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抗战老兵：打入伪警署每天给八路军送情报

　　■抗战老兵邢燕。

　　七十年前，他为民族独立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往根据地运枪支和药品；自1988年离休后，他笔耕不辍亲笔写下一米高的文稿，记载从抗战到今天，石家庄的沧桑巨变；本报推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的抗战”系列报道后，他又冒着酷暑帮忙寻找曾经和他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龄老兵。这位令人敬佩的老人就是88岁的抗战老兵邢燕。

　　老兵档案

　　邢燕，1927年3月生，1945年6月入党，河北安平县人。1944年6月在石家庄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10月担任八路军冀中第十一军分区城工部交通员。1947年石家庄解放后，跟随首任市长柯庆施第一批进驻石家庄。1952年7月调任市卫生局秘书干事，1957年任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行政科长，1958年任石家庄市长安区制药厂厂长，1962年任市郊区防疫站站长，1977年任石家庄市防疫站调研员。1988年10月离休。

　　老兵记忆

　　14名同学惨死鬼子刺刀下 12岁少年扛起抗日红缨枪

　　七七事变，日寇铁蹄踏过卢沟桥，入侵华北。

　　国难当头，河北安平县德高望重的绅士邢玉祥，经公选担任了安平县抗日政府的首任县长。随后，他又把两个儿子先后送到了八路军的部队。那年，邢玉祥的三儿子邢燕只有十岁，还在读小学一年级，但受父亲和兄长的影响，他心中早早就打下了抗日救国的烙印。

　　1938年初，日寇经保定向南进犯，安平县全民抗日热情高涨。读二年级的邢燕拿起铁锹，跟老师、同学一起前往城西的大车道，破路阻敌。但没过多久，日军还是占领了安平县城。邢燕跟随父亲邢玉祥举家迁出县城，借住在他大姐的婆家。

　　随后，日军开始对安平周边的村庄进行扫荡。“有一次鬼子扫荡时，大部分人已经提前撤离，但还有一些乡亲没来得及走，被鬼子包围了。”邢燕说，等鬼子撤走后，他跟老师赶到村东的那片树林时，地上已经血流成河，同班的14名男、女同学被绑在大树上，“这些同学死得很惨，全是被鬼子用刺刀刺死的。”

　　“日本鬼子就是魔鬼，他们连十几岁的小孩儿也不放过。”邢燕含着泪说，把死去的同学安葬后，他暗下决心，誓死要把鬼子赶出中国。

　　之后，邢燕加入了村里的抗日先锋队，那年他刚满12岁。于是，村口总能看到邢燕拿着红缨枪，检查过往行人路条的身影。“村里稍微岁数大点的都参加八路军了，我虽然年纪小，但也想为抗日出点力。”邢燕说，从那一刻起，他便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邢燕说，鬼子在敌占区逼着孩子们学日语，而他们则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学习汉语。“学校环境非常艰苦，老师常常拿着砖头在土坯墙上给我们上课，我们则拿着树枝在地上学写字。”邢燕说，而今常有年轻人问他，这种条件下怎么还学习，“我们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誓死不做亡国奴。”

　　小鬼子为消遣用手敲他脑袋 他愤然还击差点儿惹杀身之祸

　　1942年，“五一”反扫荡结束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派人给邢燕年近七旬的父亲邢玉祥送来一封信，信中说希望老人家能全家搬迁到石门（现石家庄），借商人的身份，建立抗日地下联络站，为八路军搜集日伪军的情报。

　　“老父亲没有丝毫犹豫便接受了组织上的这项任务，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经束鹿（现辛集），乘坐火车来到了石家庄。”邢燕说，他们全家租住在石家庄西花园仁义里10号的一处独院内，“这处独院前后共有八间房，南面的四间房我们全家住，北边的房给父亲的一些朋友住。”

　　邢燕说，起初他根本不知道父亲的身份，更不知道住在家中那些陌生的叔叔都是地下党。

　　随后，15岁的邢燕经父亲的熟人介绍来到石家庄的铁路大厂当起了工人。“由于岁数小我只收拾一些零活儿，却可以接触到很多铁路线上的异常情况，所以家里住着的叔叔们（地下党）每天都会问我厂子里的情况。”邢燕说，后来他才明白，父亲是让他去搜集铁路线上的情报。

　　有一天，邢燕刚到厂里上班，带班的就让他给大厂驻扎日本鬼子的值班室内送热水。“当时，值班室内有三个鬼子兵，一名鬼子军官正在看书，两名鬼子兵在喝茶、聊天，两个鬼子兵看到我拎着水壶，便让我过去给他们倒水。”邢燕说，他强忍着怒火给鬼子倒水时，其中一名鬼子竟然用手敲打他的脑袋，“心中积攒的怒火瞬间爆发了，我把水壶扔在了地上，朝着那个鬼子肚子上就是一拳。”

　　“我还大声喊了一句，‘打头，不行！’”邢燕说，那个鬼子被他打得嗷嗷叫，捂着肚子围着屋追赶他。

　　邢燕喊出的那句话，被旁边看书的鬼子军官听到了，“他放下书，问我多大了？”

　　得知邢燕只有15岁后，那名鬼子军官说了句，“15岁还是小孩，17、18岁就要当八路军杀头。”

　　第二天，邢燕便辞掉了铁路大厂的工作。

　　借收发信件获取日军情报 穿着伪警服向城外运枪支

　　1944年6月，邢玉祥和住在他家北屋的乔世模商议，通过关系让16岁的邢燕到日辖的伪警察署，做收发室的传达员。“也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和乔世模叔叔都是地下党员。”邢燕说，那一次，乔世模公开告诉他，自己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并且还嘱咐他，参加地下抗日工作，要绝对保密，不允许对外暴露身份。

　　到伪警察署报到后，邢燕穿上了伪警服，主要负责每天给日伪军的机关送达文件、信件。“每天都要给鬼子的西兵营、北兵营、宪兵队、特务队，以及伪军保安团、警察分署送信。”邢燕说，这些信件中时常有敌人的兵力部署、弹药装备情况以及日伪军近期的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他在送信的途中都会偷偷地把那些信件拿到家里，然后用湿毛巾将密封信件捂湿后打开，把信中内容抄下来，再把信件装好、烤干后送去日伪机关，“抄录下来的情报，家中的交通员则会及时送到冀中军区。”

　　另外，邢燕还利用伪警察署的关系，给地下党和需要进城的八路军办理“良民证”。同时，他还从一些伪警察手中购买枪支、弹药以及药品。“穿着伪警服便可以随便出入城门，收集来的枪支、弹药或者药品，一般都是由我运出城。”邢燕说，他经常是从一个城门口把“货”带出去交给接应的同志，然后再从另一个城门回城，“看城门的伪军问，我就说出去执行任务了，后来出去次数多了，也就没人再问我了。”

　　一年的地下工作，邢燕出色地完成了多次秘密任务，得到了冀中军区领导的肯定。1945年6月，经地下党支部书记乔世模介绍，18岁的邢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邢玉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邢燕和家人连夜逃离。次日，邢燕回到根据地继续从事交通员工作。

　　老兵精神

　　离休后写下一米高的文稿 希望年轻人勿忘屈辱历史

　　连日来，总有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顶着烈日，奔走在城市的街头，手中总是攥着一份《燕赵晚报》。这位老人就是88岁的邢燕老人。

　　他是在帮助本报寻找曾经同他一起抗击日寇侵略的抗战老兵。在邢老的帮助下，记者先后采访了抗战老兵黄克、刘冠卿等多位老兵。

　　每找到一位老兵，邢老常挂着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尽快与这些老人见面，记录下他们身上的故事，给后人留下一段深刻的民族记忆。”

　　当记者来到邢老家中时，却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邢老的写字台前，摆着厚厚一沓手写的书稿，而他仍在奋笔疾书。

　　邢老说，1988年离休后，他给自己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把自己亲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改革开放以及石家庄城市建设中的重大事件都写下来，投递给全市媒体。“27年的时间，仅通过报纸报道的文字，我就整理了三四本，而我自己亲笔写下的我亲历或者目睹的一些资料摞到一起也足有1米高。”邢老说，他之所以把离休后的时间用在写作上，就是为了把石家庄的历史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全民抗日的历史公布于众。

　　“我们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精力也非常有限，所以我想抓紧时间，用手中的笔原原本本地还原侵略者的暴行和国人奋起反抗的历史。”邢老说，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年轻人却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这也是我们老一辈共同的心愿。”

　　文/图 本报记者 董昌 通讯员 姜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