸张等宣传用品，允许北平市学联迁入中大办公。时任中大中共党支部书记的任仲夷后来回忆说：“中大就像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一样，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活动中心。”

　　1937年7月30日，北平沦陷，大批高校迁往西南。曾在中国大学任过教授的杨秀峰向何其巩转达中共中央意见，建议中大在北平继续办下去，何留在沦陷区为人民做些工作，何表示“义不容辞”。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来电指定中大留在北平继续办学，“作造就沦陷区青年遣往内地之枢纽，并作为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之机关。”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度中断对中大的资助，中大在经济上陷于困境。日伪教育部门乘机几度要送经费给中大，均遭何其巩回绝。全校爱国师生团结在何校长周围，共度时艰。

　　1938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领导下的北平联络局秘密联系何其巩，组织“北方救国会”，由何牵头并出面联系不少上层人士加入。

　　北方救国会成立后，在输送大学毕业生和面临危险的爱国师生去大后方或抗日根据地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该会成员通过各种关系，了解和掌握日伪、伪伪之间的矛盾以及汉奸思想动向，为我所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对北平的统治更加严酷。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校长司徒雷登遭拘捕。燕大学子失去了校园，纷纷转入中国大学“借读”，燕大不少教师也转入中大工作。北方救国会也遭到严重破坏，秘书长张靖及不少会员被捕。1944年4月5日（清明节）晚上，何其巩在北池子住宅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在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监狱。何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绝一切审问，断然绝食五日。慑于何其巩的名望和社会影响，日方只得在第六天将其释放。

　　1946年暑假期间，中大国民党右派势力鼓动学生包围何其巩的住宅，声言何如果不下台就要打砸抢。中统系又收买蒙蔽了三青团夏令营数百名学生，乘数辆大卡车从颐和园赶到北池子团团围住何宅，在大门和院墙刷满了“打倒何其巩”、“迎接王正廷”的标语，用武力夺取了中大。何其巩从1936年至1946年，出任中大代理校长、校长达十年之久，其中八年是在沦陷区办学，备尝艰辛，力匡危局，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可贵贡献。

　　千秋功过

　　北平沦陷期间，日军格外看重困居北平什锦花园家中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大特务土肥原亲自出马，贿买吴妻张佩兰，企图内外夹攻，迫吴就范。蒋介石获知这一消息，特嘱陈立夫致电何其巩对吴进行劝阻。当时吴宅处在日特严密监视之下，何其巩几经周折，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与吴见了面。一番恳谈之后，吴坚决表示，决不为日寇利用，背叛祖国。何将结果电复陈立夫转告蒋介石。这是何其巩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做的一件好事。

　　日本投降前夕，何其巩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将北方救国会秘书长张靖保释出狱。日本投降后，何其巩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北平代表，其职权相当于华北地区的最高当局。中共北平联络局联络人张靖向何提出要求，请其释放全部在押的中共人员，并资助路费使这些人平安回家。与此同时，何其巩也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共产党人一律不得释放。何其巩在两难之中经过思索后，决定释放全体在押抗日人员。命令下达后，监狱长进行了抵制。他毅然亲笔写下手令，指示将北平监狱关押的全体抗日人员数百人统统释放，内有中共党员九十余人。这一行动公然违背了蒋介石的旨意，后果可想而知。何其巩上任不到两个月，其办事处便予以撤销，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主任，接替了何的职务。

　　1949年1月2日，北平解放前夕，何其巩将亲笔书写的条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赠给傅作义。他对傅作义说：“我们一道北伐，攻克平津，长城抗日，多少旧日同胞罹难殉国。北平这座古都、这么多古建筑，能够完整保存到现在，多么不容易！将军一世磊落，希望你流芳千古，不要做民族罪人。”他建议组建谈判代表团并开始联系谈判，傅作义接受了这一建议。北平和平解放，何其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军事管制委员会丰台接管组张靖特地向军管会最高负责人提交了一份关于何其巩情况的报告，内中详细叙述了何的历史和功过，报告最后提议在必要时安排何其巩拜会毛泽东主席。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成为历史的遗憾。

　　1954年秋，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的齐燕铭，向何其巩转达周恩来总理意见，希望他参加第二届全国政协工作。此时何已身患重病，不能工作。翌年10月17日，何其巩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六岁。（刘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