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劲旅东江纵队:作战1400余次歼敌9000余人
■编者按
70多年前,为保家卫国,千千万万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慷慨赴难,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华南,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这也是继华北、华中之后的全国第三大敌后战场。
70多年后,我们从曾惨遭日军14个月大轰炸的广州出发,来到韶关——广东的抗战中心,来到南澳岛——广东抗日第一仗遗址,来到平型关大捷遗址……
累累弹痕今犹在,血肉长城谱壮歌。
一个个勇赴国难的悲壮瞬间,一个个浴血奋战的英烈形象,一次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在战火中重生,中华民族洗去百年屈辱,赢得民族尊严,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抗战硝烟早已散尽,抗战精神永存世间。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我们汲取前行的力量,迈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自7月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启动“重走抗战路”1+X采访报道活动,南方日报、南方杂志、南方网、南方周末等派出多路记者,重走先辈们的抗战路。“重走抗战路”子系列今起推出第一期。敬请垂注。
走进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随处可见保存完好的抗战遗迹:交通站、粮食加工场、祠堂、报社、书院、练兵操场……这里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刘氏客家村落,也是华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历史风貌最为完整的抗日旧址。
在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中,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华南敌后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纪念馆、旧址,我们抚今追昔,搜寻当年发生在东江边上的抗战故事。
党史资料记载,东江纵队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先后建立了7个县级政府和一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的艰难情形下,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多兵力的抗日劲旅。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共作战1400余次,歼敌9000余人。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洪奕宜 祁雷(除署名外)
百花洞战斗击毙日军大队长
百花洞村位于东莞大岭山镇以西4公里左右,因住有黄、陆(“绿”的谐音)两姓村民,犹如百花盛开时的两朵花,村后的马山有个龙岩洞,故名百花洞。1941年夏,这里打响了一场持续两天一夜的百花洞战斗。
资料记载,1941年6月10日,驻扎在莞城的长濑大队400余日军和部分伪军,在大队长长濑率领下,兵分两路,准备在11日拂晓合围偷袭大岭山百花洞村。侦得情报后,游击队抢占百花洞西南的小山头制高点准备迎敌,同时在百花洞东大公岭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
日军自以为此次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岂料还未到达百花洞就遭遇伏击。长濑大佐骑着高头大马带领部队从北面直扑过来,不料刚进伏击圈,就被游击队一名战士连发几枪击中,应声倒地。日军瞬间慌了阵脚,有的仓惶跑到了荔枝园,有的卧倒在田沟里抵抗。
“听到枪声,百花洞附近各村的群众听说鬼子被包围了,也纷纷拿着锄头、扁担和木棒登上山头前来助威,爆炸声和喊杀声响彻山间。日军被包围起来,龟缩在阵地等待救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王国梁说,第二日下午,日军收到情报后,从广州、莞城派出1000多日军增援,才把被包围的日军解救出去。
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日军大队长长濑被击毙,日伪军官兵五六十人被击毙击伤;游击队缴获长短枪10余支、弹药辎重一大批,还缴获了几匹战马。在广州的日军首脑事后哀叹:“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战。”
“当时第三大队三个中队总共只有200余人枪,仅有两挺轻机枪,武器装备均不如敌人。但他们不怕强敌,敢与敌人拼个高低。”对这场战事,王国梁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这一仗,打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军威,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东江地区抗日军民的信心。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将军的儿子曾德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游击队得以生存发展,靠的是无数举家参加抗日的爱国群众,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无私援助。“爷爷做海员时辛苦攒下了一些积蓄,回国后在老家购置了10多亩土地。游击队组建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父亲说服母亲,将土地全部变卖了。”
力阻400日兵5小战士殉国
位于东莞凤岗镇沙岭村的老虎山,是当年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代号“飞鹰队”)“小鬼班”五少年牺牲的地方。
“小鬼班”班长黄友,年仅17岁,东莞凤岗德岭人。他和其战友的遗体,如今就葬在东莞凤岗革命烈士陵园里,苍松翠柏,安静肃穆。伫立于绿荫掩映的“黄友亭”前,仿佛又看到了英雄少年当年行军冲锋的英姿,又听到了他们奋勇杀敌的怒吼……
广九线横贯东莞,是南方一条重要的铁路线,日军的物资武器装备调动,全靠这条线路保障。1938年,日本侵略者从大亚湾登陆后很快占领广州,随即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线。1943年冬,飞鹰队奉命进入广九铁路东侧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
在位于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里,解说员向我们讲述了“小鬼班”英勇阻击日兵的事迹:1944年7月22日,飞鹰队在潭屋村歼伪警中队的战斗后,迎着10级台风和暴雨,向雁田撤退。战斗作风勇猛的“小鬼班”担任尖兵队,不料在老虎山脚沙岭村附近与日军藤本大队主力400余人遭遇。敌人很快占据了有利高地,我军被暴露在一大片开阔的稻田地带,形势非常不利。
在黄友的指挥下,“小鬼班”打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顺利掩护后面的大部队撤离,但终因寡不敌众,傅天聪、尹林、赖志强、李明等先后牺牲。激战一个多小时后,黄友大腿被打断、身负重伤。最后时刻,他将驳壳枪和挂包里的《党员须知》埋入稻田淤泥里,奋力向敌人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直至光荣牺牲。
战后,飞鹰中队收集黄友等烈士的遗体,找到黄友塞在淤泥里的手枪和《党员须知》。全体队员无不痛哭失声。两个月后,他们用自制的定时地雷,在石马桥巧妙地放置在敌碉堡内,全歼日军一个班,用缴获的歪把子轻机枪等武器,奠祭英雄黄友。
1944年12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出《东江纵队五少年英雄以一当百光荣殉国》的报道。五位英雄少年,就是东纵第三大队飞鹰队的“小鬼班”。一群20岁不到的少年,用稚嫩的双肩担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深深感动着后人。
在敌伪心脏办报鼓舞民众
在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石灰陂村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内,有一座小平房,当年曾是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办公地址。
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于1941年创办抗日报纸《大家团结》和《新百姓》,这两份报纸就是后来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前身。
《前进报》诞生在日军、伪军、顽军三面夹击的环境中。时任《前进报》社长、93岁高龄的杨奇,对抗战期间在东江创办《前进报》有着特殊的情结。在他看来,“最为艰难惊险而又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办《前进报》那四个年头了”。
《前进报》是油印,报社无固定地址,经常跟随部队在东莞、宝安和大鹏半岛一带辗转流动。杨奇曾回忆,在东莞厚街镇双岗村,紧挨着《前进报》编辑室巷子的那一边,就住着伪军,中间只隔着一堵高墙,伪军士兵的吵闹声和沐浴时的泼水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由于战斗频繁、环境恶劣,报社工作人员有时住破茅棚,有时蹲山洞,有时在深山密林里或灌木丛中,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工具当作桌子。有时印报遇到风沙,沙砾会铺满蜡纸。那时候,敌人经常来扫荡,挨家逐户搜查,但是报社编辑部得到老百姓的掩护和支持,得以生存下来。
《前进报》所刊登新闻以“短”“多”见著,少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如“战斗简报”专栏,语言通俗活泼,有时还加上一些广东地方方言。也很注重版面装饰,如标题美术字经常变化,重视插图和颜色,刻写和油印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前进报》一共发行百余期,它宣传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抗日主张,报道东江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事新闻,唤醒和鼓舞民众,成为广东抗日根据地战士和群众爱读的报纸。
■对话
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长子王国新:
声东击西,端掉日军火库
王作尧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创始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10月,22岁的王作尧从军校毕业后即投身革命。1938年11月东莞县城沦陷后,率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深入敌后,在大岭山及屏山水口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创建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成立后,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南方日报:为什么当时选择阳台山作为抗日基地?
王国新:东江纵队最开始有两支武装,成立后不久遇到围剿,部队被迫向海丰、陆丰转移。后来,我父亲带领一批部下到深圳阳台山一带建立抗日基地。为什么选择阳台山呢?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早前曾带领抗日模范壮丁队在阳台山、大岭山一带活动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另外,他认为阳台山紧邻日军,便于开展对敌作战。
南方日报: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动,少不了打仗吧?
王国新:来到阳台山后,第一战就碰到了日军一个小队。当时,这群日本兵跑到附近一个村庄抢粮食,正好被父亲的部队碰到了,就把日军堵到村子里。日军小队长手里提着两只鸡跑出来,被我军一枪打死了。然后大家一起开枪,又打死了好几个日本兵。剩下的日本兵看情况不对,一下子钻进山里逃走了。日军小队长被打死后,日本人很恼火,调集了100多名日伪军来围剿阳台山。父亲的部队只有30多人,跟他们硬拼肯定不行。父亲就想出个办法——打“麻雀战”,打一下就跑,不停地袭扰日军。因为对地形不熟,又是山地,日本兵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军。围剿了好几天,双方发生了几次战斗,日军看着没办法,就撤退了。我们一共打死、打伤日伪军有二三十人。
南方日报:遇到日军围剿,敌强我弱时怎么办?
王国新:有一次,日军纠集了200多人前来围剿。父亲部队事先得到了情报,知道日军出动以后,在东莞清溪附近的一个军火库基本无兵防守,就提议将这个军火库打掉。作出这个决定后,父亲带领了一个小队在阳台山跟敌人周旋,其余主力部队全部拉到清溪,一下子端掉了日军军火库,活捉了军火库的长官,还缴获了仓库里全部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南方日报记者 祁雷 实习生 何嘉忆 林玲芳
■记事
粉碎日军“大扫荡” “金蝉脱壳”巧突围
日军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沿线据点,出动了“久留米师团”及伪军约9000多人,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向大岭山根据地发起万人“扫荡”,还扬言要消灭抗日游击队,来势汹汹。
东江纵队第四、第五支队政委黄业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详细描述了1943年l1月18日那天突围的情形:“鬼子指挥官挥着指挥刀,在指手划脚,部队在蠕动着。连平圩附近,在一片密密浓浓的乌榄园和甘蔗地里,敌人时隐时现,高大的军马在吃着甘蔗叶子,不难看出,敌人埋伏着,活像一条毒蛇张开血口在等待着我们。”
被包围在大岭山上的部队白天不好行动,只能等到夜幕降临开始突围。所采取的突围战术,是秘密、多路地从敌人包围圈的间隔溜出去,也就是“金蝉脱壳”。黄业负责带领四五十人的队伍,准备经大岭山东侧黄潭村附近一条弯曲的水沟钻出去。“整个队伍都隐蔽在河床里,我们不用趟水,可以沿着长满荆棘的河沟边走。”
走到接近屋尾村时,距离敌人只有几十米了。“给敌人烧掉的房子,木头余烬还未熄灭,透过微弱的火光,随风吹来一阵阵硝烟辛辣的气味。鬼子在走动的影子也隐约可以看见。”黄业在书中回忆,大家横下一条心,悄悄地通过眼前敌人的驻地,成功突围。
第二天拂晓,日军向大岭山发起总攻,等他们攻到山顶,却扑了个空。各路突围部队都已按原定的计划抵达预定目的地。山里的士兵和群众,也在当晚脱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人物
英雄母亲李淑桓:
送七儿抗日救国 携三子捐躯赴难
在东江的抗日队伍中,有一位英雄母亲李淑桓,先后将7个子女送上抗日的战场,其中3个子女连同她自己,都牺牲在打击日寇的疆场上。
李淑桓1894年出生在广东鹤山县一个贡生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结婚后与丈夫办起私塾,1930年迁往香港继续办学。“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淑桓在九龙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惠阳青年会”,接触到了新思想和共产党的教育。1938年1月,李淑桓把大儿子郭显承送到延安,郭显承后在抗日前线上牺牲。1938年冬天,李淑桓把唯一的女儿郭云翔和六子郭际送到惠阳坪山参加游击队。她和三儿子郭显绪暂留香港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你把子女送上前线,将来老了怎么办?”面对别人的疑惑,李淑桓这样回答:“没有国哪还能有家?先救国才能有家啊!我还有几个儿子,要把他们都送去。”短短几句话,充分表达了一位伟大母亲炽热的爱国情怀。1939年5月,李淑桓把四儿子郭显和、五儿子郭显乐也带去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4月,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东移海陆丰时,李淑桓的五儿子郭显乐在掩护部队转移时牺牲,年仅18岁。
1940年底,李淑桓的丈夫病故,当时正值东江的抗日游击队遭围剿,损失惨重,部队缺少兵员。李淑桓简单料理完亲人的后事,就带着11岁的小儿子郭显隆回到东莞参加抗日部队。她被分配到东莞大岭山大塘小学,以教书为名作掩护做民运和交通情报工作。1941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时,李淑桓不幸被捕,遭到疯狂毒打,在大岭山金桔岭被残忍杀害,时年47岁。她的四儿子郭显和也在反击顽军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19岁。李淑桓牺牲的消息传到她所任教的大塘村,群众挥泪相告,学生们泣不成声。
提及李淑桓,曾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她生前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女英雄。”这是对李淑桓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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