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日本《投降诏书》：遣词造句值得玩味

　　姜龙飞

　　70年前的8月15日，是日本裕仁天皇公布《投降诏书》的日子。据此，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将8·15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随后又据太平洋战场之大局，将纪念日改为9月3日，原因是此前一天裕仁再次发布诏书，正式授权签字接受投降书。

　　短短半个多月，裕仁连发两道诏书，值得玩味的不是诏书的颁发频度，而是它的遣词造句。确如裕仁所言，第二道诏书事实上是一份“由同盟国最高统帅指示的投降书”，换言之，“诏书”的文稿是由美国拟定的，“投降书”等字眼，也是由同盟国“强加”的，日本所认可的，仅仅是“停止敌对行为”。而在8·15裕仁自拟的第一道“诏书”中，则根本看不到“投降”、“战败”等字眼，更不存在自认“侵略”的忏悔性词语，虽然它被历史地解读为《投降诏书》。

　　关于投降，裕仁在第一道诏书中是这样界定的：“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言及战争动机，裕仁一如既往，振振有词：“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倒是对美军在广岛等地投放原子弹，他毫不迟疑地高调谴责：“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至于日本给中国及东亚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裕仁也只字不提，相反，还将侵略行径自诩为“为东亚解放而努力”，惟念及“死于战阵、殉于职宁、毙于非命”的帝国臣民，“则五脏为之俱裂”，“深为轸念者也”。

　　这就是裕仁作为大和民族的精神教主和最高象征对全世界舆论所作的战争解读。

　　以史为镜，重读70年前的两道天皇诏书，我相信，所有稍具辨析力的人，都不难从中看到历史对现实的粗壮投影，清晰地触摸到当下日本安倍政府所持立场的逻辑起点，并由此推测日本右翼政客今后可能的行为走向。

　　战后70年，日本除语义多岐的“深刻反省”外，始终拒绝对战争罪行进行道歉。更有甚者，针对今年以来中国开展的一系列抗战纪念活动，日本官房长官竟于“7·7事变”纪念日的第二天，公然声称：此举不利于地区和平。持论之荒谬，和70年前的裕仁如出一脉。1973年，已经80岁的毛泽东曾评价日本，“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也许，这便是日本众多问题叠加的根由之所在。

　　领土狭窄、资源贫乏、文化粗鄙，种种先天不足决定了这个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与生俱来的扩张野心和劫掠欲望。早在抗战爆发前的1927年，日本政府就秘密炮制《田中奏折》，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比《田中奏折》坐胎更早的，则是这个国家对一衣带水的近邻的原始觊觎，以及按捺不住的占有冲动。曾忆否，以鉴真东渡为表征的中日交好的一页刚刚翻过，富庶而渊博的大唐在启迪了岛国蒙昧的同时，也打开了东洋武士贪婪的胃囊。元末明初以来，倭寇对我东南沿海连年骚扰持续掠夺，可怜当初之上海，亦为刀俎间备受宰割的鱼肉。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索性将海盗式的搜刮扩张为对大清藩属国琉球的吞并，将之攫入版图，更名冲绳。继而发动甲午战争，悍然割占台澎，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部中日交往史，可以说笔笔喷火，字字溅血，满纸呜咽。

　　如同欧洲战场上的希特勒不是丘吉尔一家打败的一样，太平洋上的腥风血雨也非罗斯福凭一条残腿独自承受。日本的狡诈，在于战后利用同盟国之间的巨大裂缝，进行选择性站边，媚强凌弱，火中取栗。以安倍为首的右翼政客，更是步其祖宗的后尘，把日本往火坑里拽。鉴往知来，我们不能不说，和甲午风云、抗战硝烟同样深重的威胁始终存在，能让强盗雌伏的，决非唇枪舌剑，而是真正将其彻底打趴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