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遗孤王林起:日本和中国是我的两个祖国

　　陈援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战争遗孤王林起没有申请回国。原因是他说不清自己在日本的情况了。

　　直到8年以后，他想起了中国养父的遗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才去和日本驻华使领馆联系确认身份。

　　经历两年的时间，日本使领馆居然找到了他在日本的户籍档案。临行前，养母握着他的手说：“你对我们家的义务已尽完了，放心走吧，不用回来了。”林起明确地告诉养母：“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故乡、童年和母亲

　　1935年8月20日清晨，一个男孩子出生在日本山形县东置赐郡高畠盯和田村一个普通农户的家里。

　　这孩子是渡部家独子延雄的长子，取名宏一。在宏一幼时的记忆中，父亲时常不在家，是母亲白石贞带着他在外祖父母家长大。

　　外祖父家的老祖宅高大宽敞，大厅堂的中间有个炭火池。白天用它烧水煮饭。冬天的夜晚，一家人都围在火池四周而睡。年龄比宏一大一些还在上学的小姨们，夏天就带宏一到山脚下，在小河边搭起尖顶的草篷，那是宏一记忆中的“夏令营”——在稻田边抓蚂蚱，做成带酱甜味的小菜拌饭吃；夕阳下山后，小姨们燃起篝火，支上小锅做酱汤，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嬉闹边吃晚餐。夜深了，数不清的小萤火虫，在周围飞来飞去。潺潺的流水声，幽幽的青草香……飞舞的萤火虫和夜幕上的星星，小宏一的眼睛看得蒙眬了，渐渐进入梦乡。和田村有一个小小的电影院。母亲曾带他去看过黑白片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关上灯，屋里的白墙上，就出现了会动来动去的怪影子，看得小宏一目瞪口呆。

　　小娃娃对母亲的记忆，永远是儿时印象最深的片段。宏一记忆的都是在故乡和生母密切相关的“碎片”：

　　母亲总是拉着他的小手，带他参加三月三“女儿节”，看化装成古人的小美女；参加五月五“男儿节”，看风中飘舞的鲤鱼旗；从塞满冰块的桶中舀出一球冰激凌，他甜美地吃着；在男女同浴的温泉中洗澡；到波涛的大海边看大船、抓海蟹；还有在村里读过小学的母亲教他读平假名的字符，让他在幼儿时就能读懂了《桃太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童话图书……

　　小宏一那清贫但是无忧无虑的童年是金色的，小宏一对生母的记忆是那么亲切。

　　2 “开拓团”生活

　　1940年的秋末，宏一的父母忙着收拾东西，外祖父一家人的眼神有些异样。入冬之前，父母带领着宏一和弟弟骏、妹妹登美子，告别了外祖父母一家人，开始了苦难的历程。旅途的终点是黑龙江牡丹江市以北的龙爪火车站。后来宏一从母亲口中知道：是父亲听信了政府的宣传，要到一个叫“满洲国”的地方，参加“开拓团”，开荒种地。一心想让家里人生活好一些的父亲，没有听外公家人的劝告，报了名。

　　来到这里，留在宏一记忆之中的，只有冬春的荒原草甸，夏秋的汹涌洪水，还有冬季频繁听到的狼嚎声。记忆中还有农忙时，家里请了一位当地中国农民做雇工。因为不通语言，家人和雇工只能比划着交流。父母时常避开“开拓团”里其他日本人家的耳目，送给雇工一些粮食毛巾肥皂。这位雇工也送过宏一和骏每人一双做工精致大小合适的布鞋，还拿过一包食物请宏一一家人吃。那是宏一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饺子。以至于几十年来，每逢吃饺子时，他都会想起这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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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历程

　　1945年一开始，“开拓团”里弥漫着忧郁的气氛。军方要征兵了，小村子被派了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就落到宏一父亲的头上。父亲走后仅来过一封信，从此杳无音讯，至今在日本仍属于失踪人员。父亲留给宏一的，只有两件“遗物”：一件是宏一年逾70才在姨妈处拿到的一张父母带他和弟弟拍的照片；再一个就是上二年级时正逢雨季发水，宏一摔伤了膝盖，是父亲翻越高岗，蹚水把他背回了家。他腿上的疤痕，已经成为了怀念父恩的“标志物”了。

　　8月初的一天，夜里苏军飞机来空袭了。第三天后半夜，邻居新野叔叔叫起宏一家人说：“黎明就要开始逃难了，赶快做准备！”大家慌作一团。已经没有了南下的列车，无奈的各家，只能用自己的车马，带上生活必需品，仓促南逃。宏一的母亲套好牛车，把被褥、粮食和其它必需品装上车，带领4个孩子，离开了曾经寄托梦想的“家”，含泪加入逃难的行列。

　　两百多人仓促逃难的群体，是个怎样的队伍？拉家带口，携老扶幼，边走边向后张望，要摆脱传说中追上来的苏军部队，得在林子中穿行，只好丢弃了车辆和较重的物品。不时传来零星枪炮声，各种流言，使人们更加惶恐。雨季中河水暴涨，过河时只能靠一条绑在两岸树根上的细铁链子。大人们要往返几次，扛着行李、托举着孩子，牵着牲口，护送着一家人过去。宏一的母亲背着小弟弟秀策，一手抓住铁链，另一手拉着宏一，过到河的中心处，水漫过了宏一的肩部，他身子悬空，感觉要被水吞没了，幸亏母亲拼命拽住他的手腕，扛住了急流，他才与死神擦肩而过。

　　邻居丹野家两岁的小幸子，在一天下午饿死了，那是宏一第一次直面熟人的死亡。为了觅食，有的大人闯进了俄罗斯人的住宅，回来说看到好几具被日本兵杀害的尸体。大人们还说，最怕的是遇到日本军队，传闻说已有“开拓团”的居民被日本兵集体枪杀或被逼迫自杀。为了充饥，人们不得不杀食宝贵的马牛。宏一家交出了那头他最心爱的大牛。大牛拼命挣扎哀号的情景和大牛那双绝望的眼神，让他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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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烙印

　　倒是遇到中国民间武装人员后，他们才有了一线生机——没有被打骂，也没受到明显的歧视和侮辱。而最令他们感激不尽的是有了食物。在确认是难民之后，他们被转交给专门处理日本难民的收容所。难民们用身上的钱和一切可以交换的东西，和当地人换食物。宏一母亲为了买食物花光所有藏在身上的存钱，最后不得不用仅剩下的一床棉被，换了两个玉米面贴饼子给孩子们充饥。

　　难民乘运货列车辗转到了新京市（长春），住进一所小学校里。孩子们在附近走动时，宏一发现妹妹登美子突然不见了，不知是走失了还是被人拐走。母亲和家人连续找了几天毫无结果，可怜的登美子就这样消失了。

　　祸不单行，几日后发生了这一家人无法想像的一件事：清晨一睁眼，住所里空空荡荡无声无息，只剩下宏一一家人了。也许是在逃难人群里，这样一个妇女领着4个孩子，成了集体行动的累赘，不得不甩掉。当人们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可能某些人必须做出牺牲。这个平民之家，因为侵略战争成为“牺牲者”。这在宏一幼年的心灵里投下巨大阴影。

　　11月初，宏一母亲带领3个孩子，混入南下的难民群，又乘载货列车来到奉天市（沈阳）。初冬的寒气袭人，他们进入到南站附近一个日本学校改做的难民所。没有取暖设备又没有冬衣的难民们，分成几堆蜷缩在—起。这里的待遇很差，偶尔才提供点稀粥，也没有医疗服务。难民在寒冷、饥饿、疾病中呻吟、挣扎着活命。几乎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门外。在这样地狱般的处境里，母亲仍然支撑着病弱的身子外出，到日本人住宅区讨要点食物，分给孩子们，而她只是象征性地尝尝而已。宏一因为痢疾，瘦成皮包骨，浑身无力。

　　一天半夜，一个闯入者来骚扰母亲，宏一见状大喊，秀策也大哭起来，那个人竟然用手持刺刀刺向母亲腹部后离去。几天后的下午，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忽然睁开眼睛，嘴唇在动，宏一立刻伸过头去听，勉强听到：“宏—，你……”母亲就停止了呼吸。她脸色蜡黄，颧骨突出，眼眶塌下，爬满虱子的黑发犹如染上白霜，她的身下，渗出一片黑色的血迹……在蒙眬的视线里，弟弟骏睁大眼睛在盯着他，似乎在问哥哥该怎么办。秀策还依偎在母亲身旁，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宏一瞬间进入了无意识状态，想哭又哭不出来。待有人来把母亲抬出门外时，他才双手抓挠着大哭起来。自从开始逃难以来，母亲费尽她全部气力，想带领孩子们赶往她心目中的安全地带。为了实现回到日本的梦想，她把能换的东西全都换成给孩子吃的食物，把自己的衣服披在孩子们身上，讨要来的食物几乎全分给孩子们，自己受冻挨饿。可她还是被罪恶的战争夺去了年仅三十几岁的生命。被饥饿和痢疾折磨得自身难保的宏一，甚至无力爬起来跟着去埋葬地，他至今也不知母亲的亡灵飘泊在何方。

　　失去母亲的10岁的宏一，看着身旁两个需要照顾的弟弟，抑制住了自绝的念头。当宏一还在沉寂于失去母亲的悲痛之际，认领难民孩子的人群里，一个穿着韩式制服的男子，趁宏一没注意，突然双手抓起了小弟弟秀策。宏一使出全身力气站起来呼喊求助，但他病弱之躯无力争夺，让骏去追也没追上，眼看秀策哭叫着远去。此后的多年，每见到“秀”字，他就想起幼小的秀策，觉得对不起弟弟，对不起父母亲。但是他更诅咒这场给人类，尤其是给无辜平民百姓带来苦难的侵略战争，诅咒发起侵略战争的战犯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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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父母

　　就在这对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兄弟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身穿黑棉袄的中国男人来到面前，带着小哥俩踏上了归家之路。

　　男人领他们来到一个大院子里，领养了骏；另一个壮实男人，领养了宏一。宏一怀着万分感激之情进到屋里。一位身材不高的年轻主妇，正边做饭边照料一个牙牙学语的女婴。次日下午，宏一被带到街里的浴池洗澡，又换上了女主人连夜缝制出的崭新的棉衣棉裤，体验到从地狱到天堂般的巨变。

　　领养宏一的人叫王殿臣，是河北景县贾吕村人。他很耐心地教宏一说话写字。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微笑着打量宏一，又小声和主人商谈之后宣布：“你的名字叫王林起，王殿臣是你爸爸，贾凤朝就是你娘。”从此他就有了中国的父母，成为王家的成员，有了中国名字和户口，新中国成立后也自然有了中国国籍。多年后他才得知，那人是算命先生，按照中国传统命理，“算出”王家五行缺木，所以少了男丁。而这个领养来的遗孤，是王氏家族中到来的第一个男孩儿，所以被命名为“林起”。说来也巧，在林起之后，老王家出生了以“林”字排序的近十个男孩。虽是养子，但养父母待林起视如己出，给了他家庭和家族老大的待遇。

　　弟弟骏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福气。春节后的一个早晨，他突然死亡。裹在席子里的遗体，被放置在大门洞里。骏的离去让林起痛苦万分。可恶的侵华战争，让他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弟弟妹妹，失去了家，失去了一切，最终变为渡部家的孤儿。

　　1948年秋天，林起一家人来到北平，在丰台正阳大街安顿下来。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上了小学的林起，成为第一批少先队队员，后来还戴上“三道杠”，成了大队旗手。

　　1953年夏天，18岁的林起在小学毕业会考中考了第一名。他想为家庭分忧，及早参加工作。老师到家里做工作，父母坚决支持，让他到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继续求学。1957年夏，林起经过十几天腹痛治疗无效，突然疼痛难忍。父亲立刻背起他跑向二百米开外的公交车站去了医院。诊断是阑尾炎转重症腹膜炎，做了三次手术。父亲歇业守护他。这是中国父母又一次挽救他的生命。看病的费用花去了家中积蓄的三分之二，林起擅自决定弃学就业。

　　他成了筹建中的北京汽轮机厂的一名磨工，见证参与了这个国家重点发电设备制造厂的建设和发展。后来，这个厂并入了北京重型电机厂。在厂里决定自制大型机床时，王林起承担了12米龙门刨床的大部件加工任务。他在这个厂一直干到退休。

　　1960年12月7日夜，正在车间上夜班的王林起接到值班员通知，他的养父突然过世了。极度悲痛的王林起和弟弟妹妹们一起料理了养父的后事。事毕，他想起几天前养父罕见地用老家方言和他说的话：“我挺想到你日本老家看看，可说不定去不成了。没能供你上大学，挺对不住你的。”这应当是养父对他的叮嘱吧？一个是学习成才，一个是回乡寻根。

　　6

　　回乡之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很多日本战争遗孤，都通过外交途径回到日本。王林起却没动念头。因为他早已说不清自己在日本的情况了。

　　几年以后，还是老同学吴树仁提醒他，应当完成养父的遗愿。他用汉字给和田村村长写了一封信。回信是日文。技术科长但功溥请人帮忙翻译了。信中告诉他祖父和外祖父家都有健在的亲戚，可以直接与他们通信联系。于是他分别给姑母和姨母们写信。几经周折，他先后收到姑母和三位姨母的信。大姨母和玲子表妹还在信封里放进一万日元，让他给养母买礼物。收到隔海的敬意，养母很高兴。这使得早已决心不回日本的王林起，产生了不能拒绝长辈亲人的愿望，有了去日本探亲的念头。

　　历经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两年后，他办妥了一切手续，可以成行了。临行前，养母握着他的手说：“你对我们家的义务已尽完了，放心走吧，不用回来了。”林起明确地告诉养母：“我一定会回来的。”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厂长孙济民和党委书记周鹤良特批按出国人员待遇，给王林起按公派出国的标准，发放了五百元的置装费。周鹤良说：“一个深受侵华战争之害的日本遗孤，一个在北重厂工作多年的中国公民，置办新装是为了中国人的脸面。”

　　1981年5月20日上午，家人、单位领导和很多同事朋友，到机场为他送行。

　　在日本，王林起回到他出生的小山村。时光流逝，社会发展，很多地方变化了，但老屋、山川河流依然没有变。他渐渐地找回了5岁以前在这里生活的碎片，也想起了日语和日文，甚至想起来母亲背着他时唱的童谣：“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来到山里/来到田里/也来到原野里。 花开了/花开了/开到山里/开到田里/也开到原野里……”他传奇般地回忆起在生母身边的很多情景。这在日本遗孤中很少见。为此，他受到日本媒体的关注和政界经济界人士的重视。“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认识的只限于周围一些人；到了日本，我倒成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了。为此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民间信使，为中日工业技术界沟通信息。还要为遗孤和他们的中方养父母呼吁。”

　　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他毅然回到北京，回到他中国妈妈的身边。令他惊讶的是：回来后，人事劳资部门照发了他赴日期间的全部基本工资。

　　此后，王林起在多次回故乡看望亲友的同时，对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也尽了个人的力量。他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希望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向救助养育了日本孤儿的中国养父母表示感谢，并给予一定的补偿。2011年，时任日本驻华大使的丹羽宇一郎先生曾为在京的4位“遗孤”家庭举办午餐会，王林起又向大使当面提出了这个心愿。大使先后到山东、东北等地走访了养父母和家属们。2011年6月1日，丹羽大使在日本使馆举行仪式，向在京遗孤的几位养父母致谢。丹羽大使鞠躬施礼，亲手把日本政府的感谢状呈交给王林起的中国妈妈贾凤朝。年逾90岁、因脑血栓丧失语言功能的养母高兴地笑了。次日，中国的《环球新闻网》、日本《东京新闻》等报道了此事。

　　日本遗孤渡部宏一在短期内神奇地从记忆中搜寻出童年的线索，终于找回自己出生的故土，被日本多家媒体称为具有“传奇色彩”。这也感动了王林起在中国的老朋友们，大家都建议他写书。不是为了他和日本的亲人，而是用他亲历的战争苦难和一个遗孤在新中国的生活，告诉人们：法西斯战争的受害者，不仅仅是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侵略者本国的人民，也深受其害。

　　历时一年，几易其稿，最近，王林起和一些老同事小聚，他宣布：“《我在中国的75年——二战日本遗孤自述》，已经和西苑出版社签约，即将正式出版。这是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两个母亲——生养我的日本母亲和养育我的中国母亲。日本和中国，永远是我心中的两个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