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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汉奸鼓吹“忘记中国” 学生迫其抱头鼠窜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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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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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斗、王华、程仁义、相志仁、赵庆辉、苏奇厚1938年于大夏附中。

  为防止日军空袭

  大量学校迁址悦来

  1938年初,为防止日军空袭,重庆市县学校纷纷搬迁至乡下避难办学。在悦来徐家坝附近,就迁来了江北中学、大夏附中和南京青年会中学。

  “三所学校离得如此之近,学生如此集中,这里是一个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好地方!”当时在江北中学组织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余兆楠回忆。

  那是到新校区的第一天,余兆楠和同志们将找来的《新华日报》,直接贴在了学校布告栏上。其中关于抗战的重要消息和文章,被红墨水勾了出来。抢着看报的师生们,围了足足三四层。大家对日军暴行义愤填膺,怒吼着抗日口号,人人热血沸腾。

  最开始,学校的抗日活动得到校方支持,进步师生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他们买来《解放》、《全民抗战》,发给大家学习,还在学校和附近的厂矿、农村、城镇举行盛大的演出。

  “同学们用桌子、门板搭成戏台,点上煤气灯来做舞台照明,数十人在台上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时至今日,这个画面仍深深烙刻在余兆楠的心里。

  反动教官赤裸威胁

  进步师生被撤职斥退

  然而好景不长,江北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激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反动派先拿江北中学开刀,造出江北中学“赤化”舆论,并撤换了该校校长戴世桢。

  一天,新来的童军教官吴某来向余兆楠等学生“训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但凡有不听话的人被我揪出来,轻则教育,重则直接开除!”

  接下来,一批思想进步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被撤职和斥退。

  在如此高压的态势下,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被大大限制,地下党的抗日活动,也变得越来越警惕和隐秘。

  余兆楠说,那时组织上的一切事情,包括传达文件,都只能用脑子记,不能留下文本:“由于《新华日报》被禁止订阅,只能由同志从重庆城区带回,然后我们摘录刻印出来,偷偷压在教室黑板擦下,同学们都争相传阅。”

  汉奸鼓吹“忘记中国”

  学生迫其抱头鼠窜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反革命政策的实施,当地校方压制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力度越来越大。大夏附中初中部主任孔繁迪,就常常发表亲日言论,宣传抗日悲观论调,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障碍。

  “当时,党支部就决定,一定要找机会搬掉孔繁迪这块绊脚石,消灭抗日悲观论。”当年大夏附中中共地下党员姚大年,在去世前曾回忆道。

  “中国不忘,势无天理呀!”1938年下学期的一天,孔繁迪在上课时,突然大力鼓吹汉奸言论。

  姚大年和同学们瞬间被激怒了。一下课,该校党支部就组织全校学生开会,选派代表,冲到孔繁迪的办公室里:“你今天必须把汉奸言论收回去!”

  孔繁迪一开始还强撑着理论,但不一会就理屈词穷,抱头鼠窜,离开了办公室。

  该校党支部并未罢休,发动群众张贴标语、画漫画揭露孔繁迪的汉奸嘴脸,孔繁迪最终被迫离校,一场“锄奸运动”取得了胜利。

  反动当局的反扑随之到来。趁学生寒假离校之机,大夏附中校方突然劝退了牛斗、戴祖纯等18名学生,该校学生运动就此陷入低潮。但没有暴露的部分党员,也通过此次事件吸取了经验教训,变得更加成熟。

  为保抗战难童

  保育院连夜转移至悦来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推动下,收容抗战难童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设立了多个分会和保育院,其中直属第九、第十保育院,就设在了悦来。

  武汉沦陷后,1939年夏,大批难童从武汉经长江、嘉陵江转运到重庆。由于日寇飞机对重庆市区实施疲劳轰炸,重庆临时保育院新接收的五百多名儿童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批儿童被迫向郊区转移。

  1940年4月,第九保育院的院长、共产党员彭训带领师生乘着木船从水土镇姜家沱顺江而下,来到江北县悦来场,为难童们寻到了可以安全避难的地方。彭训对儿童十分关心,她自己生活俭朴,与儿童同甘共苦,深受儿童爱戴,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她“彭妈妈”。

  彭训除了认真组织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外,还重视儿童文明行为的培养。许多儿童在这里接受了良好教育,后来成为栋梁之才。

  抗战期间,悦来和江北县的热血男儿慷慨从军,共赴国难,八年期间共报名出征33019人。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抗日军人的子女进入保育院、教养院、慈幼院。

  作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悦来的直属第九、第十保育院,为抗战将士解除了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前方抗战。

  著名诗人余光中曾旅居悦来7年

  《乡愁》第一章节忆往昔

  据余兆楠回忆,悦来几所学校的青年学子虽不能搞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但仍组织学生到街道、田间充当宣传员,还利用晚上时间,在李家湾附近开办农民夜校,由学生轮流去教农民识字,同时作抗日救亡宣传。

  这些爱国学子中,就有当代台湾著名诗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余光中。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第一节写的就是余光中在悦来场的一段少年生活。

  抗战时期,余光中从南京迁至重庆,来悦来时10岁,离开时17岁,其间就读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和父母住在镇北五公里的朱家祠堂。

  “每天早上,母亲站在这里看我上学。我走到山坡下,母亲就看不见了;等我转过弯来,就又看见了。而走了很久,我看见母亲还在那里看我”,2005年,余老回到悦来镇时回忆,因为家离学校有10公里山路,来回一趟不容易,他常常只能通过写信和母亲交谈,于是《乡愁》中有了这样的描写。文/刘佑红 李沁穗

  直属第九保育院首任院长彭训(二排左三)与同学合影。

  近日,由中共渝北区委宣传部、渝北区文联、渝北区悦来街道主办,渝北区作家协会、渝北新闻社联合承办的“悦来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短短数日,主办方就收到了40多位作者的近百篇作品。

  “这是一次集体的回忆,当尘封的历史被揭开时,人们才意识到,曾经的悦来和它的现在同样耀眼。”渝北区作家协会负责人表示,许多征文作品,都不约而同地直指悦来过往的抗战历史,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一些抗战遗址和英烈事迹,也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抗日的硝烟中,悦来是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阵地。民族热血在这里沸腾,全民抗战的决心在这里凝聚。爱国青年与汉奸的激烈抗争,爱心人士在日寇空袭威胁下集中保护五百多名儿童……这些事迹和历史,永远烙印在悦来的山水里,以及一代代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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