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

　　从左到右依次为：马寅初（1882—1982）、何廉（1895—1975）、方显廷（1903—1985）、关梦觉（1913—1990）、吴承明（1917—2011）。

　　在艰苦卓绝、全民奋起的抗日战争中，广大爱国学者不畏战火硝烟、不顾自身安危，或直接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坚持学术救国，揭露日寇经济文化侵略行径，为战时和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版刊发文章，追忆几位经济学家的抗战岁月，缅怀他们为抗战胜利作出的突出贡献。

　　——编者

　　马寅初

　　强烈的民本意识和民族精神

　　周建波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职。曾出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马寅初曾强烈抨击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掠夺和破坏，要求实行民主，反对独裁，并因此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战之前，马寅初针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情况，对中国的财经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并提出建议；抗战期间，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主要围绕财政、金融两个核心命题展开，并就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财政思想。早在抗战之初，马寅初就密切关注中国财政贸易发展情况。1939年6月，马寅初发表《中国之国际贸易》一文，总结了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提出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是实现独立自主的关键，资本不足和人才缺乏是过去国际贸易为人所操纵的原因，强调培养人才和健全组织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抗战有着良好前景，但需要政治经济的支持，而经济发展亟待提高教育水平和行业工会的组织水平。

　　随着抗战的发展，无良官僚资本家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提议对发国难财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他指出，战后移民垦殖、恢复失地、国防开支以及文化经济各项建设都需要巨额资金，建议战后开征临时财产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因战争而暴富的官僚集团和位于敌伪占区的工厂，而对于迁往后方的民族工业则加以保护。此后，马寅初又多次撰文，从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侨胞投资与外资利用的困难等角度为开征临时财产税的必要性作进一步论证。

　　金融思想。抗战期间，针对中国资本匮乏的境况，马寅初特别关注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问题。“可知中国战后，无论对内对外，不言建设则已，如言建设，必以通货为第一着。”他1944年2月写的《通货新论》对此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马寅初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特殊的银本位对工业生产乃至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将“银之金价”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充分考虑银价涨跌对工商业经营者、工人、债务双方和对外贸易的影响。他的政策主张是：禁止白银进口；实行有限银本位，使银币价格不受白银价格涨跌影响。尽管当时多数国家通行的金本位存在诸多积弊，但要用发行纸币替代金本位，必须解决通货控制问题。他指出，管理通货的手段有二：贴现率的运用和公开市场操作。对于内价（国内市场价格）和外价（汇率）之间的关系，马寅初的观点很鲜明，即稳定内价优于外价：“大要以内价与外价同时稳定不可兼得时，与其牺牲内价维持外价，反不如牺牲外价维持内价之为愈。”

　　民生、民主和工业化。马寅初不仅关注经济问题本身，更重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马寅初开始为战后的民主建设奔走呼吁。1944年12月，马寅初发表演讲《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于时人对国家财力的推崇，他指出“其最重要者，非财力，乃财力所由生之物力与人力也”，主张国家长期建设计划中应对民生改进多加关注。

　　马寅初认为，“无论任何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走向民主的一条路，否则无以保其生存与独立。”为了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马寅初力主政府遏制官僚腐败，实业界致力农业改革，提高农民生活水准，为工业化创造必要条件。1945年3月，马寅初于伊斯兰青年会作了《战后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的演讲，认为：“经济上的出路是：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动分子。”同年6月，在为交通大学的同学讲话时，马寅初又针对中茶公司徇私舞弊一案，严厉批评官僚资本的贪婪和混乱。

　　马寅初的政策主张，无论财政方面的加税发债、统制财政，还是金融方面的稳定币值，都在适应特殊时期国家战争需要的同时，体现了强烈的民本意识和民族精神。作为现代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先驱，马寅初对中国问题的客观审视和有益探索充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其经济思想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后世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对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承明

　　为“经济救国”理想而奋斗

　　叶坦

　　吴承明先后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及哥伦比亚大学诸校，历工学、理学、史学、经济学各科，在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艰苦岁月里艰辛求学，为抗战作出了一个经济学人的突出贡献。

　　1934年9月17日，正是“九一八事变”3周年纪念日前一天，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第十级开学典礼，校长梅贻琦致辞，勉励新生努力学习、埋头苦干、报仇雪耻。吴承明是在场的270名新生之一。校长的慷慨陈词燃起他“经济救国”的理想，促使其从学化学转到学经济，以求振国济世。时任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萧遽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都是必修课。吴承明学习十分刻苦，1935年，年仅18岁的他即在《东方既白》创刊号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阐发农业大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

　　随着日军侵华凶焰日炽，东北沦陷、平津危机，“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吴承明入学不久便与黄诚、姚依林等人带领同学开展爱国活动，当选第十级级委主席，曾参加世界语学会和蒋南翔等领导的座谈会。1935年春，吴承明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投身抗战。他与姚依林、蒋南翔等人积极宣传救亡，蒋南翔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承明负责总发行。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酝酿发动游行请愿。清华素有民主传统，发动大游行必经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吴承明向大会提议“响应学联号召，举行游行请愿”，惜未通过。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成大会通过决议，史称“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吴承明提案的清华救国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吴承明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请愿时，他带领清华同学奋勇直前，与反动军警斗智斗勇。此后，他参加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加入该团骨干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选为清华大队长。学生运动惹恼了当局，清华开除了吴承明、黄诚等4人。

　　吴承明转学考入北大史学系。他选修了孟森、钱穆等大家的课，并继续追求其“经济救国”的理想，到经济系听课自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战地服务团，坚持为抗战尽力。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阕，饮恨建康桥”的诗句，记述那段艰辛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跋山涉水到西南联大复学，得以面聆陈寅恪、姚丛吾、刘文典、赵廼抟等名家教诲。他还加入联大话剧团，参演过曹禺执导、闻一多任舞美的剧目，并到基层演出，宣传抗战。

　　1940年夏，吴承明毕业后就职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发表的多篇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如1942年载于《时事新报》的《论当前生产政策》《论大小生产——再论当前生产政策》、1942年载于《金融知识》的《产业资金问题之检讨》、1944年载于《金融知识》的《理想利率》等文章，对于战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及后来的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抗战仍在继续，有识青年已在为战后的国家重建作准备。1943年冬，吴承明舶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为将“经济救国”理想落实为“实业救国”举措，进商学院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此时，美国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吴承明选修金融市场、工业管理、营销学等多学科课程，在比较中深入学习不同学派的观点，成就了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开放包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1945年，他的论文《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被授予贝塔—西格玛—伽马（ΒΣΓ）荣誉学会“金钥匙奖”。1946年，他的学位论文《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顺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国内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吴承明当时是西蒙·库兹涅茨的助手，由于急于报效国家，放弃继续攻博，回国工作。此后，他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研究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成为“学贯中西古今、德泽桃李同仁”的一代名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梦觉

　　理论研究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

　　潘石

　　关梦觉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经济学说史、经济地理、中国经济问题、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等领域都有突出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学开拓者之一。

　　1913年关梦觉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今公主岭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9年考取东北大学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校被迫停课，关梦觉只好回乡教书。1932年5月，东北大学迁往北平，他回校继续读书。1933年，大学刚毕业的关梦觉进入《外交月报》编辑部任编辑，开始关注国际经济问题，撰写抗日文章。1937年，东北籍的进步人士和学生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关梦觉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主持“东北救亡总会”机关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该杂志1938年创刊，1945年8月停刊，为团结东北人民、配合全面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反攻》的舆论阵地，关梦觉发表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寇侵略与掠夺行径。他深刻剖析“日伪物资动员一元化”及“日伪资金的一元化”实质就是“日满一元化”。他认为，日寇推行“以战养战”阴谋，主要是乱发伪钞，夺我外汇，坏我金融；掠夺我物资；倾销仇货；税收掠夺。他指出，在战区，土地根本不能耕种，农民流离失所；“农民被敌人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甚至龙钟老人和孩提幼童，亦不能幸免”；在沦陷区，“敌人在各地大量征收苛捐杂税”；“敌人对原料的搜刮也不遗余力”；“对于各地手工业的破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人力的掠夺，如抽壮丁，强迫劳役等等，那更是无法计算了”；在后方，劳力缺乏，“田园荒芜”，“生产手段的破坏与减少，也成了严重的问题”。

　　1937年，关梦觉加入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为冯玉祥做参谋，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1937年年底，冯玉祥的部队在黄河河套附近战败，部队被打散，关梦觉辗转前往武汉。1938年，郭沫若在武汉组建政治部第三厅，召集了一批进步人士。关梦觉加入其中，积极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1939年，关梦觉辗转来到重庆，担任“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国际问题翻译杂志《时与潮》编辑。关梦觉翻译了大量外国学者分析日德两国经济矛盾的文章，深刻揭露日德法西斯侵略战争对其国内的不良影响，有力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侵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与信心。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掀起反共高潮，《时与潮》杂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关梦觉被列入重庆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的黑名单，最终在叶剑英的关照下得以安全转移。

　　1941年，关梦觉到了河南洛阳，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同年10月被河南大学聘为经济系副教授。29岁的关梦觉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与研究国内外经济问题。同时，他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战时国计民生，撰写的多篇文章对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1943年，国民党迫害进步师生，关梦觉离开洛阳前往西安，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总干事，对国民党统治区严重的经济问题特别是物价、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半年后，他前往山西商业专科学校任教，被聘为教授，主讲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地理三门课程，把抗日救国思想贯穿于教学中。

　　1945年，关梦觉在西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西北总支部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担任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笔。他每隔一天写一篇关于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社论，分析、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上的腐败和政治上的独裁。该刊物在西北地区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民主与和平，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关梦觉被迫离开西安，辗转进入东北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关梦觉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经济规律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关梦觉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爱国主义战士。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把经济理论研究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以文字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行为本质，打击敌人，提振了全民族抗日信心。

　　（作者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何廉、方显廷

　　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

　　杨敬年

　　1936年，我作为第二届研究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此结识了何廉、方显廷两位老师。

　　何廉和方显廷两位先生自学生时代就结为莫逆之交，都以拳拳报国之心从海外学成归来，共同致力于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何先生长于领导、设计和组织，方先生擅长调查研究和教学。在南开，何先生是经济研究所所长，方先生是研究主任和执行所长，配合极为默契。他们以“经济学中国化”为指导方针，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大量论著，以“南开指数”和中国工业化系列调查研究等成就而享誉国内外。同时，他们还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为我国经济学教育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和燕京大学、协和医院、金陵大学联合建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任会长。当时招收的第一、二届研究生学科门类分为合作、土地制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地方财政（第二届增加经济史），目的是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我们第二届研究生共招了9人，入学后赶上欢送何先生去南京政府就职，但他仍担任所长，由方先生任代理所长。我们入学后，天津到处是日本兵，天空日军飞机轰鸣，已经习以为常。临近暑假，一天方先生忽然对我们说，“只要我有饭吃，你们就有饭吃”，我们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七七事变”爆发，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其时我和几位同学正在外地考察。我们去南京见何先生，他说既已出来，就继续考察。

　　1938年春，南开大学仍无复学消息。迫于生计，我到湖南省民政厅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就接到方先生发来的三封电报，一封发到我家，一封发到湖南辰谿刘君煌（经济研究所第一届同学）家，一封发到民政厅，告知我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已迁至贵阳并更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由方先生主持协进会业务，邀我前去工作。1939年，由于贵阳遭到日寇大轰炸，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无法继续，方先生与何先生商定，将南开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校内，继续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恢复招收研究生。抗战期间，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各地合作单位的实践调查均无法按原计划进行，方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动态，将研究生的主要学习和研究方向调整为经济理论与货币问题。他1941年到1943年赴美访学期间，从国外大量搜集西方刚刚兴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著作并迅速纳入教学课程。

　　1944年1月，方先生重返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职，同时应何先生之邀，担任中央设计局研究部主任，受命主持编制《（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 （提要）》，到1945年底完成。这两项成果集中展现了他们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构想。抗战期间，南开与清华、北大在昆明共建西南联合大学，惟独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是便于何先生管理之故。经济研究所从1939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到1948年共招11届，培养研究生59人，研究方向分为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国际经济、货币银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统计、经济史等。

　　抗战胜利后，何先生与方先生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所，同时主编《经济评论》周刊。但此后不久，由于国内局势和经济秩序混乱，各项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开展。1947年后，方先生接受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邀请，长期在联合国任职，致力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研究。何先生则赴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并访问了多所大学。1948年夏，何先生受命回国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当时，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研究。何先生给我寄来500美元作旅费，催我赶快回国。后来，何先生去了美国，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者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