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之前”敌后武装：藏兵于乡野 陷寇于泥沼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所创建的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在此期间，国民党掀起数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中国抗战出现严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侵华日军也转移主要兵力“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我军迎来最艰苦时期。

　　此外，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战况也对这一时期的敌后战场造成较大影响，敌后抗日武装的顽强战斗和坚持，则对全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1

　　抗日根据地人口骤减50%

　　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

　　“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这是1941年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其中，华北是日军“治安肃正”计划的重点。

　　当年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并叫嚣“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日本陆相东条英机甚至宣称：要消灭华北一切不屈服的人，在“血海”中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随后，日军在华北地区实行反复“扫荡”和“清乡”，以及“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2月下旬，日军1500余人“扫荡”了位于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百姓130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与此同时，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

　　日军大肆破坏和毁灭中国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造成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重了经济困难。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毛泽东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阵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这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承担起对日发动全面反攻之前的主要抗战任务。

　　在人民抗日武装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下，日、伪军如同困兽，虽然疯狂地乱扑，终究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敌后战场有着打击日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并拥有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区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发起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在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室原主任刘庭华看来，从1943年秋天起，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在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向全面的反攻。我军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机动灵活、独具中国特色的反攻形态，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派往太平洋战场，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

　　2

　　日本陆军六成在中国战场

　　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海军约30万人，陆军210余万人。陆军有130万人(包括关东军)被部署在中国战场

　　在对华北“治安肃正”的同时，日军另一只手伸进了太平洋。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和美、英等国之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朱德任书记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研究如何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在军事上争取与英美同盟军合作，抵抗日本侵略者。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使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海军约30万人，陆军210余万人。日本陆军用于南进的兵力约40万人，留驻本土的约40万人，其余130万人(包括关东军)被部署在中国战场。

　　刘庭华表示，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浴血奋战和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在抗日根据地聚集起了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

　　对这一点，当时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目前共军乘中国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渐趋激烈”，并认为“为了适应大东亚决战的要求，迅速消灭中共势力，乃是当前急务”。

　　毋庸置疑，中国的敌后军民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给予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巨大支持。

　　在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看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一直认为中国军队战斗力低下，“一个日本兵可以抵三个中国兵”。但随着战争的推进，中国军民抗战意志不断增强、军队作战经验不断丰富，军事物资支援不断增加，与此相对照的是侵华日军精锐兵力逐渐被消灭和抽走，只能代之以战斗力较弱的兵力。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日本终于认识到了中国战场在大量消耗、牵制其兵力。

　　3

　　国民党借机掀起反共高潮

　　共产党坚决有力地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并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对日军发起主动的战略或战役性攻势，反而掉转枪头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实施打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移师北上。行至径县茂林地区时，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血战七昼夜后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在事变后不久打电话质问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还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来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全军改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共产党坚决有力地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并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得到全国人民、中间势力、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极端孤立的处境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看来，在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皖南事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和极大伤痛。与此同时，我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号召和动员国内外力量和各种因素制约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倒退行为，对顽固派形成有效制约，阻止了时局逆转。

　　在敌后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国民党再次掀起了反共高潮。1943年6月至7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陕甘宁边区。由于共产党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动员解放区军民积极准备保卫边区，全国人民纷纷反对，形成了广泛的抗议运动，至10月，此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刘庭华认为，在抗战中，参加到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政党、派别、军事集团虽然也为各自的利益斗争过、摩擦过，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但统一战线却始终没有破裂，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起了核心主导作用，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4

　　内外两线作战坚守根据地

　　中国军民一方面歼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一方面挫败了日本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野心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始于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

　　同年3月，华中敌后战场的苏中、苏南、苏北军民以外线打击敌人、内线坚持斗争相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军事清乡”和“政治清乡”，保存了新四军的有生力量，顽强地坚持敌后战场斗争。

　　同年夏天，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先后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开辟了卫南、豫北根据地；山东军区部队打破日、伪、顽军的夹击，基本上控制了沂山、鲁山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变了对敌斗争的形势。接着山东军区部队又粉碎了日、伪军对清河区、鲁中区的冬季大“扫荡”。

　　“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战场还抗击着侵华日军58%的兵力，约35万人，同时抗击伪军90%的兵力，约73.5万人。”刘庭华说。

　　根据1956年3月日本公布的数据，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军队总共阵亡185万人，在中国战场(不包括东北地区)阵亡40.46万人，占日军阵亡人数的22%左右。

　　史料显示，日军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最多的时候是200万人，最少的时候是8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军民一方面歼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一方面挫败了日本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野心。

　　关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否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的贡献，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阐述。他在文中明言，世界欠着中国的“战争债”，并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未被讲述的二战当中伟大的故事之一。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最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多万。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日本不能从中国抽调足够兵力派往太平洋战场，加上其在中国战场上战线过长，实力已十分虚弱。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冯玮说。

　　视点

　　山区打响麻雀战，平原开展地道战

　　敌后军民千方百计打鬼子

　　针对日军对敌后根据地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全面开展对敌斗争。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歼敌方法，经典红色影视作品《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曾生动反映了我军在敌后战场采取的机智灵活的战法。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山区地势复杂，道路崎岖，人民自卫武装(民兵)熟悉当地情况。当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人民武装像麻雀一样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而日、伪军则因人地生疏，只能龟缩于交通要道，对他们无可奈何。

　　在平原，则展开地道战和破袭战，在道路上挖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敌后军民在一家一户所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的地道。军民依托地道，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

　　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利用废铁、废瓶和石头、瓦罐，制成各式各样的铁雷、磁雷、石雷、瓦雷，埋在村口、路口、门庭院落，使日、伪军无论是在路上，还是进村入户，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敌后军民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碉堡下，常常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使他们心惊胆战。

　　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千万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敌后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广阔水域里出没自如，寻找机会狠狠打击日、伪军。

　　武装工作队是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而创造出来的。1942年春季，在华北反“扫荡”作战中首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一部分人民武装力量深入到敌占区，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发展秘密武装，形成“隐蔽根据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所创造的，它由抗战初期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到战略相持阶段的1941年挑起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上升为主战场，对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刘庭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