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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金方昌:严刑利诱奈何我 颔首流泪非丈夫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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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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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方昌唯一的照片

  ○个人简介

  金方昌,1921年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普通回族家庭。1935年,考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中学。1937年,中断学业到山西参加抗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当选为中共代县县委委员。同年11月的一天,他在代县城东北赤土沟一带运粮,被敌探告密,陷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12月3日,英勇就义。为永久纪念金方昌,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将他生前战斗过的大西庄村改名为“方昌村”。

  1940年11月,山西代县县城的狱中,寒风刺骨。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19岁青年,艰难地举起仅有的一条胳膊,蘸着鲜血在墙壁上写下14个字:“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他就是回族抗日英雄金方昌。

  临刑前夜,金方昌给哥哥们写信说,“我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他还要求哥哥“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能把弟弟侄儿们都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2月3日,凛冽寒风中,代县县城大集,日伪将金方昌和他的数名战友一起押赴刑场。金方昌沿途高喊“日本强盗,狗汉奸,抗日人民是杀不完的”,随之慷慨就义。

  为纪念金方昌,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将他生前战斗过的大西庄村改名为“方昌村”。

  1 17岁入党到抗日最前沿工作

  1921年6月,金方昌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普通回族家庭,金方昌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金方昌很有个性,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家里人称呼他“四磙子”。这样的性格注定他不会平庸地生活在沉闷而压抑的环境里,他想要出去闯闯。

  1935年夏,金方昌考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中学。这年冬天,北平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金方昌和聊城的爱国学生奋起响应,不久来到济南,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烽火燃起。11月,金方昌报名当兵,家人说他年纪尚小,还应再继续读书。他说:“我年轻也能办大事,当兵杀敌,为人民报仇雪恨,不比流亡好吗?”就这样,金方昌中断学业,随兄到山西参加抗战,并考入民族革命大学。

  1938年,金方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向党组织强烈要求到抗日最前线工作。这一年,金方昌从民族革命大学毕业,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分配到代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

  代县,当时是抗日斗争的最前沿,在历史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的特殊地理位置,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高度重视。1937年9月,代县就被日军占领。日军把这里作为继续南进的战略据点,常驻一个旅团,并在阳明堡修建了飞机场。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减租减息政策

  2 群众“小金同志”不离口,敌人悬赏捉拿

  金方昌到代县时,这里的抗日政府刚成立,只有十几名党政干部,力量很小,武器缺乏,群众基础也很薄弱。不久,代县县委进行改组,金方昌担任赵家湾区的区委书记。只有17岁的金方昌,此时已经成为成熟的抗日战士。

  赵家湾地处山区,环境十分艰苦,日军经常进山“扫荡”。为了加强统治,敌人命令各村向县府送村名册,邻取“良民证”。赵家湾村的村长李文华接到敌人的通告后,担心不领“良民证”会招来屠杀,便偷偷跑到城里办了登记手续。金方昌知道后,立即把李文华找来,气愤而又诚恳地说:“你真糊涂哇!交了村名册,领回良民证,敌人可就为所欲为地派粮抓夫、残害百姓了,这不是把绳索往自己脖子上套吗?你这样做,是把老百姓往敌人火坑里推啊!”李文华深感惭愧。

  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抗日,1940年前后,华北各根据地兴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晋察冀边区普遍开展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中是有记载的。金方昌根据县委部署,在赵家湾积极推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粮”的政策,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对此,一些地主、富农极为不满,千方百计在群众中制造谣言,诽谤抗日政权。金方昌从团结的角度出发,一再耐心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的必要性。对于少数破坏减租减息的地主富农分子,则进行了必要的斗争。

  在金方昌的领导下,赵家湾区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他领导群众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民主选举了抗日政权,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党的政策,帮助群众种地、挑水。赵家湾顿时一片沸腾的景象,成为代县抗日斗争的一个坚强堡垒。

  在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活中,金方昌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浓厚的感情,人们都亲昵地称他“小金”或“俺们的小金同志”。有一年夏天,赵家湾一带发生旱灾,地里的荞麦都枯死了,许多人吃糠、吃野菜。金方昌看到房东王振邦的父亲体弱多病,就把组织上分配给自己的几斤白面送给了房东。老人看到金方昌白天黑夜地工作,十分劳累,怎么也不肯收。金方昌说:“你年纪大了,吃点白面,补养补养身体,我还年轻,吃些野菜没关系。”王振邦一家深受感动,把金方昌当亲人一样看待。

  张德成是赵家湾区沿村的一个50多岁的老农。有一次,日军对赵家湾一带进行“扫荡”,张德成把金方昌藏在自己家中。“他是什么人?”几个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问。“我的儿子!”张德成坦然地答道,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恐,敌人悻悻而去。

  赵家湾的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后,金方昌将18岁以上的青年组织成“武装模范队”,后又建立了区分队,他亲自兼任区分队政委。他率领战士们和各村民兵,割电线、挖公路,伏击敌人的巡逻队,打得日军惊魂不定,整天龟缩在炮楼里。一天夜晚,金方昌带领民兵到山外破坏敌人交通线,刚一出山口,便遇上了敌人的巡逻小分队。金方昌机警地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八路军团口部队。”金方昌听出是假的,便指挥民兵将敌人全部俘获。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代县抗日民主政权日趋巩固,金方昌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迅速发展,日军和代县伪政权惊恐万状,在几次进山“扫荡”都失败后,便四处张贴布告:悬赏5000元,捉拿金方昌!

关于减租工作的指示

  3 送完最后一批公粮,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1940年,他当选为中共代县县委委员。在他的要求下,县委调他到斗争环境比较恶劣的城关区任区委书记。11月下旬,金方昌接到县委通知说,敌人最近向代县大量增兵,有对周围地区进行“扫荡”的迹象,要他抓紧时间,赶在敌人封锁山口之前,把公粮送到根据地。

  11月23日下午,金方昌和区自卫队队长周致远等几位战友来到代县城东北15里的赤土沟监督送公粮,直忙到深夜送走最后一批粮食,他们才转移到大西庄村西的山洞里休息。赤土沟是代县二区抗日工作开展比较落后的一个村庄,群众基础较差,隐藏在村里的敌人密探庞拴有、庞达达等经常四处活动,破坏抗日斗争。他们得知金方昌等人到来,连夜将消息上报给驻代县的日军和伪军。

  第二天清晨,两百多名敌人包括骑兵,在伪警备队队长郎豹武的带领下,悄悄包围了赤土沟,扑空后,又朝大西庄袭来。庞达达一进村,便遇到了刚从山洞回来的金方昌和周致远等人。他大声喊:“抓住金方昌,别叫他跑了!”敌人的骑兵扑过去,金方昌和战友们一边回头射击一边朝山梁上跑。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他们把手枪和文件埋藏在一块岩石下,与敌徒手搏斗,终因敌众我寡,不幸被捕。

  25日,敌人把金方昌关押到日军特务机关“红部”。“红部”的特务头子叫石谷,外号叫“活阎罗”。他暗自盘算:金方昌虽是共产党的要犯,但毕竟还年轻,只要能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就可以把代县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于是,他在“红部”院内的东厢房安排了一间舒适的房屋,让金方昌住,每天送好吃好喝的。有一天,郎豹武来诱降金方昌:“小兄弟,看来不过十八九岁吧?真是年轻有为啊!石谷先生和我本人对你非常钦佩。只要你回心转意,为日本人办事,我郎某保你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呸!”金方昌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没有骨气的卖国贼,总有一天,中国人民要和你算总账。”

  诱降失败后,石谷恼羞成怒,连续几天对金方昌严刑拷打,他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但他坚贞不屈,拒不招供。在寒风刺骨的牢房里,他艰难地举起仅有的一条胳膊,蘸着鲜血在墙壁上写下14个字,“严刑利诱奈何我,颔首流泪非丈夫。”

  1940年12月2日深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金方昌借着月光,用铅笔头在纸烟盒上给县委和哥哥写了信。

  在给县委的信中,他写道:“我被捕,但没有任何对革命不忠诚的地方。无论在敌人拷打中、利诱中,没有暴露一点秘密。牺牲是为了革命,没有什么,这是革命成功的代价。”

  在给哥哥们的信中,他写道:“我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他还要求哥哥们:“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能把弟弟侄儿们都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2月3日,凛冽寒风中,代县县城大集,日伪将他和数名战友一起押赴刑场。他沿途高喊“日本强盗,狗汉奸,抗日人民是杀不完的”,随之慷慨就义。

  1942年,代县游击队在一次伏击战中,一举击毙双手沾满金方昌烈士和其他无数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宪兵队长石谷。

  为永久纪念烈士金方昌,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命令,将他生前战斗过的大西庄村改名为“方昌村”。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遗骨被移葬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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