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广东文化业直接损失1248万 图书占八成

　　国立中山大学抗战时期抗日先锋队的合影

　　（图片来自《巍巍中山——中山大学校史图集》。）

　　国立中山大学抗战时期抗日先锋队的合影

　　（图片来自《巍巍中山——中山大学校史图集》。）

　　羊城晚报记者 王田歌

　　{夏日清晨，走在中山大学校园里，四处可见夹着书的年轻学生，他们中少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炮火横飞的羊城，近百万册藏书曾毁于一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广东是重灾区之一，除了重大人口伤亡和经济损失外，广东的文化亦遭受重创。日军大肆抢掠、烧毁广东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设施。据广东省抗战损失调研课题组的统计，抗战时期广东省文化业（包括图书、文物、古迹等）直接损失1248万国币元，其中图书损失占八成以上。

　　8年抗战中，为抢救文献，广东各高校均派出专人负责图书迁移，在战乱中努力留存这些脆弱而宝贵的文化财产。

　　日军轰炸，三高校35万册图书被毁

　　1937年8月开始，日军对广州进行了持续14个月的狂轰滥炸，教育机构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又以国立中山大学损失最惨重，大量藏书或被毁、或遗失。

　　据中山大学档案馆提供的资料，1937年到1938年，中山大学石牌校本部和文明路校区被日军飞机多次轰炸。1938年10月，中大在广州沦陷前夕仓促迁校，先后定址云南澄江和广东坪石。原校址石牌校园一度沦为日军的司令部，近20万册来不及转移的图书落入敌手，坪石校区沦陷后又损失大量图书。

　　“战前中大图书馆的规模位居全国第二，大约有37万册图书，抗战中损失了一大半。”现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程焕文告诉记者，整个抗战期间，中大图书馆损失图书杂志共计超过26万册。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中山大学财产损失数额居全国各公私立大学之首。

　　据战后统计，除中山大学以外，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万册，战时损失近5万册，广州大学图书馆则损失藏书4万册，三所高校共有35万册图书毁于一旦。

　　组织抢运，199箱贵重藏书转移香港

　　战火绵延的岁月里，无数人奔走逃难，物资极度短缺，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刻，仍有一批人不顾个人安危，以抢救珍贵的文化财产。回忆往事，程焕文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世界上有人以书为生命，中大图书馆的老馆长杜定友就是这么一个人。”

　　程焕文说，虽然损失巨大，中大图书馆在抗战中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得以保存，与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杜定友等人的舍命保护密不可分：战前积极组织转存抢运图书，战中主动征集文献服务读者，战后奋力追讨失散文献，守职护书，鞠躬尽瘁。

　　1937年9月，在中大遭受了第二次轰炸后，文献转移已迫在眉睫。杜定友带领全馆职员，将图书馆藏书迁移至新建工程馆地下室，以避日机轰炸。1938年1月，杜定友将图书馆的2万余册古籍善本和地方志、3万余件碑帖拓片、医学珍贵图书杂志等贵重藏书装成199箱，从广州转移到香港九龙仓寄存。

　　程焕文告诉记者，九龙仓是码头货仓，最初这批藏书本应由九龙仓附近的某图书馆看管，但由于兵荒马乱，藏书没能送到图书馆，只好暂放九龙仓之中，谁料这一放就是近十年。

　　贵重藏书转存至香港后，杜定友曾给弟弟写过一封信，信中称“现馆中贵重图书，已装箱移存安全地点。他日能保存于万一，以留国粹，则幸甚矣！”谁也不曾料到，这只是杜定友抢运图书的开始。

　　中大西迁，警报声中拆桌做箱运书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广州告急，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当时中大图书馆有近30万册图书，需要1200个木箱才能装完，可校方仅批准了200元木箱费，只能买67个木箱。

　　杜定友果断指挥所有图书馆职工把书架、桌子、黑板改做木箱。时间仓促、警报频响，职工们连夜赶工，5天内装出211箱共5万多册图书。随后，杜定友请求先运走图书，又请求将留校图书16万册用水泥木石封存于地下室，却均被校方拒绝。

　　1938年10月19日，日军已接近广州外围，城内枪声一片。杜定友设法雇车将全部装箱图书和图书馆员工运至广州河南新基码头，学校已雇好5条大船和1条用于拖船的电船，但电船在关键时刻却偷偷溜了。

　　杜定友立即派人分头寻找，直到第二天凌晨1时半才找回所租电船，但随船而来的军官称要用来押解军火粮食，杜定友与军官发生激烈争执，军官拔枪威胁，杜定友说：“你要打死我，就先打死船上的291人，因为他们如果今晚走不了，明早还是死在敌人的枪下”。后来杜定友取出妻子的私蓄500元给电船司机，让其同时拖走6条船，才打破僵局。

　　1939年的除夕夜，中大教工245人、学生1736人到达云南澄江。图书馆员工一到即开箱取书，把书箱改作、桌椅，向师生开放。杜定友甚至专门设计了一种手提式巡回书箱，一面放书，一面放杂志和台面板，用于在乡村办巡回书库，被称为“图书馆木箱化”。

　　抵达澄江不足一年，中大又决定迁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共有777箱图书从澄江起运。由于路途艰辛且缺乏交通工具，藏书未能全数运到坪石，近3万册滞留澄江，抗战胜利后才辗转回到广州。

　　程焕文介绍，坪石时期虽然条件艰苦，但由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经费和外界援助，成为中大图书馆藏书增长最快的阶段。好景不长，1945年1月，坪石也陷入日军之手，中大图书馆曾对图书损失进行统计，共损失有6万多册藏书。

　　根据《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抗战前30多万册藏书经过连年迁徙，散落各处，复员广州后，仅存图书4万5千册。

　　抗战胜利，多方追查失散文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定友立志要在3年内将中大图书馆恢复到抗战前30万册的水平。

　　刚回到广州市，市面上图书论斤卖，每斤不过三四十元，但校方已停薪七八个月，杜定友实在拿不出钱来。1946年1月，杜定友得知连新路有私人持有大量中山大学图书，通过协商，最终收回图书3355册。随后，中大图书馆又陆陆续续接收伪广东大学所藏中山大学图书、东亚研究会的图书2万多册。

　　而曾经存放于香港九龙货仓的图书，自太平洋战争事发后尽陷敌手，不知所终。1946年1月，香港永源货仓发现图书171箱，书中印有中大图书馆印章，这正是当年存放在九龙仓的图书。杜定友听说后惊喜若狂，广东省与香港交涉，杜定友亲自前往“接图书回家”，最后，超过3万5千册图书回到广州。

　　通过多方征集、接收，到1946年4月18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达到约12万册，恢复到在坪石时的数量。

　　程焕文介绍，时至今日，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已经超过600万。和平年代的学子们，或许不知道12万册图书变作600万册后的故事。“这都是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图书，人与书共存亡，如果没有前人的努力，中大的学术命脉就不存在。中大在抗战中抢救藏书的故事，在全国都称得上是最感人的。”

　　特写

　　背20斤重书逃难　辗转70年后归还

　　“关于抗战时期广东藏书，还有个插曲。”

　　程焕文告诉记者，2013年，中大图书馆曾迎回5本迟到70年的书。原来1944年夏天，在中大师范学院任教的黄友棣借走了一套五册的英文版《格罗夫氏音乐与音乐家辞典》，恰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奉令疏散，黄友棣想将书还给图书馆时，对方由于图书已装箱，不肯收书。

　　5本书重达20斤，“我把这五册书放在包袱内，背着逃难，疏散路程由连县、连山、八步、罗定、茂名，藏身湛江培才中学。”黄友棣在书的扉页上写。1945年底，抗战结束，黄友棣又提着这五册书回到广州，欲二度归还中大图书馆时，由于中大尚未完全复校，图书馆职员再次拒收。

　　后来，黄友棣定居台湾，无奈之下，只好将书暂还给高雄中山大学。直至2010年黄友棣去世，仍然未能归还此书。程焕文得知此事后，曾三度向高雄中山大学“要书”，最终使这5本图书在70年后得以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