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曾被打成"反党集团" 周扬列举其"反党"行为

　　《丁玲传》（上下），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丁玲传》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夫妇，他俩多年来始终孜孜于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不倦。他俩有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王增如女士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但他们更在乎怎么从作为学者的历史之眼，去看待丁玲。

　　对于丁玲，比起文坛学界一些人惯常发出的“不简单”或“复杂性”的感叹，我倒更喜欢用“另类”一词来形容她。

　　不是吗？她最早就是以“另类”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坛。对于写作初衷，她在晚年写的《我的生平与创作》中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

　　丁玲的“复杂性”确实又在于，她一生始终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

　　丁玲的确有许多“另类”面孔。年轻时，她有着“莎菲式”张扬的“另类”个性。但很快，她“左倾”了，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反蒋抗日。她革命了，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国民党视为“另类”，遭到绑架逮捕，囚禁了三年。可是当她1936年逃离南京，抵达陕北，在延安叛逆了早年的那个莎菲，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之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无疑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眼中的“另类”之后，因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等小说、散文，遂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没有分清“延安”还是“西安”的“另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丁玲再一次成为“另类”。1955年周扬开始攻击丁玲，列举出她一系列的“反党”行为，打成“反党集团”，两年之后的1957年，她又被打成“右派”。

　　至于晚年丁玲被视为“另类”，主要是由于她在含冤那么多年，又遭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罪之后，竟然不“揭露”，不“控诉”，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除了小说，丁玲散文搭建的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世界，从早期写《五月》《河西途中》《风雨中忆萧红》等，到晚年的《“牛棚”小品》《魍魉世界》《风雪人间》，这一过程不啻从精神炼狱中的磨难到人格思想深呼吸的一次历练，一种升华。身陷牢狱也好，下放北大荒、蹲牛棚也罢，孤独可以压迫她的呼吸，却无法窒息她的生命。她认定自己是无辜的“罪人”。“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将同这些可恶的恶魔搏斗。”真诚、朴素，倔强、勇敢，乐观、悲壮，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理想智慧的光芒。朴素中溢出高山流水的境界，冲淡处透发梅雪争春的清芬，酣畅里闪现粗犷豪迈的雄奇。

　　这正是《丁玲传》要努力抓住的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以翔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让已向历史深处走去的丁玲，变得“眉目清晰”起来，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同时也是我们的期待。傅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