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主编”兼“校对”系乾隆、嘉庆

　　法制晚报——（陈隽情）昨天，被称为“晒家底”的“石渠宝笈特展”在北京故宫开幕。诸多国宝级展品揭开神秘面纱，此次展出的书画文物规格之高、一级品之多，在故宫博物院乃至中国博物馆界都极为难得，如东晋顾恺之的《列女图》(宋摹本)、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皆在列。关于名画名作或许你已有所了解，但是关于“石渠宝笈”的这些事儿，去看展览之前你有必要知道。

　　《石渠宝笈》

　　皇帝墨迹必收其中

　　乾隆皇帝喜欢标榜自己爱文化、爱收藏、对古代文化敬仰可是出了名。一部《石渠宝笈》便是明证。“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皇帝便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

　　公元1744年，岁在甲子，二月初十，极为平常的一天，据《清高录·高宗纯皇帝》卷记载来看，乾隆皇帝与往常一样先去皇太后处问安，回宫后开始处理日常政务。但在中国书画收藏历史上，这一天却并不平凡，因为就在此日，乾隆朝对宫廷书画收藏的大规模整理拉开了大幕，这一切始于一道上谕：

　　三朝御笔，藏之金匮者，焜煌典重，实为超越前古。……又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籍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两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处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编》是在《二编》的基础上继续编辑、整理，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完成。《石渠宝笈》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对于后世研究中国古代书画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

　　编入《石渠宝笈》的书画作品主要分为四部分：首先是所谓“三朝御笔”，即顺治、康熙、雍正所遗留的墨迹，其次是皇宫内府所收藏的历代书画，三是乾隆自己从少年时开始创作的书画作品，最后则是臣工多“经进书画”。

　　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到底是何用意呢？上谕的最后几句是“朕于清闲之余，偶一批阅，悦研虑，左图右史，古人岂远哉？”可见，其真正用意说穿了就是为了皇帝本人欣赏，而皇帝这种对书画的欣赏又不同于一般人，所以才有最后两句远比古人的理由。其实皇室组织人力编纂书画巨制早已有之，最典型的就是北宋徽宗在位时所下令编制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

　　史上最大牌“主编”兼“校对”——乾隆、嘉庆

　　在目前留存的《石渠宝笈》初、续编和三编中，仅仅留下了参与编写、校对的臣工的姓名。那么，乾隆皇帝有没有参与著录的编写呢？

　　在北京故宫现存的《石渠宝笈》初编编写时残存的数十册底本中有下面几则资料：

　　“二月廿三日，上发养心殿国朝人书画四卷，先行办理，将来办养心殿书画时归入上等。”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谨奏，臣等办理《石渠宝笈》，所有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三处书画俱以誊写草本进呈御览。其御书房书画草本亦已办完，俟清时再行进程。”

　　由此可以看出，《石渠宝笈》一书收录哪些书画、编入哪个宫殿，定为上等或次等，最后的审阅、定稿，皆需秉承皇帝旨意。

　　在乾隆皇帝诗文集中有一首《养心殿晚坐》谈到了《石渠宝笈》续编的编写：“宫殿节临热，今朝了不炎。岂非当夏令，幸以泽优沾。有暇较书画……”。在此首诗中，皇帝说的很轻松，“偶为评鉴，几暇怡情”，《石渠宝笈》续编的编写主要就是词臣的事情，皇帝并没有参与。

　　然而，《石渠宝笈》续编中一则题记的出现，却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据《明初人书画合璧册》的后幅题跋记载，当时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的一个词臣谈到“每卷呈请（皇帝）指示”，皇帝发现了此册中画法与诗题跋与册页中原来署款（五代）赵榦时代不符，敕令词臣考证，词臣经过一个月的研究，终于证实了皇帝的判断。从这段题跋来看，乾隆皇帝在续编编书时，对每卷都要审阅，而且还不时纠正其中的错误。

　　看来，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编写时，均以天子之威亲自审定书画著录的每一册（卷），承担了“主编”的职责。

　　乾隆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书画痴”，那么，嘉庆皇帝是否参与了《石渠宝笈》三编的工作呢？

　　据《清实录》载，在《石渠宝笈》三编装潢成书后，嘉庆皇帝对此书逐册进行了详细审阅，发现了错误多处，并不时对书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嘉庆在阅至第二十函第一册时，发现“恭载高宗纯皇帝”庙号中的“帝”字脱落，把皇帝庙号写错当然非寻常错误可比，“不可不加以惩处。……无庸交部议处，著即革职回籍”。可见嘉庆帝实际上也干了总校对、审核等类似“主编”的工作。

　　进献康熙帝 竟也有假画

　　最初的清宫书画藏品大多来自明代宫廷收藏。顺治帝时，对宫廷藏品尚未重视，从史料记载可知顺治帝曾将大内藏品赐予臣下以示恩宠。到康熙帝，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康熙帝终身勤学，对书法尤其喜爱，臣下纷纷向大内进献古人书画，博取欢心。但也不乏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卒后谥“文敏”） 的书法作品成为赝品的“高发区”：“时下极重董文敏书，究竟购入内府者，皆阊门专诸巷陈纯仲书，非文敏也。曾见闽中督抚门报，大书‘假写董字陈某进见’，不觉为之喷饭。”

　　更有像高士奇这样明目张胆进献假画的胆大妄为之徒。其所著《江村书画目》，书中不但记录所购书画价格，且将其分为九类：“曰进，曰送，曰无跋藏玩，曰无跋收藏，曰永存秘玩，曰自题上等，曰自题中等，曰自怡，而董文敏真迹别为类附焉”，前两类都注明赝品，价格低廉，所谓“进”即进献康熙者。

　　除此之外，清宫藏品的相当部分来自清初本朝的私人收藏，最明显的标记即藏家所钤私人印章。

　　私人藏品一旦进宫就不可避免地被盖上官方标志。乾隆有一特大爱好就是喜欢在古代名家名作上题写跋文，有些作品一跋再跋甚至多跋，同时还把他那1800多枚图章投在了那些作品仅有的空白处。书画艺术最讲空间上的虚实变化，追求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作品意境，可乾隆却把“跑马地”题满了长跋钤满了图章，这不能不说是对作品艺术性的“破坏”。清代内府藏品多钤有皇家收藏印，一般说，入选《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的上等书画钤六玺，即“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乾隆鉴赏”（圆形）、“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以及收藏殿所。次等书画钤三玺，即“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及收藏殿所。

　　乾隆打眼 真迹有了“跑马地”

　　现在，研究内府印的钤盖方式，已经是鉴定宫廷书画的重要手段。然而无论书画上有多少跋、钤加多少印章，只是鉴别清宫藏画的一方面证据，并不能代替书画本身的鉴定，因为即使清宫藏书画，也有赝品，而有些赝品正是乾隆亲自收藏的，比如他对黄公望真迹《富春山居图》的鉴定就是一个乌龙，实则也是一个万幸的际遇，“不太识货”的乾隆把一幅明末临摹的《子明卷》定为真品，真品自然受到冤枉，仅被视做有价值的赝品花费2000金购入留在宫中以示警戒，“概以二千金留之，余因之有深警也”。《子明卷》被他题了50多处跋文，留白处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逼仄得让人呼吸紧张。黄公望的真迹则“乐得清静”，再次躲过一劫！

　　此次在武英殿东配殿还展出不少古代的书画高仿品，这些作品都成功骗过了乾隆，被收入《石渠宝笈》，其中明代书法家王宠的两册仿作就曾是乾隆最爱。不过来看石渠宝笈特展的观众，可以在旁边展柜就看到王宠的真迹。“火眼金睛”的读者可以去一探究竟了！

　　文/陈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