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八十年研究为一念

　　赵孟

　　（钱穆）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

　　勤奋自学成大家

　　钱穆7岁入私塾，10岁进入新式小学——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小学。他的体操老师是钱伯圭，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听说钱穆读《三国演义》已经读得很熟，就对他说：“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钱穆听了，极受震动，他八十多岁时，在《师友杂忆》中写道：“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当时欧洲诸国正是最强盛之时，而中国正当最衰颓之际，故知识分子往往反思自己历史、文化之不如人处。虽然后来欧洲经过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又不断从大帝国分裂为许多小民族国家，历史证明他们也并非“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但是这一问题在当时的提出，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面对亡国的压力，中国知识分子苦思国家前途。1910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力证中国不会亡。这篇文章激发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也包括16岁的钱穆。“但是钱先生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了此文之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是转入了历史的研究。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13岁时，钱穆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成为大历史学家的吕思勉先生，得到了吕先生的欣赏和教诲。

　　因为家贫，钱穆中学没有毕业，就于1912年到一小学任教，从而开始了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他一直以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为遗憾，所以一直勤奋自学，竟然终成大家。他读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深受启发。他自己后来说：“余之游情于清代乾嘉以来校勘、考据、训诂学之藩篱，盖自孙氏此书始。惟清儒多自经学入，余则转自子部入，此则其异也。”（《师友杂忆》）

　　钱穆早就形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读书一定是从头到尾，通体读完，不抽读，不翻阅。后来他又曾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在那里把卷帙巨大的王夫之《船山遗书》读完了。王夫之注《楚辞·九歌》，说“屈原居湘乃汉水，非沅湘之湘”，钱穆感到特别受启发，于是自己作了《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三苗疆域考》、《史记地名考》等。他注意古史地名迁革，其起源在此。后来钱穆又撰《庄子纂笺》一书，也是从王船山注《庄子》而进一步生发的。

　　一文击中今文家

　　1927年秋季，钱穆33岁，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完成了在无锡三师时的讲义《国学概论》，开始一心一意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历史学家顾颉刚家在苏州，返家小住的时候见到了钱穆，在读过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钱穆因苏中校长挽留，没有去中山大学赴任。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办《燕京学报》，又约钱穆为其撰文。

　　清朝后期，今文经学派复兴，刘逢禄说《左传》不传《春秋》，并被刘歆改动过，廖平则说汉代古文经全是刘歆所伪造。后来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变本加厉，直接指斥古文《左传》等诸经尽出刘歆伪造。崔适也著书推波助澜。进入民国之后，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在今文经学思潮基础上发展出“古史辨派”，形成疑古思潮，认为上古历史的记载普遍是不可靠的。钱穆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直抱有怀疑，现在顾颉刚来约稿，他就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反驳康有为和今文家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和顾颉刚的意见相左的。但是顾颉刚十分大气，不以为意，照发不误。这篇文章一发表就震动了学术界。它以《汉书》为基本史料来源，详细整理了刘向、刘歆父子的事迹，证明刘歆并没有窜改群经，《周官》（《周礼》）、《左氏传》二书也都是先秦旧籍，而今、古文经学之区分在东汉以前还并不明显，并列举了“康氏之说不可通者二十八端”。文章直指当时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且一下子就击中了今文家的要害，使人们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了出来。此文一出，北平许多大学的经学史课程都停开了，因为其都主张今文经学派的主张，由此亦可见文章的威力。

　　一己之力著通史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的成名作。顾颉刚由此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这是钱穆人生的一大转变，时间是1930年。不过，钱穆在燕京大学仍然是教国文。1931年，北京大学聘他在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这是他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他另外还可以自行决定开一门选修课，于是开了“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此课与梁启超曾经在清华研究所开过的课程同名，而内容则截然不同。第二年，又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除此之外，钱穆还在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

　　当时国民政府令各大学要开设“中国通史”为必修课。北大从北平各校分聘各断代史专家来讲这门课。钱穆批评说，这样人多嘴杂，学术风格、思想多样，不能一气贯通，学生将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他自告奋勇，愿以一人之力独任“中国通史”一课。北大还真就在1933年聘他开了这门课。这门课每年一轮，颇受学生好评，堂堂爆满，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联大上了两年。

　　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得了学术界的极高赞誉。陈寅恪在看过其稿后，私下对人评价道：“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按：王静安即王国维。）顾颉刚则在其《当代中国史学》中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各校南迁。北大先迁至湖南，而文学院在衡山。钱穆住在衡山，常常去当地的一个图书馆借书，读了《王龙溪》、《罗念庵》两集，对于王阳明一派学说的得失特别有感悟，这是他此后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

　　后来西南联大迁到云南，文学院定在蒙自。同事陈梦家与其夫人赵萝蕤成为了钱穆的好朋友。陈梦家力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钱穆就下决心要撰写《国史大纲》。

　　后来文学院要迁到昆明，钱穆担心到了昆明后交往频繁，俗务太多，没有闲暇落笔，就在宜良县找了个地方住下来，每周四到周六去昆明上课，其余时间在宜良写作。就这样，他以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积累的材料和讲义为基础，用了一年的时间，终将史学巨著《国史大纲》完成。

　　《国史大纲》是钱穆毕生最负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追读。

　　笔耕不辍育新生

　　后来，钱穆又先后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嘉定的武汉大学、遵义的浙江大学、重庆的中央大学讲学，又撰《史记地名考》、《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可惜《清儒学案》书稿在送返南京印刷的江轮上堕入江中，未留副本。

　　抗战胜利后，钱穆并没有收到北大续聘的聘书，这可能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与钱穆理念不合有关。而钱穆也决意远离大城市，远离政治漩涡和人事纠葛，于是在昆明的五华学院、云南大学呆了一段时间，1948年春，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作《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

　　1949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不久即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最先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经过钱穆和同仁们的努力，获得了数方资助，终于使新亚书院站稳了脚跟，并越办越大，又创办了新亚研究所。新亚书院及研究所培养了众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余英时，先后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1963年，新亚书院与另外两所学院合并，根据钱穆的意见，取名“香港中文大学”。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院长的职务。1967年迁居台北。他辞职以后开始撰写《朱子新学案》一书。《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朱熹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80岁之后，钱穆又写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二书。后者尤其重要，实际上相当于钱穆一生为学、工作、交游的简史和总结，极具史料价值。1990年，钱穆以96岁高龄在台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