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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东北中山中学:三千里大迁徙 烽火弦歌不辍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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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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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穆杰(左)和罗国芬等校友接受采访

  在沈阳,白晶泉接受采访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借用《西南联合大学校歌》里的一句,因为它同样适用于这所“国立一号”中学——东北中山中学。她在离“衡山湘水”不远的湖南永丰镇璜璧堂“暂驻足”。1938年10月21日、25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致湖南处日寇夹击之中。战争的硝烟已弥漫身边,东北中山中学此前已派人入川勘察,希望在大后方找一处落脚之地,虽未选定校址,但也不得不紧急撤离了。

  水路,因武汉沦陷走不通了。

  东北中山中学选择了南下广西迂回入川的路线。93岁的沈阳校友白晶泉解释说:“走湘西经贵州入川要近些,但没火车,又有土匪盘踞,若知道学校有枪肯定来抢,可能造成伤亡。而走广西,路远但较安全,还有火车。”

  1938年11月12日,东北中山中学师生从璜璧堂出发了。

  这一走,便整整一个冬天。

  易家湾·敞车上

  一位老乡大喊:“你们的‘鞋子’掉了!”

  如此撤离,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凄惶。

  同学们穿着草鞋、黄军装,打着裹腿,告别了永丰的璜璧堂,徒步奔湘潭。我们在北京采访过82岁的穆杰。他一家跟东北中山中学有着很深的渊源:父亲乌荫棠是国文老师,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他自己,都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那时我五六岁,而大哥11岁。他后来对我说,父亲一手扶着车帮,一手吃力地将最后一件行李拉上车的情景,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父亲虽是壮年,但在那样拥挤情况下,把母亲和五个孩子送上装满盐包的敞篷火车,再把几件行李和两个装衣物和书籍的、重七八十斤的柳条包弄上来,火车已经缓缓启动。”

  他的二姐穆超还撰文记了一件事儿:

  盐包已超出火车的车帮,找凹处才能坐下。车行至易家湾附近已是半夜,疲惫的人们都已沉沉入睡,只听得一位操着方言的老乡大喊:“你们的鞋子掉了!”我们都被吵醒了。父亲说,鞋掉了就掉了吧,不值得跳下火车去捡。那人又大叫:“鞋子!你们的鞋子!睡在这里的鞋子落车了。”鞋子怎么睡觉?父亲这才醒过味来,一摸发现大哥穆惕乾不在身边了。是哥哥掉下车了!幸好车要进站,已经减速。他急忙跳下车,回跑几十米,看到哥哥蜷曲在铁路边的一个小土包边上。由于连日奔波,疲劳过度,他虽然从车上摔下来,人却还在睡。父亲把他拉上车。哥哥便是那位好心人口中的“鞋子”。

  大家都说,哥哥是死里逃生,拣回一条命。

  在湖南,我们求证多人才弄清楚“孩子”说成“鞋子”的原因:当地人说鞋子听着像“孩子”;管男孩叫“细伢子”,说快了,外地人听着又像“鞋子”。

  桂林·饭馆里

  终吃顿饱饭,还被当地人起个“蝗虫”诨号

  与乌荫棠老师一家不同,白晶泉随着多数师生挤上了闷罐车。

  “闷罐车人多,有撤退的政府职员,有商人,还有我们这些学生,挤得满满的。车上,大家才知道长沙被大火烧了。”白晶泉说,“到霞流,敌机来袭,火车躲进山里,整整停了一天。全车2500多人也饿了一天。天黑了,火车才开,半夜两点到衡阳。带队老师告诉我们,白天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趁着没亮,大家赶紧进城找吃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小饭馆吃上一口。”

  从湘潭到衡阳,再到桂林,师生们一直饿着。

  “在桂林,在刘希夷老师带领下,同学们到街上吃 ‘客饭’。‘客饭’就是一菜一汤,米饭管饱,每客两角。我们这些东北人把人家准备一天的米饭吃光了。未饱,老板过意不去,马上下挂面,又吃光。还是未饱,连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吃下去了。过两天,街上的饭馆都不卖‘客饭’了,米饭一律按碗计价。又因为我们都穿黄色制服,当地人便叫我们‘蝗虫’。”失忆严重的白晶泉接受采访时常“断片儿”,可说这一段经历却很清晰。

  女同学住在桂林市区一个竹棚里,男同学则住在七星岩山洞,休整一周。桂林西行已没有铁路,也没有钱集中搭乘汽车,徒步便成了选择。

  拉铺·大山中

  他,孤零零在那,终不得还乡

  冬天是广西的雨季,山路泥泞。

  据校友张之良回忆:“那天,我背负30多斤的行李,走得全身是汗。走得比我快的同学,被层层的山岭相隔,我看不见了;走得比我慢的同学还未赶上来,路上也没有其他行人和车辆。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一人在那儿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而体质弱的女同学更为狼狈。白晶泉说:“开始不觉得累,几天后就不行了,许多同学脚上打起了血泡。同学们就用针烧红了挑破血泡,再用煤油消毒。横跨瑶山山脉时山高路险,相当艰难。”

  紧接着,意外发生了:学生樊树人死于车轮下。他手中的雨果名著《悲惨世界》被撞得满地飘零。我们在京、沈两地采访过的李曦沐、赵德本和白晶泉都是见证者。据白晶泉回忆:

  途经柳州南拉铺小站,西南公路局的运货车与运汽油的军车斗气,互相超车。一辆军车冲进路旁稻田,将我们的队伍截断。樊树人同学惨死在车下!还有几个同学受伤。大家高喊着要求法办司机。一名中校很蛮横,拿出张纸写什么,说:“写个报告就完了。”刘希夷老师说:“你当踩死只蚂蚁呢?”那名中校悄悄走了。刘老师代表同学们提出三个条件:一、由一位姓陈的上尉出一书面执据说明责任在军方;二、给死者买衣裳、棺材埋葬;三、送伤者到柳州医治。至于善后,由教育部会同国防部来解决。陈上尉总想逃走,一直拖到晚上,才打电话请来他们的营长,按照三个条件解决了问题。

  我们含着泪,擦干樊树人身上的血迹,洗净脸,换上新衣,然后小心翼翼地装殓在棺材里,把他埋葬在山坡上。同学们望一眼拉铺大山中的那座新坟,又含泪上路了。

  “我来自北兮,回北方”。

  而他,孤零零在那,终不得还乡。

  队伍在柳州休整数天后,继续西行,至宜山怀远镇停下来。再往前便是海拔两三千米高的大山,几百里无人烟。从桂林至此,师生徒步760里,历时26天。

  怀远·镇公所

  复课仅三个月,却远胜平日里三年……

  师生已极度疲劳,急待休整。学校决定停留一段时间,并借用怀远镇公所房屋和一座旧庙当教室,于1939年1月5日起即行复课。

  接到复课消息,先行至贵阳的乌荫棠老师回来了,而他三岁的幼子刚刚夭折。事隔多年,穆杰提到父亲与幼弟,眼里瞬间蓄满了泪水。“到贵阳,小弟受不了一路颠沛流离,加上营养不良,染病住院。在病床上,他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声音稚嫩,有气无力的,格外凄凉。他终因缺医少药而死去。在荒草丛生的山野,父亲将一把把湿润的泥土撒在小弟的新坟之上,没有葬礼、没有悼词,惟有阵阵哭声。父亲把我们暂留在龙里,只身南下,回了怀远。”

  已进川的郝泠若老师将夫人安置在重庆,也赶回怀远。不久,他却收到夫人给他寄来一张照片,告知他已另结新欢。生物老师王虚中上课无黑板,学生问:“还上课吗?”他说:“上!”他用粉笔在自己的大衣上画图演示,说:“黑板在我的胸前!”

  苦难中弦歌不辍,老师们,无论正经历怎样的痛苦,都没有辜负“保护和培植东北的爱国力量”的初衷。而学生们也倍加珍惜这样的读书机会。学生石增祥于1999年3月17日在美国洛杉矶写一段小文,提到怀远一课:

  一日,郝师(郝泠若)出了一道作文题:“吾何幸而生于中国!”当时我是怎么答的,已记不清,但,此题却深深印进我的脑海,整整一个甲子仍难忘怀。何以如此?因郝师所用的“何幸”二字使我深思不已。郝师是以十分坚定和自信的心态来预示的,这里没有半点凄切之情。晃眼60年过去了!郝师所预指的“何幸”,已在世界的东方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150多年的国耻将在香港已经回归、澳门就要回归的喜庆声中洗刷干净。

  怀远复课仅三个月,却远胜平日里三年……

  1939年4月,校址选定在川南威远县静宁寺。师生撤离怀远,或徒步或搭车,经河池、南丹、贵阳和乌江渡、娄山关、七十二湾等险路,终于4月底抵达重庆。全程1700余公里。

  流动图书馆

  大迁徙途中,一个小小的流动图书馆在学生中间创立。

  陈寰说:“我很羡慕宣传队里那些同学亲密无间、互相关心的感情。在徒步行军路上,他们分头背了60多本进步书籍和小说,组成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为减轻重量,切去了书上的白边,只留下中间的黑字。他们对我一视同仁,让我读了不少高尔基和其他苏联作家的作品,思想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到怀远镇后,大家把途中每人背负的图书集中,建立借阅制度,供全校同学使用。”

  据刘玉佩回忆,同学们还编写手抄本刊物:《火把》、《场园》,记录路上的见闻、读书札记、诗歌、随想。《火把》由邓育华、李文相、刘玉佩等轮流负责编辑。取名《火把》,意在那长夜难明的旧中国,要有冲破黑暗的决心,以星星之火光照前途;《场园》由礼广贵与高十七八班(学生减员,故两个班级合并)文组同学组织出刊。取名《场园》,一为怀念东北故土,一为广为收获的象征。

  在怀远,同学们举行读书讨论会:1939年3月12日,在程沐寒老师的宿舍里,举行苏联小说《铁流》讨论会;在王秀徵老师家里,同学们读了毛泽东1938年出版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王老师还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送给同学。

  春节猜灯谜

  怀远镇临时复课,教学条件、生活条件都很差,但师生们的精神是饱满的。陈寰说:“除夕包饺子,男女同学一起动手。我一口气吃了30个饺子,算是饱餐了。男同学喝酒划拳,谁赢谁喝酒。除夕的灯谜晚会很热闹,大家在自制的花灯之间穿来穿去,欢声笑语不绝,暂时忘了背井离乡之苦。”

  在北京,赵德本也提到了猜灯谜。他告诉我们,灯谜都是老师创作的,至今还能记起的有:

  女生宿舍(打宋诗一句:“更无一个是男儿”);

  男生宿舍(打世界名作家:但丁);

  张骞出使西域(打中国地名:安西);

  航空信(打中国地名:高邮);

  冬至(打中国地名:天长);

  由此下钩(打北京胡同:鲜鱼口);

  九条黄瓜一刀切(打北京胡同:十八个半截);

  马嵬遗恨已千年(打本校人名:陈玉环);

  明妃西去无来日(打本校人名:胡福久)。

  谜语中提到的陈玉环就是陈寰,她后来到解放区后改名,去掉了中间的玉字。另一个校友胡福久(原交通部公路总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曾撰文回忆:

  郝泠若老师没有教过我这班,但他很熟悉我的情况,在怀远镇过春节时,他草拟的若干条灯谜中就有一则以我的名字为谜底的,谜面是旧诗一句:“明妃西去无来日”,藏着“匈奴(胡)艳福长久”的意思,是张汉同学猜中的。

  这是一张“V”形的东北中山中学迁徙线路图。

  从地图上看似乎并不远,特别是从湖南永丰至重庆的直线距离看着很近。但,我们经计算后发现,师生们走过的这条路足有1700多公里,且多为山路,又赶上雨季,泥泞难行。即使在现在,路况今非昔比,自己驾车走完这段路也要比在平原地区多用近一倍的时间。如阳朔至荔浦仅40余公里,驾车却需一个多小时。

  残酷的战争让他们舍近求远,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

  本版稿件由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伏桂明、周贤忠撰写

  本版图片由王林摄/翻拍 袁野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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